我家裏有各種各樣的書，有工具書、科學書和文學書，還有戴尼提、氣功師一類的書，這些書裏所含的信息各有來源。我不願指出書名，但恕我直言，有一類書純屬垃圾。這種書裏寫著種種古怪異常的事情，作者還一口咬定都是真的，據說這叫人體特異功能。
人腦子裏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有可靠的知識，有不可靠的猜測，還有些東西純屬想入非非。這些東西各有各的用處，我相信這些用處是這樣的：一個明理的人，總是把可靠的知識作為根本；也時常想想那些猜測，假如猜測可以驗證，就擴大了知識的領域；最後，偶爾他也準許自己想入非非，從怪誕的想象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啟迪。當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東西分開，不會把怪誕的想象當真——但也有例外。
當年我在農村插隊，見到村裏有位婦女撒癔症，自稱狐仙附了體，就是這種例外。時至今日，我也不能證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隻知道它們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體不能認定是假，隻能說是很不可信。假設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體，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症。當然，還有別的解釋，說那位婦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體現象”，或者是有了特異功能（自從狐仙附體，那位大嫂著實有異於常人，主要表現在她敢於信口雌黃），自己不會解釋，歸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覺得此說不對。在學大寨的年代裏，農村的生活既艱苦，又乏味，婦女的生活比男人還要艱苦。假如認定自己不是個女人，而是隻狐狸，也許會愉快一些。我對撒癔症的婦女很同情，但不意味著自己也想要當狐狸。因為不管怎麽說，這是一種病態。
我還知道這樣一個例子，我的一位同學的父親得了癌症，已經到了晚期，食水俱不能下，靜脈都已紮硬。就在彌留之際，忽然這位老伯指著頂棚說，那裏有張祖傳的秘方，可以治他的病。假如找到了那張方子，治好了他的病，自然可以說，臨終的痛苦激發了老人家的特異功能，使他透過頂棚紙，看到了那張祖傳秘方。不幸的是，把頂棚拆了下來也沒找到。後來老人終於在痛苦中死去。同學給我講這件事，我含淚給他解釋道：伯父在臨終的痛苦之中，開始想入非非，並且信以為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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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一個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為生活中巨大的壓力。走投無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麽都信（馬林諾夫斯基也是這樣來解釋巫術的）。雖然原因讓人同情，但放棄理性總是軟弱的行徑。我還認為，人體特異功能是件不可信的事，要讓我信它，還得給我點壓力，別叫我“站著說話不腰疼”。比方說，讓我得上癌症，這時有人說，他發點外氣就能救我，我就會信；再比方說，讓我是個猶太人，被關在奧斯維辛，此時有人說，他可以用意念叫希特勒改變主意，放了我們大家，那我不僅會信，而且會把全部錢物（假如我有的話）都給他，求他意念一動。我現在正在壯年，處境尚佳，自然想循科學和藝術的正途，努力地思索和工作，以求成就。換一種情況就會有變化。在老年、病痛或貧困之中，我也可能相信世界上還有些奇妙的法門，可以呼風喚雨，起死回生。所以我對事出有因的迷信總抱著寬容的態度。隻可惜有種情況叫人無法寬容。
在農村還可以看到另一種狐仙附體的人，那就是巫婆神漢。我以為他們不是發癔症，而是裝神弄鬼，詐人錢物。如前所述，人在遇到不幸時才迷信，所以他們又是些趁火打劫的惡棍。總的來說，我隻知道一個詞，可以指稱這種人，那就是“人渣”。各種邪門書的作者應該比人渣好些，但憑良心說，我真不知好在哪裏。
我以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準則應以誠信為根本。假如知識分子也騙人，讓大家去信誰？但知識分子裏也有人信邪門歪道的東西，這就叫人大惑不解。理科的知識分子絕不敢在自己的領域裏胡來，所以在誠信方麵記錄很好。就是文史學者也不敢編造史料，假造文獻。但是有科學的技能，未必有科學素質；有科學的素質，未必有科學的品格。科學家也會五迷三道。當然，我相信他們是被人騙了。老年、疾病和貧困也會困擾科學家，除此之外，科學家隻知道什麽是真，不知道什麽是假，更不諳弄虛作假之道，所以容易被人騙。
小說家是個很特別的例子，他以編故事為主業；既知道何謂真，更知道何謂假。我自己就是小說家，你讓我發誓說寫出的都是真事，我決不敢，但我不以為自己可以信口雌黃到處騙人。我編的故事，讀者也知道是編的。我總以為寫小說是種事業，是種體麵的勞動，有別於行騙。你若說利用他人的弱點進行欺詐，幹盡人所不齒的行徑，可隻因為是個小說家，他就是個好人了，我抵死也不信。這是因為虛構文學一道，從荷馬到如今，有很好的名聲。
我還以為，知識分子應該自尊、敬業。我們是一些堂堂君子，從事著高尚的事業。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看自己和自己的事業，小說家也不該例外。現在市麵上有些書，使我懷疑某人是這麽想的：我就是個卑鄙小人，從事著齷齪的事業。假如真有這等事，我隻能說：這樣想是不好的。
最近，有一批自然科學家簽名，要求警惕種種偽科學，此舉來得非常及時。《老殘遊記》上說，中國有“北拳南革”兩大禍患。當然，“南革”的說法是對革命者的汙蔑，但“北拳”的確是中國的一大隱患。中國人——尤其是社會的下層——有迷信的傳統，在社會動蕩、生活有壓力時，簡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時有人來裝神弄鬼，就會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災難。這種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於它會使群眾變得不可理喻。這是中國文化傳統裏最深的隱患。宣傳科學，崇尚理性，可以克製這種隱患；宣揚種種不可信的東西，是觸發這種隱患。作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不可為一點稿酬，就來為禍人間。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7月1日《中華讀書報》。（未完待續）
人腦子裏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有可靠的知識，有不可靠的猜測，還有些東西純屬想入非非。這些東西各有各的用處，我相信這些用處是這樣的：一個明理的人，總是把可靠的知識作為根本；也時常想想那些猜測，假如猜測可以驗證，就擴大了知識的領域；最後，偶爾他也準許自己想入非非，從怪誕的想象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啟迪。當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東西分開，不會把怪誕的想象當真——但也有例外。
當年我在農村插隊，見到村裏有位婦女撒癔症，自稱狐仙附了體，就是這種例外。時至今日，我也不能證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隻知道它們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體不能認定是假，隻能說是很不可信。假設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體，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症。當然，還有別的解釋，說那位婦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體現象”，或者是有了特異功能（自從狐仙附體，那位大嫂著實有異於常人，主要表現在她敢於信口雌黃），自己不會解釋，歸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覺得此說不對。在學大寨的年代裏，農村的生活既艱苦，又乏味，婦女的生活比男人還要艱苦。假如認定自己不是個女人，而是隻狐狸，也許會愉快一些。我對撒癔症的婦女很同情，但不意味著自己也想要當狐狸。因為不管怎麽說，這是一種病態。
我還知道這樣一個例子，我的一位同學的父親得了癌症，已經到了晚期，食水俱不能下，靜脈都已紮硬。就在彌留之際，忽然這位老伯指著頂棚說，那裏有張祖傳的秘方，可以治他的病。假如找到了那張方子，治好了他的病，自然可以說，臨終的痛苦激發了老人家的特異功能，使他透過頂棚紙，看到了那張祖傳秘方。不幸的是，把頂棚拆了下來也沒找到。後來老人終於在痛苦中死去。同學給我講這件事，我含淚給他解釋道：伯父在臨終的痛苦之中，開始想入非非，並且信以為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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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一個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為生活中巨大的壓力。走投無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麽都信（馬林諾夫斯基也是這樣來解釋巫術的）。雖然原因讓人同情，但放棄理性總是軟弱的行徑。我還認為，人體特異功能是件不可信的事，要讓我信它，還得給我點壓力，別叫我“站著說話不腰疼”。比方說，讓我得上癌症，這時有人說，他發點外氣就能救我，我就會信；再比方說，讓我是個猶太人，被關在奧斯維辛，此時有人說，他可以用意念叫希特勒改變主意，放了我們大家，那我不僅會信，而且會把全部錢物（假如我有的話）都給他，求他意念一動。我現在正在壯年，處境尚佳，自然想循科學和藝術的正途，努力地思索和工作，以求成就。換一種情況就會有變化。在老年、病痛或貧困之中，我也可能相信世界上還有些奇妙的法門，可以呼風喚雨，起死回生。所以我對事出有因的迷信總抱著寬容的態度。隻可惜有種情況叫人無法寬容。
在農村還可以看到另一種狐仙附體的人，那就是巫婆神漢。我以為他們不是發癔症，而是裝神弄鬼，詐人錢物。如前所述，人在遇到不幸時才迷信，所以他們又是些趁火打劫的惡棍。總的來說，我隻知道一個詞，可以指稱這種人，那就是“人渣”。各種邪門書的作者應該比人渣好些，但憑良心說，我真不知好在哪裏。
我以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準則應以誠信為根本。假如知識分子也騙人，讓大家去信誰？但知識分子裏也有人信邪門歪道的東西，這就叫人大惑不解。理科的知識分子絕不敢在自己的領域裏胡來，所以在誠信方麵記錄很好。就是文史學者也不敢編造史料，假造文獻。但是有科學的技能，未必有科學素質；有科學的素質，未必有科學的品格。科學家也會五迷三道。當然，我相信他們是被人騙了。老年、疾病和貧困也會困擾科學家，除此之外，科學家隻知道什麽是真，不知道什麽是假，更不諳弄虛作假之道，所以容易被人騙。
小說家是個很特別的例子，他以編故事為主業；既知道何謂真，更知道何謂假。我自己就是小說家，你讓我發誓說寫出的都是真事，我決不敢，但我不以為自己可以信口雌黃到處騙人。我編的故事，讀者也知道是編的。我總以為寫小說是種事業，是種體麵的勞動，有別於行騙。你若說利用他人的弱點進行欺詐，幹盡人所不齒的行徑，可隻因為是個小說家，他就是個好人了，我抵死也不信。這是因為虛構文學一道，從荷馬到如今，有很好的名聲。
我還以為，知識分子應該自尊、敬業。我們是一些堂堂君子，從事著高尚的事業。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看自己和自己的事業，小說家也不該例外。現在市麵上有些書，使我懷疑某人是這麽想的：我就是個卑鄙小人，從事著齷齪的事業。假如真有這等事，我隻能說：這樣想是不好的。
最近，有一批自然科學家簽名，要求警惕種種偽科學，此舉來得非常及時。《老殘遊記》上說，中國有“北拳南革”兩大禍患。當然，“南革”的說法是對革命者的汙蔑，但“北拳”的確是中國的一大隱患。中國人——尤其是社會的下層——有迷信的傳統，在社會動蕩、生活有壓力時，簡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時有人來裝神弄鬼，就會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災難。這種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於它會使群眾變得不可理喻。這是中國文化傳統裏最深的隱患。宣傳科學，崇尚理性，可以克製這種隱患；宣揚種種不可信的東西，是觸發這種隱患。作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不可為一點稿酬，就來為禍人間。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7月1日《中華讀書報》。（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