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時，常看“笑星”考斯比的節目。有一次他講了這麽一個笑話：小時候，他以為自己就是耶穌基督。這是因為每次他一人在家時，都要像一切小鬼一樣，把屋裏鬧得一團糟。他媽回家時，站在門口，看到家裏像發過一場大水，難免要目瞪口呆，從嘴角滾出一句來：啊呀，我的耶穌基督……他以為是說他呢。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他的這種想法也越來越牢固，以至於後來到了教堂裏，聽到大家熱情地讚美基督，他總以為是在誇他，心裏難免麻酥酥的，搖頭晃腦暗自臭美一番。人家高叫“讚美耶穌我們的救主”，他就禁不住要答應出來。再以後，他爹他媽發現這個小鬼頭不正常，除了給他兩個大耳光，還帶他去看心理醫生。最後他終於不勝痛苦地了解到，原來他不是耶穌，也不是救世主——當然，這個故事講到這個地步，就一點都不逗了。這後半截是我加上的。
我小的時候，常到鄰居家裏去玩。那邊有個孩子，比我小好幾歲，經常獨自在家。他不亂折騰，總是安安靜靜跪在一個方凳上聽五鬥櫥上一個匣子——那東西後來我們拆開過，發現裏麵有四個燈，一個聲音粗啞的舌簧喇叭，總而言之，是個破爛貨——裏麵說著些費解的話，但他屏息聽著。終於等到一篇文章念完，廣播員端正聲音，一本正經地說道：革命的同誌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這孩子馬上很清脆地答應了兩聲，跳到地上揚塵舞蹈一番。其實匣子裏叫的不是他。剛把屁股簾摘掉沒幾天，他還遠夠不上是同誌和戰友，但你也擋不住他高興。因為他覺得自己除了名字張三李四考斯比之外，終於有了個冠冕堂皇的字號，至於這名號是同誌、戰友還是救世主，那還在其次。我現在說到的，是當人誤以為自己擁有一個名號時的張狂之態。對於我想要說到的事，這隻是個開場白。
當你真正擁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字號時，真正臭美的時候就到了。有一個時期，匣子裏總在稱讚革命小將，說他們最敢闖，最有造反精神。所有歲數不大，當得起那個“小”字的人，在臭美之餘，還想做點什麽，就擁到學校裏去打老師。在我們學校裏，小將們不光打了老師，把老師的爹媽都打了。這對老夫婦不勝羞辱，就上吊自殺了。打老師的事與我無關，但我以為這是極可恥的事。幹過這些事的同學後來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搞不明白，自己當時為什麽像吃了蜜蜂屎一樣，一味地輕狂。國外的文獻上對這些事有種解釋，說當時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穿身舊軍裝，到大街上揮舞皮帶，是性的象征。但我覺得這種解釋是不對的。我的同齡人還不至於從性這方麵來考慮問題。
小將的時期很快就結束了，隨後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期。學校裏有了工人師傅，這些師傅和過去見到的工人師傅不大一樣，多少都有點暈暈乎乎、五迷三道，雖然不像革命小將那麽瘋狂，但也遠不能說是正常的。然後就是“三支兩軍時期”，到處都有軍代表。當時的軍代表裏肯定也有頭腦清楚、辦事穩重的人，但我沒有見到過。最後年輕人都被派往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學習後者的優秀品質。下鄉之前，我到京郊農村去勞動，作為一次預演。那村裏的人在我們麵前也有點不夠正常——尋常人走路不應該把兩腿叉得那麽寬，讓一輛小車都能從中推過去，也不該是一顛一顛的模樣，隻有一條板凳學會了走路才會是這般模樣。在蕭瑟的秋風中，我們蹲在地頭，看貧下中農晚匯報，匯報詞如下：“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讀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領著小學生們斂芝麻。報告完畢。”我一麵不勝悲憤地想到自己長了這麽大的個子，居然還是小學生，被人領著斂芝麻；一麵也注意到匯報人興奮的樣子，有些人連凍出的清水鼻涕都顧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來啦。現在我提起這些事情，絕不是想說這些樸實的人們有什麽不對，而是試圖說明，人經不起恭維。越是天真、樸實的人，聽到一種於已有利的說法，證明自己身上有種種優越的素質，是人類中最優越的部分，就越會不知東西南北，撒起癔症來。我猜越是生活了無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會豎起耳朵來聽這種於己有利的說法。這大概是因為撒癔症比過正常的生活還快樂一些吧——說到了這一點，這篇文章也臨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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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學的學生。有一回被拘到禮堂裏聽報告，報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說是被拘去的，是因為我並不想聽這個報告，但缺席要記曠課，曠課的次數多了就畢不了業。這位先生的報告總是從恭維聽眾開始。在清華大學時，他說：這裏是清華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呀；在北大則說：這裏是有五四傳統的呀；在人大則說：這是有革命傳統的學校呀。總之，最後總要說，在這裏做報告他不勝惶恐。我聽到他說不勝惶恐時，禁不住舌頭一轉，鼻子底下滾出一句頂級的粗話來。順便說一句，不管到了什麽地方，我首先要把當地的罵人話全學會。這是為了防一手，免得別人罵我還不知道，雖然我自己從來不罵人，但對於粗話幾乎是個專家。為了那位先生的報告我破例罵了一回，這是因為我不想受他恭維。平心而論，恭維人所在的學校是種禮貌。從人們所在的民族、文化、社會階層，乃至性別上編造種種不切實際的說法，那才叫做險惡的煽動。因為他的用意是煽動一種癔症的大流行，以便從中漁利。人家恭維我一句，我就罵起來，這是因為，從內心深處我知道，我也是經不起恭維的。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8期《三聯生活周刊》雜誌。（未完待續）
我小的時候，常到鄰居家裏去玩。那邊有個孩子，比我小好幾歲，經常獨自在家。他不亂折騰，總是安安靜靜跪在一個方凳上聽五鬥櫥上一個匣子——那東西後來我們拆開過，發現裏麵有四個燈，一個聲音粗啞的舌簧喇叭，總而言之，是個破爛貨——裏麵說著些費解的話，但他屏息聽著。終於等到一篇文章念完，廣播員端正聲音，一本正經地說道：革命的同誌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這孩子馬上很清脆地答應了兩聲，跳到地上揚塵舞蹈一番。其實匣子裏叫的不是他。剛把屁股簾摘掉沒幾天，他還遠夠不上是同誌和戰友，但你也擋不住他高興。因為他覺得自己除了名字張三李四考斯比之外，終於有了個冠冕堂皇的字號，至於這名號是同誌、戰友還是救世主，那還在其次。我現在說到的，是當人誤以為自己擁有一個名號時的張狂之態。對於我想要說到的事，這隻是個開場白。
當你真正擁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字號時，真正臭美的時候就到了。有一個時期，匣子裏總在稱讚革命小將，說他們最敢闖，最有造反精神。所有歲數不大，當得起那個“小”字的人，在臭美之餘，還想做點什麽，就擁到學校裏去打老師。在我們學校裏，小將們不光打了老師，把老師的爹媽都打了。這對老夫婦不勝羞辱，就上吊自殺了。打老師的事與我無關，但我以為這是極可恥的事。幹過這些事的同學後來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搞不明白，自己當時為什麽像吃了蜜蜂屎一樣，一味地輕狂。國外的文獻上對這些事有種解釋，說當時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穿身舊軍裝，到大街上揮舞皮帶，是性的象征。但我覺得這種解釋是不對的。我的同齡人還不至於從性這方麵來考慮問題。
小將的時期很快就結束了，隨後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期。學校裏有了工人師傅，這些師傅和過去見到的工人師傅不大一樣，多少都有點暈暈乎乎、五迷三道，雖然不像革命小將那麽瘋狂，但也遠不能說是正常的。然後就是“三支兩軍時期”，到處都有軍代表。當時的軍代表裏肯定也有頭腦清楚、辦事穩重的人，但我沒有見到過。最後年輕人都被派往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學習後者的優秀品質。下鄉之前，我到京郊農村去勞動，作為一次預演。那村裏的人在我們麵前也有點不夠正常——尋常人走路不應該把兩腿叉得那麽寬，讓一輛小車都能從中推過去，也不該是一顛一顛的模樣，隻有一條板凳學會了走路才會是這般模樣。在蕭瑟的秋風中，我們蹲在地頭，看貧下中農晚匯報，匯報詞如下：“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讀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領著小學生們斂芝麻。報告完畢。”我一麵不勝悲憤地想到自己長了這麽大的個子，居然還是小學生，被人領著斂芝麻；一麵也注意到匯報人興奮的樣子，有些人連凍出的清水鼻涕都顧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來啦。現在我提起這些事情，絕不是想說這些樸實的人們有什麽不對，而是試圖說明，人經不起恭維。越是天真、樸實的人，聽到一種於已有利的說法，證明自己身上有種種優越的素質，是人類中最優越的部分，就越會不知東西南北，撒起癔症來。我猜越是生活了無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會豎起耳朵來聽這種於己有利的說法。這大概是因為撒癔症比過正常的生活還快樂一些吧——說到了這一點，這篇文章也臨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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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學的學生。有一回被拘到禮堂裏聽報告，報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說是被拘去的，是因為我並不想聽這個報告，但缺席要記曠課，曠課的次數多了就畢不了業。這位先生的報告總是從恭維聽眾開始。在清華大學時，他說：這裏是清華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呀；在北大則說：這裏是有五四傳統的呀；在人大則說：這是有革命傳統的學校呀。總之，最後總要說，在這裏做報告他不勝惶恐。我聽到他說不勝惶恐時，禁不住舌頭一轉，鼻子底下滾出一句頂級的粗話來。順便說一句，不管到了什麽地方，我首先要把當地的罵人話全學會。這是為了防一手，免得別人罵我還不知道，雖然我自己從來不罵人，但對於粗話幾乎是個專家。為了那位先生的報告我破例罵了一回，這是因為我不想受他恭維。平心而論，恭維人所在的學校是種禮貌。從人們所在的民族、文化、社會階層，乃至性別上編造種種不切實際的說法，那才叫做險惡的煽動。因為他的用意是煽動一種癔症的大流行，以便從中漁利。人家恭維我一句，我就罵起來，這是因為，從內心深處我知道，我也是經不起恭維的。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8期《三聯生活周刊》雜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