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東方》的社會倫理漫談專欄寫文章時，我懷有一種特殊的責任感，期待自己的工作能為提高社會的道德水平作出一點貢獻。然而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隨時保持內省的狀態是我們的傳統，不能丟掉。
我記得在我之前寫這個專欄的何懷宏先生，寫過一篇討論全社會的道德水平能否隨經濟發展提高的文章，得出了“可以存疑”的結論。對於某些人來說，何先生的結論不能令人滿意。結論似乎應當是可以提高而且必須提高。如果是這樣，那篇文章就和大多數文章一樣，得到一種號召積極行動的結論。
號召積極行動的結論雖好，但不一定合理。再說，一篇文章還沒有讀，結論就已知道，也不大有趣。我認為，目前文化界存在著一種“道德保守主義”，其表現之一就是多數文章都會得到這種結論。
在道德這個論域，假如不持保守的立場，就不會一味地鼓吹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舉例言之，假如你持宋儒的觀點，就會認為，全社會沒有了再醮的寡婦，所有的女孩子都躲在家裏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道德水平就是很高的，應該馬上朝這個方向努力；而假設你是“五四”之後的文化人，就會認為這種做法道德水平有多高是有問題的，也就不急於朝那個方麵努力。這個例子想要說明的是，當你急於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時，也許已經忽略了社會倫理方麵發生的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往往受到了別的因素的影響，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因為我們國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變，這種變革也正在發生，所以如何去提高道德水平是個最複雜的問題；而當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時，也就喪失了提高道德水平的急迫感。
前年夏天，我到外地開一個會——在此聲明，我很少去開會，這個會議的夥食標準也不高——看到一位男會友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麵用龍飛鳳舞的筆跡寫著一串英文：OK，Let’spee！總的來說，這個口號讓人振奮，因為它帶有積極、振奮的語調，這正是我們都想聽到的。但是這個pee是什麽意思不大明白，我覺得這個字念起來不大對頭。回來一查，果不出我所料，是尿尿的意思。搞明白了全句的意思，我就覺得這話不那麽激動人心了。眾所周知，我們已過了要人催尿的年齡，在小便這件事上無須別人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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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這件事，不是要討論如何小便的問題，而是想指出，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幹什麽，然後再決定是不是需要積極和振奮。
這隻是我個人的意見，當然，有些人在這類事情上一向以為，無論幹的是什麽，積極和振奮總是好的。假如倒回幾年，到了“文化革命”裏，連我也是這樣的人。當年我堅信，一切方向問題都已解決，隻剩下一件事，“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所以在回憶年輕時代的所作所為之時，唯一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就是：那段時間我一直積極而振奮，其他的事都隻能令我傷心。
我個人認為，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取決於兩個方麵，一是價值取向，二是在這些取向上取得的成就。很顯然，第一個方麵是根本。倘若取向都變了，成就也就說不上，而且還會適得其反。因此，要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就要解決兩方麵的問題。一、弄清哪一種價值取向比較可取；二、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來推進它。坦白地說，我隻關心第一個問題。換言之，我最關心pee是要幹什麽，在搞明白它是什麽意思之前，對OK，Let’s中包含的強烈語氣無動於衷。我知道自己是個挺極端的例子；另一種極端的例子是對幹什麽毫不關心，隻關心積極進取，狂熱推動。我覺得自己所處的這個極端比較符合知識分子的身份，並為處於另一極端的朋友捏一把冷汗。假如他們湊巧持一種有益無害的價值取向，行為就會很好；假如不那麽湊巧，就要成為一種很大的禍害。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的一生是否能於社會有益、於人類有益，就不再取決於自己，而是取決於機遇。正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思考何種社會倫理可取的人的責任就更重大了。
我本人關心社會倫理問題，是從研究同性戀開始。我做社會學研究，但是這樣一個研究題目當然和社會倫理問題有關係。現在有人說，同性戀是一種社會醜惡現象，我反對這種說法，但不想在此詳加討論——我的看法是，同性戀是指一些人和他們的生活，說人家是種社會現象很不鄭重。我要是說女人是種社會現象，大家以為如何？——我隻想轉述一位萬事通先生在澡堂裏對這個問題發表的宏論，他說：“同性戀那是外國的高級玩藝兒，我們這裏有些人就會趕時髦……這艾滋病也不是誰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說這些話時，我的一位調查對象就在一邊坐著。後者告訴我說，他的同性戀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他既不是想趕時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他還認為，生為一個同性戀者，是世間最沉重的事。我想，假如這位萬事通先生知道這一切，也不會對同性戀做出輕浮、趕時髦這樣的價值評判，除非他對自己說出的話是對是錯也不關心。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倫理道德的論域也和其他論域一樣，你也需要先明白有關事實才能下結論，而並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隻要你是個好人，或者說，站對了立場，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學物理也好，學數學也罷，都得想破了腦袋，才能得到一點成績；假設有一個領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績，那倒是很開心的事，不過，假如我有了這樣的感覺，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醫生。
在本文開始的時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義”這樣一種說法。我以為“道德保守主義”和不問價值取向是否合理、隻求積極進取的傾向，在現象上是一回事，雖然它們在邏輯上沒有什麽聯係。這主要是因為假如你不考慮價值取向這樣一個主要問題（換言之，你以為舊有的價值取向都是對的，無須為之動腦子），就會節省大量的精力，幹起呼籲、提倡這類事情時，當然精力充沛，無人能比。
舉例來說，有關傳統道德裏讓寡婦守節，我們知道，有人說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又有人說過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些先生沒有仔細考慮過讓寡婦守節是否合理，此種倫理是否有必要變革，所以才能如此輕鬆地得出要喪偶女士餓死這樣一個可怕的結論。
喜歡蕭伯納的朋友一定記得，在《巴巴拉少校》一劇裏，安德謝夫先生見到了平時很少見到的兒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較一下兒子，就問他能幹點什麽。他答道：幹什麽都不行，我的特長在於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對，斯泰芬先生是說他在倫理道德方麵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安德謝夫把斯泰芬狠狠損了一頓，說道：你說的那件事，其實是世界上最難的事。
當然，這位老爺子不是在玩深沉，他的意思是說，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與此有關的一切事都搞清。這是最高的智慧，絕不是最低的一種。這件事絕不輕鬆，是與非並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倫理道德的論域裏，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認為，隻有詳細地考慮有關證據，經過痛苦的思索過程，才能搞清什麽是對，什麽是錯——我就是這樣考慮倫理問題的；另一種認為，什麽是對什麽是錯根本無須考慮，隻剩下了如何行動的問題——我嫉妒這種立論的方式，這實在太省心。假設有位女子風華絕代，那麽她可以認為，每個男人都會愛上她，而且這麽想是有理由的。但我很難想象，什麽樣的人才有資格相信自己一拍腦袋想出來的東西就是對的；現在能想出的唯一例子就是聖靈充滿的耶穌基督。我這輩子也不會自大到這種程度。還有一種東西可以拯救我們，那就是相信有一種東西絕對是對的，比如一個傳統，一本小紅書，你和它融為一體時，也就達到了聖靈充滿的境界。
在這種狀態下，你會感到一切價值取向上的是與非都一目了然，你會看到那些沒有被“充滿”的人都是那麽墮落，因而充滿了道德上的緊迫感。也許有一天，我會向這種誘惑屈服，但現在還不肯。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5期《東方》雜誌。（未完待續）
我記得在我之前寫這個專欄的何懷宏先生，寫過一篇討論全社會的道德水平能否隨經濟發展提高的文章，得出了“可以存疑”的結論。對於某些人來說，何先生的結論不能令人滿意。結論似乎應當是可以提高而且必須提高。如果是這樣，那篇文章就和大多數文章一樣，得到一種號召積極行動的結論。
號召積極行動的結論雖好，但不一定合理。再說，一篇文章還沒有讀，結論就已知道，也不大有趣。我認為，目前文化界存在著一種“道德保守主義”，其表現之一就是多數文章都會得到這種結論。
在道德這個論域，假如不持保守的立場，就不會一味地鼓吹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舉例言之，假如你持宋儒的觀點，就會認為，全社會沒有了再醮的寡婦，所有的女孩子都躲在家裏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道德水平就是很高的，應該馬上朝這個方向努力；而假設你是“五四”之後的文化人，就會認為這種做法道德水平有多高是有問題的，也就不急於朝那個方麵努力。這個例子想要說明的是，當你急於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時，也許已經忽略了社會倫理方麵發生的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往往受到了別的因素的影響，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因為我們國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變，這種變革也正在發生，所以如何去提高道德水平是個最複雜的問題；而當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時，也就喪失了提高道德水平的急迫感。
前年夏天，我到外地開一個會——在此聲明，我很少去開會，這個會議的夥食標準也不高——看到一位男會友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麵用龍飛鳳舞的筆跡寫著一串英文：OK，Let’spee！總的來說，這個口號讓人振奮，因為它帶有積極、振奮的語調，這正是我們都想聽到的。但是這個pee是什麽意思不大明白，我覺得這個字念起來不大對頭。回來一查，果不出我所料，是尿尿的意思。搞明白了全句的意思，我就覺得這話不那麽激動人心了。眾所周知，我們已過了要人催尿的年齡，在小便這件事上無須別人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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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這件事，不是要討論如何小便的問題，而是想指出，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幹什麽，然後再決定是不是需要積極和振奮。
這隻是我個人的意見，當然，有些人在這類事情上一向以為，無論幹的是什麽，積極和振奮總是好的。假如倒回幾年，到了“文化革命”裏，連我也是這樣的人。當年我堅信，一切方向問題都已解決，隻剩下一件事，“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所以在回憶年輕時代的所作所為之時，唯一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就是：那段時間我一直積極而振奮，其他的事都隻能令我傷心。
我個人認為，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取決於兩個方麵，一是價值取向，二是在這些取向上取得的成就。很顯然，第一個方麵是根本。倘若取向都變了，成就也就說不上，而且還會適得其反。因此，要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就要解決兩方麵的問題。一、弄清哪一種價值取向比較可取；二、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來推進它。坦白地說，我隻關心第一個問題。換言之，我最關心pee是要幹什麽，在搞明白它是什麽意思之前，對OK，Let’s中包含的強烈語氣無動於衷。我知道自己是個挺極端的例子；另一種極端的例子是對幹什麽毫不關心，隻關心積極進取，狂熱推動。我覺得自己所處的這個極端比較符合知識分子的身份，並為處於另一極端的朋友捏一把冷汗。假如他們湊巧持一種有益無害的價值取向，行為就會很好；假如不那麽湊巧，就要成為一種很大的禍害。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的一生是否能於社會有益、於人類有益，就不再取決於自己，而是取決於機遇。正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思考何種社會倫理可取的人的責任就更重大了。
我本人關心社會倫理問題，是從研究同性戀開始。我做社會學研究，但是這樣一個研究題目當然和社會倫理問題有關係。現在有人說，同性戀是一種社會醜惡現象，我反對這種說法，但不想在此詳加討論——我的看法是，同性戀是指一些人和他們的生活，說人家是種社會現象很不鄭重。我要是說女人是種社會現象，大家以為如何？——我隻想轉述一位萬事通先生在澡堂裏對這個問題發表的宏論，他說：“同性戀那是外國的高級玩藝兒，我們這裏有些人就會趕時髦……這艾滋病也不是誰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說這些話時，我的一位調查對象就在一邊坐著。後者告訴我說，他的同性戀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他既不是想趕時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他還認為，生為一個同性戀者，是世間最沉重的事。我想，假如這位萬事通先生知道這一切，也不會對同性戀做出輕浮、趕時髦這樣的價值評判，除非他對自己說出的話是對是錯也不關心。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倫理道德的論域也和其他論域一樣，你也需要先明白有關事實才能下結論，而並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隻要你是個好人，或者說，站對了立場，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學物理也好，學數學也罷，都得想破了腦袋，才能得到一點成績；假設有一個領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績，那倒是很開心的事，不過，假如我有了這樣的感覺，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醫生。
在本文開始的時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義”這樣一種說法。我以為“道德保守主義”和不問價值取向是否合理、隻求積極進取的傾向，在現象上是一回事，雖然它們在邏輯上沒有什麽聯係。這主要是因為假如你不考慮價值取向這樣一個主要問題（換言之，你以為舊有的價值取向都是對的，無須為之動腦子），就會節省大量的精力，幹起呼籲、提倡這類事情時，當然精力充沛，無人能比。
舉例來說，有關傳統道德裏讓寡婦守節，我們知道，有人說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又有人說過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些先生沒有仔細考慮過讓寡婦守節是否合理，此種倫理是否有必要變革，所以才能如此輕鬆地得出要喪偶女士餓死這樣一個可怕的結論。
喜歡蕭伯納的朋友一定記得，在《巴巴拉少校》一劇裏，安德謝夫先生見到了平時很少見到的兒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較一下兒子，就問他能幹點什麽。他答道：幹什麽都不行，我的特長在於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對，斯泰芬先生是說他在倫理道德方麵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安德謝夫把斯泰芬狠狠損了一頓，說道：你說的那件事，其實是世界上最難的事。
當然，這位老爺子不是在玩深沉，他的意思是說，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與此有關的一切事都搞清。這是最高的智慧，絕不是最低的一種。這件事絕不輕鬆，是與非並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倫理道德的論域裏，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認為，隻有詳細地考慮有關證據，經過痛苦的思索過程，才能搞清什麽是對，什麽是錯——我就是這樣考慮倫理問題的；另一種認為，什麽是對什麽是錯根本無須考慮，隻剩下了如何行動的問題——我嫉妒這種立論的方式，這實在太省心。假設有位女子風華絕代，那麽她可以認為，每個男人都會愛上她，而且這麽想是有理由的。但我很難想象，什麽樣的人才有資格相信自己一拍腦袋想出來的東西就是對的；現在能想出的唯一例子就是聖靈充滿的耶穌基督。我這輩子也不會自大到這種程度。還有一種東西可以拯救我們，那就是相信有一種東西絕對是對的，比如一個傳統，一本小紅書，你和它融為一體時，也就達到了聖靈充滿的境界。
在這種狀態下，你會感到一切價值取向上的是與非都一目了然，你會看到那些沒有被“充滿”的人都是那麽墮落，因而充滿了道德上的緊迫感。也許有一天，我會向這種誘惑屈服，但現在還不肯。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5期《東方》雜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