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對傳統的反思
穿越賈璉之慢節奏生活 作者：江陵野遊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天佑帝與開國重臣們所製定的政策是建立在對前明失敗教訓的吸取上和對現實社會經濟的考察之上的。
而從一個方麵可以很好的反映這兩點——戶籍製度的失敗。
前明的戶籍製度沿襲元蒙， 大致可以粗略劃分為民戶、特殊勞役戶。
特殊勞役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軍戶、匠戶、灶（鹽）戶。
軍籍身份的演變與衛所製的失敗密切相關。就像如今京營裏有人喝兵血一樣，衛所製下的軍隊一樣喝。
但怎麽喝呢？
一是占役，也就是將領利用權力迫使士兵充當仆役、佃戶等等，為其私利工作，但隻發給士兵很少一部分的薪俸，或者幹脆沒有，這一現象的持續導致了軍戶的地位一再下降；
二是直接壓榨，也是最主要的方式，侵占士兵的軍餉、軍需配給，這導致普通士兵不得不在本職工作外，找外快，以養活自己；
三是將領利用勾取遞補士兵的機會自肥。明代軍製規定，如果衛所有士兵死亡，在補充兵源時，是需要前往死亡士兵的原籍征人的。但任何人從前兩點就可以看出當兵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毫無地位可言，根本沒人願意當兵，於是大量非軍籍民眾在這樣的遞補士兵過程中受到敲詐勒索。
於是在以上因素的影響下，逃籍就不可避免。更不用說，曆代都有把有罪的刺配充軍的傳統，明代也不例外，軍戶的社會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
盡管前明屢次清查逃籍人員，但將領們並不怎麽願意執行，因為隻要廣泛的逃籍現象不被發現，那麽就可以繼續吃空餉。
同時天佑帝製定的本朝軍製、邊政與當時的思潮、軍隊組成密切相關。明末至本朝初年的思想家最大的特點是反理學，講複古，以至於顏元、黃宗羲在論田製時講起井田、平均。
出身北地的顏元由於切身之痛，在軍製上的思考更多，認為兵農分離導致了軍隊戰鬥力的下降，應該在恢複井田的基礎上實現兵農合一，治農即治兵，同時施於教育，以求文武兼備。
這當然是不切實際的，但卻一定程度上切合了當時軍功勳貴們的要求，對其進行改造後，結果就演變為了北地節度使、南地守備府的南北軍製差異。
唐藩鎮的特點就在於軍權、行政權、財權三合一的地方自治王國。
而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北地的經濟屬性不斷下降，軍事屬性不斷抬升，天佑帝決定在以九邊為核心的北地施行半地方自治，下放軍權，行政權保留，財權二分。
財權二分指的是地方征收、邊鎮使用。北方地方財稅所得由地方征收，統一劃歸戶部的專項軍費池子裏，在樞密院和兵部的協調下根據實際情況分配到各鎮，戶部隻管從地方到樞密院、樞密院到諸鎮的具體賬目明細。
實際操作中，地方稅收征收後就放在地方藩庫內，等待中央按就地、就近原則劃撥調整，轉交給諸鎮，減少上繳後再下放過程中可能造成的損耗開支。
但這是不夠的，就像開中法所起的作用一樣，北地的財稅根本無法承擔如此龐大的北地軍費開支，所以其餘不足由中央劃撥，而地方行政開支也由中央承擔。
這裏存在一些問題，但暫時按下不表，我們回到鹽戶身上，從江南鹽戶的變化出發。
鹽稅是僅次於田賦的國家財稅收入。
明代最初由政府劃撥鹽戶耕地、草料地維持其生計，再根據其經濟情況收起定額鹽數。但和土地兼並一樣，貧寒鹽戶的財產被家境殷實的鹽戶所吞並，許多小鹽戶被逼失去生計而逃籍。
盡管明代政府製定了詳細的法律，對逃籍、脫籍人員進行嚴懲，但鹽戶的世襲製度已經無法維持，最終現實打敗了傳統的戶籍身份製度。
明晚期，政府開始對鹽的生產采取放任政策，鹽業被富有的鹽戶占據，而貧寒的鹽戶多數演變為富戶的雇工。
到本朝初年，鹽場幾乎被鹽商們瓜分，鹽戶變為支薪雇傭工人，依靠鹽商生活，天佑帝時做過努力，但無濟於事，從這裏可以看出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破壞了傳統的鹽戶世襲社會，而這正是當時江南商業發展的側寫。
本朝在鹽政上最終采取了同開中折色一樣的操作，由鹽商交納白銀換取鹽引，而非糧食等物資，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開海政策上，施行專營貿易，由皇帝任命的皇商群體進行經營，所得按律上繳國庫與內庫。
通過內府皇商插手各業謀利的特殊方式，皇帝在財政上保留了極大的話語權，而這同樣是對明末的反思，崇禎帝對地方士大夫的放權而導致的稅收征不上來、國無餘財，足夠讓太祖和天佑帝保持警醒了。
這樣的軍製和財稅體製下，京營由同內府皇商關係密切的江南勳貴把持，這一情況在嘉祥帝時期達到巔峰。
而九邊則被元從係和西南係勳貴控製，同京營形成製衡，最為重要的火器、大炮除薊遼外的九邊隻是少量裝備，其餘大多歸屬京營。
最後京城到江南的運輸線由漕運總督衙門控製，國朝初年的勢力劃分得以最終形成。
大概是這麽個大概，但在北方會形成節鎮主要是因為得天下後兩係勳貴的勢力最大，皇帝不得已地放任，讓他們圈地自肥。
這樣的政策沒有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北方巨大的國防軍費開支超出了北方地方經濟承受範圍。
本朝的做法隻是將中央財政劃撥的對象主體從九邊軍鎮改為了地方政府，而由於南北空間距離上的遙遠所造成的損耗成本隨著時間演變隻會越來越高，導致收支失衡、財政破產。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麵下手，一是徹底消滅邊患，後金和喀爾喀蒙古；二是想辦法發展邊地經濟，不求實現自給自足，最少也要減輕國防開支的壓力。
第一點已經在做了，第二點到目前為止都有問題。
但第二點卻是最為核心，不然明末悲劇還會再現，明末出現了一個十分惡劣的現象——南北分裂。
崇禎帝時三餉的攤派將這一現象體現了淋漓盡致。
三餉指的是遼餉——應對後金入侵但軍餉不足的賦稅，又叫“九厘地畝銀”，簡稱“九厘銀”；剿餉——鎮壓農民軍的軍費；練餉——為了訓練邊兵、鄉兵而征收的賦稅。
三餉在當時看來都是必須的，從皇帝統治的角度講。但南方士人、官員對從哪裏征這筆錢是有異議的，他們主張按全國土地進行平均攤派。
這個騷操作簡直是狗屎。這一操作的理由是南方已經承擔了比北人更重的稅賦，所以在三餉上應當平均分攤。
結果這一操作直接將北方的民眾推向了農民軍和後金女真。
因為其無視了北方民眾在天災、後金入侵、流民作亂的接連打擊下，根本交不起這筆錢，更不用說交的是“九厘銀”。
北方根本不產白銀，天下白銀首在江南，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兩銀子在南北方的購買力簡直是天差地別，相應地一兩銀子的稅賦落在南北民眾身上的負擔也是天差地別。
對於南方士人而言，大明的滅亡導致他們無憂無慮的富裕生活消失了，所以才多有哀悼。
但在同一時空下，彼時江南士人在江南享受榮華富貴、動輒聚會百人千人，連秦淮河都裝不下這幫王八蛋的奢靡無度的時候，北方民眾卻在易子而食，你覺得這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嗎？
所以後來江南反抗後金統治的時候，由前明北方軍隊改編而來的綠營兵，在屠殺江南人方麵毫不手軟，甚至可以用欣喜若狂來形容。
最搞笑的是當明朝統治結束的那一刻，江南士人所依附的國家機器垮台後，江南的奴隸開始反抗這些士人的統治、摧毀他們的田地財富的時候，這些飽讀詩書、自詡華夏的士人立馬向他們眼中的狄夷卑躬屈膝，跪舔至極。
當然後來江南士人之所以又開始懷念明朝，是因為後金開始向他們征收在明朝統治時期拖欠的賦稅，而他們根本交不起.........
以至於出現了拋家舍業的現象，這和他們痛恨的流民有什麽區別？
..........
這一係列的現象可以理解為江南士人作為國家統治階層，在這一國家機器麵臨崩潰的情況下從國家的主人退了一步，退到江南的主人。
這很正常，曆代封建王朝統治結束的時候，地方割據勢力都有抬頭的跡象。
有因必有果。
相較於北方民眾迫於生存的無奈，江南士人的前後一係列行為可以用前倨後恭、厚顏無恥、卑鄙下流........來形容。
而更讓人惡心的是某些思想家的言論。
而從一個方麵可以很好的反映這兩點——戶籍製度的失敗。
前明的戶籍製度沿襲元蒙， 大致可以粗略劃分為民戶、特殊勞役戶。
特殊勞役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軍戶、匠戶、灶（鹽）戶。
軍籍身份的演變與衛所製的失敗密切相關。就像如今京營裏有人喝兵血一樣，衛所製下的軍隊一樣喝。
但怎麽喝呢？
一是占役，也就是將領利用權力迫使士兵充當仆役、佃戶等等，為其私利工作，但隻發給士兵很少一部分的薪俸，或者幹脆沒有，這一現象的持續導致了軍戶的地位一再下降；
二是直接壓榨，也是最主要的方式，侵占士兵的軍餉、軍需配給，這導致普通士兵不得不在本職工作外，找外快，以養活自己；
三是將領利用勾取遞補士兵的機會自肥。明代軍製規定，如果衛所有士兵死亡，在補充兵源時，是需要前往死亡士兵的原籍征人的。但任何人從前兩點就可以看出當兵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毫無地位可言，根本沒人願意當兵，於是大量非軍籍民眾在這樣的遞補士兵過程中受到敲詐勒索。
於是在以上因素的影響下，逃籍就不可避免。更不用說，曆代都有把有罪的刺配充軍的傳統，明代也不例外，軍戶的社會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
盡管前明屢次清查逃籍人員，但將領們並不怎麽願意執行，因為隻要廣泛的逃籍現象不被發現，那麽就可以繼續吃空餉。
同時天佑帝製定的本朝軍製、邊政與當時的思潮、軍隊組成密切相關。明末至本朝初年的思想家最大的特點是反理學，講複古，以至於顏元、黃宗羲在論田製時講起井田、平均。
出身北地的顏元由於切身之痛，在軍製上的思考更多，認為兵農分離導致了軍隊戰鬥力的下降，應該在恢複井田的基礎上實現兵農合一，治農即治兵，同時施於教育，以求文武兼備。
這當然是不切實際的，但卻一定程度上切合了當時軍功勳貴們的要求，對其進行改造後，結果就演變為了北地節度使、南地守備府的南北軍製差異。
唐藩鎮的特點就在於軍權、行政權、財權三合一的地方自治王國。
而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北地的經濟屬性不斷下降，軍事屬性不斷抬升，天佑帝決定在以九邊為核心的北地施行半地方自治，下放軍權，行政權保留，財權二分。
財權二分指的是地方征收、邊鎮使用。北方地方財稅所得由地方征收，統一劃歸戶部的專項軍費池子裏，在樞密院和兵部的協調下根據實際情況分配到各鎮，戶部隻管從地方到樞密院、樞密院到諸鎮的具體賬目明細。
實際操作中，地方稅收征收後就放在地方藩庫內，等待中央按就地、就近原則劃撥調整，轉交給諸鎮，減少上繳後再下放過程中可能造成的損耗開支。
但這是不夠的，就像開中法所起的作用一樣，北地的財稅根本無法承擔如此龐大的北地軍費開支，所以其餘不足由中央劃撥，而地方行政開支也由中央承擔。
這裏存在一些問題，但暫時按下不表，我們回到鹽戶身上，從江南鹽戶的變化出發。
鹽稅是僅次於田賦的國家財稅收入。
明代最初由政府劃撥鹽戶耕地、草料地維持其生計，再根據其經濟情況收起定額鹽數。但和土地兼並一樣，貧寒鹽戶的財產被家境殷實的鹽戶所吞並，許多小鹽戶被逼失去生計而逃籍。
盡管明代政府製定了詳細的法律，對逃籍、脫籍人員進行嚴懲，但鹽戶的世襲製度已經無法維持，最終現實打敗了傳統的戶籍身份製度。
明晚期，政府開始對鹽的生產采取放任政策，鹽業被富有的鹽戶占據，而貧寒的鹽戶多數演變為富戶的雇工。
到本朝初年，鹽場幾乎被鹽商們瓜分，鹽戶變為支薪雇傭工人，依靠鹽商生活，天佑帝時做過努力，但無濟於事，從這裏可以看出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破壞了傳統的鹽戶世襲社會，而這正是當時江南商業發展的側寫。
本朝在鹽政上最終采取了同開中折色一樣的操作，由鹽商交納白銀換取鹽引，而非糧食等物資，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開海政策上，施行專營貿易，由皇帝任命的皇商群體進行經營，所得按律上繳國庫與內庫。
通過內府皇商插手各業謀利的特殊方式，皇帝在財政上保留了極大的話語權，而這同樣是對明末的反思，崇禎帝對地方士大夫的放權而導致的稅收征不上來、國無餘財，足夠讓太祖和天佑帝保持警醒了。
這樣的軍製和財稅體製下，京營由同內府皇商關係密切的江南勳貴把持，這一情況在嘉祥帝時期達到巔峰。
而九邊則被元從係和西南係勳貴控製，同京營形成製衡，最為重要的火器、大炮除薊遼外的九邊隻是少量裝備，其餘大多歸屬京營。
最後京城到江南的運輸線由漕運總督衙門控製，國朝初年的勢力劃分得以最終形成。
大概是這麽個大概，但在北方會形成節鎮主要是因為得天下後兩係勳貴的勢力最大，皇帝不得已地放任，讓他們圈地自肥。
這樣的政策沒有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北方巨大的國防軍費開支超出了北方地方經濟承受範圍。
本朝的做法隻是將中央財政劃撥的對象主體從九邊軍鎮改為了地方政府，而由於南北空間距離上的遙遠所造成的損耗成本隨著時間演變隻會越來越高，導致收支失衡、財政破產。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麵下手，一是徹底消滅邊患，後金和喀爾喀蒙古；二是想辦法發展邊地經濟，不求實現自給自足，最少也要減輕國防開支的壓力。
第一點已經在做了，第二點到目前為止都有問題。
但第二點卻是最為核心，不然明末悲劇還會再現，明末出現了一個十分惡劣的現象——南北分裂。
崇禎帝時三餉的攤派將這一現象體現了淋漓盡致。
三餉指的是遼餉——應對後金入侵但軍餉不足的賦稅，又叫“九厘地畝銀”，簡稱“九厘銀”；剿餉——鎮壓農民軍的軍費；練餉——為了訓練邊兵、鄉兵而征收的賦稅。
三餉在當時看來都是必須的，從皇帝統治的角度講。但南方士人、官員對從哪裏征這筆錢是有異議的，他們主張按全國土地進行平均攤派。
這個騷操作簡直是狗屎。這一操作的理由是南方已經承擔了比北人更重的稅賦，所以在三餉上應當平均分攤。
結果這一操作直接將北方的民眾推向了農民軍和後金女真。
因為其無視了北方民眾在天災、後金入侵、流民作亂的接連打擊下，根本交不起這筆錢，更不用說交的是“九厘銀”。
北方根本不產白銀，天下白銀首在江南，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兩銀子在南北方的購買力簡直是天差地別，相應地一兩銀子的稅賦落在南北民眾身上的負擔也是天差地別。
對於南方士人而言，大明的滅亡導致他們無憂無慮的富裕生活消失了，所以才多有哀悼。
但在同一時空下，彼時江南士人在江南享受榮華富貴、動輒聚會百人千人，連秦淮河都裝不下這幫王八蛋的奢靡無度的時候，北方民眾卻在易子而食，你覺得這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嗎？
所以後來江南反抗後金統治的時候，由前明北方軍隊改編而來的綠營兵，在屠殺江南人方麵毫不手軟，甚至可以用欣喜若狂來形容。
最搞笑的是當明朝統治結束的那一刻，江南士人所依附的國家機器垮台後，江南的奴隸開始反抗這些士人的統治、摧毀他們的田地財富的時候，這些飽讀詩書、自詡華夏的士人立馬向他們眼中的狄夷卑躬屈膝，跪舔至極。
當然後來江南士人之所以又開始懷念明朝，是因為後金開始向他們征收在明朝統治時期拖欠的賦稅，而他們根本交不起.........
以至於出現了拋家舍業的現象，這和他們痛恨的流民有什麽區別？
..........
這一係列的現象可以理解為江南士人作為國家統治階層，在這一國家機器麵臨崩潰的情況下從國家的主人退了一步，退到江南的主人。
這很正常，曆代封建王朝統治結束的時候，地方割據勢力都有抬頭的跡象。
有因必有果。
相較於北方民眾迫於生存的無奈，江南士人的前後一係列行為可以用前倨後恭、厚顏無恥、卑鄙下流........來形容。
而更讓人惡心的是某些思想家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