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物權法百科全書小辭典初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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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物權法百科全書小辭典初稿141-1
物權獎勵製度
一、基本概念
物權獎勵製度，指財產的被征收人、被征用人為公共利益作出貢獻以後的加權式獎賞製度，包括物質獎勵、精神獎勵和減免稅待遇、額外補償的一種積極物權辦法，目的在於動員一切潛在力量踴躍參加公益活動，並對於他們缺損的物權進行修補，盡量地使其達到相對圓滿的程度。征收、征用的獎勵費用，應當從社會公益事業基金中統籌與支出，應當將這筆巨額資金充分發揮應有的效能。此項特別規定，由公共利益關係法和政策物權法規範與調整。
物權法第四十二條關於“公共利益”中土地、房屋等不動產的征收，涉及到“補償”和“補助”，這是一種等價交換式的物質刺激，也是物權交換的物質刺激。這種物質刺激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征收人有鼓勵的一套手段，能夠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保證在物權置換中使得被征收人的權益達到相對圓滿的狀態。除了依法進行“補償”和“補助”以外，對於被征地特別是被拆遷人以加獎的獎勵辦法，也會收到一定的效果。
物權法第四十四條關於“公共利益”中動產或者不動產的征用，也涉及到“補償”，包括了獎勵、鼓勵的成分在內，如在返還原物的基礎上再輔以物質獎勵與精神獎勵，在道義上也是允許的，在拓展公益事業時是重要的。要努力保證在物權置換中使得被征用人的權益達到圓滿狀態。除了依法進行“補償”和“補助”以外，對於被征用的動產與不動產的權利人以另外的獎勵辦法，有時候能夠收到保護群眾積極性的效果。對於捐資捐物的慈善團體和個人以及義務勞動者、犧牲者進行表彰，這是一種精神獎勵。
一、公共利益與義務勞動
解放初三十年激情燃燒的歲月裏，大家在急時、戰時和平時，都做過很多義務勞動，許多人做過慈善事業。我們學習雷鋒學了好幾十年，做義務勞動做過好多次數。中國的雷鋒與蘇聯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同樣是典型的英雄模範。新中國的義務勞動沒有蘇聯衛國戰爭時期那麽轟轟烈烈。
改革開放之前農民比市民所作的義務勞動多得多，全國各條河流、湖泊、水庫、溝渠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建設，從農村抽調的勞動力不計其數。那時候沒有多少機械設備，肩挑重擔，背駝重物，吃盡了苦頭。修公路鐵路，建工廠，建城鎮，以及挖地道、防空洞、壕等，到處都有義工的身影。因為外出勞動條件艱苦，公社社員們可以得到相對高一些的工分和補助費。
那個時候的“公共利益”，不僅僅是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存在的，公益範圍比現在更加廣泛，有的單位與個人有的時候搞公益活動是常態化的。
八十年代，筆者是個熱血青年，參加過一些義務勞動，參加過修水渠、修公路、建工廠、挖地道、撿廢鐵、拾廢銅等義務勞動，寫過長篇論文《論共產主義勞動觀和社會主義勞動觀》，有幾萬字。我們不能以那個時代人們的價值觀來衡量當今社會人們的價值觀。那個時候，是精神鼓勵第一，物質刺激第二，如今全部顛倒過來了。
多數人會認為，因“公共利益”、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出一份力發一份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份內的義務，是光榮的義務。有錢的出錢，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盡自己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盡自己的義務。如地方政府財力允許，或者募集到的公益基金較充裕，應當考慮到並且認真負責物權獎勵措施。必要時應當強製執行物權獎勵製度，使之蔚然成風。
如果征用人認為這些行為值得大力提倡，值得大力表彰，值得大力獎勵，那是政府份內的事情。
二、公共利益與物質刺激
多數人會認為自己出了一點財物，政府在征用完畢後，要返還自己的原物或者給予價值補償或者實物補償，這是對於自己參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的獎賞，而不是補償。
由公共利益或者由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確立的物權補償製度，實質上算是一種物權獎勵製度，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物質刺激”。
將“公共利益”和“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與“物質刺激”組合起來，似乎不地道，如果說將它套用到物權法就很地道了。雖然法律緣於道德，但在一定的時候，是不依賴於道德而成立或者成就。
由公共利益或者由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確立的物質刺激製度，到底有沒有正麵效應？
由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組成的隊伍或者參加的人員各種經濟條件的都有，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
1.富人因為有錢，可能對於經濟補償、物質刺激無所謂，他們有放棄受獎權的自由；
2.窮人因為沒有錢，加上參加此類活動，或許令生活更加困難，可能對於經濟補償、物質刺激有所依靠；
3.本地人參加搶險救災，一來是為本地區人著想，同時也為其他地區人著想。如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因為地震交通阻塞，並有多個堰塞湖，這不光是一個地區受災，其他地區也被動受災。地震本來已經令當地居民捉襟見肘，另外又投入大量物力、人力搶險救災，財產支出進一步加大。當地人有的參加搶險救災積極參加，付出的財產代價較大；有的人則袖手旁觀，或者隻出力不出財，或者力不出、財也不出。同一災區的人，兩種態度迥然不同。你說說，不獎勵、不鼓勵、不搞點物質刺激，不搞點經濟補償，豈不是打擊積極分子而慫恿消極分子？
4.外地人參加搶險救災，很多人是千裏迢迢奔赴現場的，很多人是自帶設備和工具的，很多人是不計報酬甚至於不顧生命危險的，僅僅憑這一點，精神可佳。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一台挖掘機在工地裏一天的收入可達上萬元以上，而修理一次要花費10000元以上；大型自卸卡車基本情形也是如此。在搶險救災的現場，由於日夜開機，機械磨損很大，即使一時半會兒找不出毛病，往往回去一修理，就花費幾萬元。汶川大地震的日子裏，空軍還損失一架進口直升機犧牲了飛行員，飛機價值數千萬美元。外地人參加搶險救災付出那麽大，你說說，不獎勵、不鼓勵、不搞點物質刺激，不搞點經濟補償，豈不是打擊積極分子而慫恿消極分子？
三、物權獎勵製度的性質
物權法的征用補償原則一定，物權獎勵製度成就。
本條款定義為“物權獎勵製度”，而不是簡單的“經濟補償製度”，雖然同屬“公共利益範疇”。物權立法，其立場是站在中立的一方講公道，這是物權法律效力成就的標誌。同理，評價物權立法，其立場是站在中立的一方講公道，這是評價物權法律效力成就的標誌。
第一，“物權獎勵製度”是特定的製度，與公共道德不發生衝突。
當然，物權法也有一套公共道德的法條，如法律規定建立在公序良俗之上的物權關係、相鄰關係、共有關係、地役權關係等等，這些都是直接由公共道德產生的法律關係。
本條款關於補償的規定，與救死扶傷、扶危濟困、排憂解難、團結互助、睦鄰友好、從善如流、行善積德、樂善好施等傳統美德是否發生衝突？我看不一定。
物權法並不反對以上“公共利益”的行為，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大力支持以上行為。其目的是要讓“物權獎勵製度”與“公共利益”掛鉤，改善“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增強動員的積極性。
執行征用的是政府，執行“物權獎勵製度”也是政府。如果災區政府承擔不起“物權獎勵製度”的費用，可以找上級直至中央政府。這是技術和程序的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問題。
第二，“物權獎勵製度”是特定的製度，應該說，與精神文明建設不發生衝突。
過去我們講得最多的是社會主義主人翁精神，集體主義精神，愛國主義精神，大公無私精神，團結互助精神，尊老愛幼精神，雷鋒精神等等，這些當然沒有錯，當然永遠是適用的，這些仍然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力量，是精神文明的柱石。這些精神文明建設永遠是不會過時的。
但是，一定條件下精神可以變物質，一定條件下物質也可以變精神，兩者之間沒有一道鴻溝，不是根本對立的。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的動員，當然離不開精神的動員，精神動員才成就許多英雄的集體和英雄的人物，成就了搶險救災的一個個輝煌業績。也需要物質的動員，物質的動員才成就了搶險救災的效率和速度，成就了人們或者說更多的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麵對公共利益、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的動員，麵對物權獎勵製度，我們不應當拘泥於一種鼓勵形式，有兩種形式總比一種形式好。
第三，“物權獎勵製度”是特定的製度，應該說，與姓“資”姓“社”沒有必然聯係
物權法本條款的“物權獎勵製度”，是相對於特定對象、特定範圍的獎勵製度，因而是有限度的獎勵製度。
物權法的三大法則，是確認物權法則、保護物權法則和利用物權法則。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的動員，是為了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充分地利用其物，發揮標的物在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中的效用。如果隻顧物的效用，而不顧物權人的權益，難以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充分地利用物，發揮標的物在應急教授中的效用。
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中的公共利益，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無論是姓“資”或者是姓“社”，都需要搶險救災，都需要保障災區最基本的人權。譬如，國際紅十字會參與搶險救災，從來是不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中國紅十字會也概莫能外。
將物權法本條款的物權獎勵製度當作一種法權製度來講，也許是可行的。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官本位、多級工資製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是法權。列寧說過：“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40～256頁）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法權，這是不言而喻的。而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福利社會主義”製度，你可曾知道？
物權法本條款的“物權獎勵製度”，是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精神麵貌相適應的，如果國家非常貧窮落後財力不濟，執行起來是困難的。孰重孰輕，如何取舍，隻能是兩害權衡節能其輕，兩利權衡取其重。
相關法律：物權法第44條。
相關名詞：【再談征用與征收的異同點】
字數：388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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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獎勵製度
一、基本概念
物權獎勵製度，指財產的被征收人、被征用人為公共利益作出貢獻以後的加權式獎賞製度，包括物質獎勵、精神獎勵和減免稅待遇、額外補償的一種積極物權辦法，目的在於動員一切潛在力量踴躍參加公益活動，並對於他們缺損的物權進行修補，盡量地使其達到相對圓滿的程度。征收、征用的獎勵費用，應當從社會公益事業基金中統籌與支出，應當將這筆巨額資金充分發揮應有的效能。此項特別規定，由公共利益關係法和政策物權法規範與調整。
物權法第四十二條關於“公共利益”中土地、房屋等不動產的征收，涉及到“補償”和“補助”，這是一種等價交換式的物質刺激，也是物權交換的物質刺激。這種物質刺激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征收人有鼓勵的一套手段，能夠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保證在物權置換中使得被征收人的權益達到相對圓滿的狀態。除了依法進行“補償”和“補助”以外，對於被征地特別是被拆遷人以加獎的獎勵辦法，也會收到一定的效果。
物權法第四十四條關於“公共利益”中動產或者不動產的征用，也涉及到“補償”，包括了獎勵、鼓勵的成分在內，如在返還原物的基礎上再輔以物質獎勵與精神獎勵，在道義上也是允許的，在拓展公益事業時是重要的。要努力保證在物權置換中使得被征用人的權益達到圓滿狀態。除了依法進行“補償”和“補助”以外，對於被征用的動產與不動產的權利人以另外的獎勵辦法，有時候能夠收到保護群眾積極性的效果。對於捐資捐物的慈善團體和個人以及義務勞動者、犧牲者進行表彰，這是一種精神獎勵。
一、公共利益與義務勞動
解放初三十年激情燃燒的歲月裏，大家在急時、戰時和平時，都做過很多義務勞動，許多人做過慈善事業。我們學習雷鋒學了好幾十年，做義務勞動做過好多次數。中國的雷鋒與蘇聯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同樣是典型的英雄模範。新中國的義務勞動沒有蘇聯衛國戰爭時期那麽轟轟烈烈。
改革開放之前農民比市民所作的義務勞動多得多，全國各條河流、湖泊、水庫、溝渠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建設，從農村抽調的勞動力不計其數。那時候沒有多少機械設備，肩挑重擔，背駝重物，吃盡了苦頭。修公路鐵路，建工廠，建城鎮，以及挖地道、防空洞、壕等，到處都有義工的身影。因為外出勞動條件艱苦，公社社員們可以得到相對高一些的工分和補助費。
那個時候的“公共利益”，不僅僅是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存在的，公益範圍比現在更加廣泛，有的單位與個人有的時候搞公益活動是常態化的。
八十年代，筆者是個熱血青年，參加過一些義務勞動，參加過修水渠、修公路、建工廠、挖地道、撿廢鐵、拾廢銅等義務勞動，寫過長篇論文《論共產主義勞動觀和社會主義勞動觀》，有幾萬字。我們不能以那個時代人們的價值觀來衡量當今社會人們的價值觀。那個時候，是精神鼓勵第一，物質刺激第二，如今全部顛倒過來了。
多數人會認為，因“公共利益”、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出一份力發一份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份內的義務，是光榮的義務。有錢的出錢，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盡自己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盡自己的義務。如地方政府財力允許，或者募集到的公益基金較充裕，應當考慮到並且認真負責物權獎勵措施。必要時應當強製執行物權獎勵製度，使之蔚然成風。
如果征用人認為這些行為值得大力提倡，值得大力表彰，值得大力獎勵，那是政府份內的事情。
二、公共利益與物質刺激
多數人會認為自己出了一點財物，政府在征用完畢後，要返還自己的原物或者給予價值補償或者實物補償，這是對於自己參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的獎賞，而不是補償。
由公共利益或者由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確立的物權補償製度，實質上算是一種物權獎勵製度，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物質刺激”。
將“公共利益”和“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與“物質刺激”組合起來，似乎不地道，如果說將它套用到物權法就很地道了。雖然法律緣於道德，但在一定的時候，是不依賴於道德而成立或者成就。
由公共利益或者由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確立的物質刺激製度，到底有沒有正麵效應？
由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組成的隊伍或者參加的人員各種經濟條件的都有，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
1.富人因為有錢，可能對於經濟補償、物質刺激無所謂，他們有放棄受獎權的自由；
2.窮人因為沒有錢，加上參加此類活動，或許令生活更加困難，可能對於經濟補償、物質刺激有所依靠；
3.本地人參加搶險救災，一來是為本地區人著想，同時也為其他地區人著想。如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因為地震交通阻塞，並有多個堰塞湖，這不光是一個地區受災，其他地區也被動受災。地震本來已經令當地居民捉襟見肘，另外又投入大量物力、人力搶險救災，財產支出進一步加大。當地人有的參加搶險救災積極參加，付出的財產代價較大；有的人則袖手旁觀，或者隻出力不出財，或者力不出、財也不出。同一災區的人，兩種態度迥然不同。你說說，不獎勵、不鼓勵、不搞點物質刺激，不搞點經濟補償，豈不是打擊積極分子而慫恿消極分子？
4.外地人參加搶險救災，很多人是千裏迢迢奔赴現場的，很多人是自帶設備和工具的，很多人是不計報酬甚至於不顧生命危險的，僅僅憑這一點，精神可佳。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一台挖掘機在工地裏一天的收入可達上萬元以上，而修理一次要花費10000元以上；大型自卸卡車基本情形也是如此。在搶險救災的現場，由於日夜開機，機械磨損很大，即使一時半會兒找不出毛病，往往回去一修理，就花費幾萬元。汶川大地震的日子裏，空軍還損失一架進口直升機犧牲了飛行員，飛機價值數千萬美元。外地人參加搶險救災付出那麽大，你說說，不獎勵、不鼓勵、不搞點物質刺激，不搞點經濟補償，豈不是打擊積極分子而慫恿消極分子？
三、物權獎勵製度的性質
物權法的征用補償原則一定，物權獎勵製度成就。
本條款定義為“物權獎勵製度”，而不是簡單的“經濟補償製度”，雖然同屬“公共利益範疇”。物權立法，其立場是站在中立的一方講公道，這是物權法律效力成就的標誌。同理，評價物權立法，其立場是站在中立的一方講公道，這是評價物權法律效力成就的標誌。
第一，“物權獎勵製度”是特定的製度，與公共道德不發生衝突。
當然，物權法也有一套公共道德的法條，如法律規定建立在公序良俗之上的物權關係、相鄰關係、共有關係、地役權關係等等，這些都是直接由公共道德產生的法律關係。
本條款關於補償的規定，與救死扶傷、扶危濟困、排憂解難、團結互助、睦鄰友好、從善如流、行善積德、樂善好施等傳統美德是否發生衝突？我看不一定。
物權法並不反對以上“公共利益”的行為，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大力支持以上行為。其目的是要讓“物權獎勵製度”與“公共利益”掛鉤，改善“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而增強動員的積極性。
執行征用的是政府，執行“物權獎勵製度”也是政府。如果災區政府承擔不起“物權獎勵製度”的費用，可以找上級直至中央政府。這是技術和程序的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問題。
第二，“物權獎勵製度”是特定的製度，應該說，與精神文明建設不發生衝突。
過去我們講得最多的是社會主義主人翁精神，集體主義精神，愛國主義精神，大公無私精神，團結互助精神，尊老愛幼精神，雷鋒精神等等，這些當然沒有錯，當然永遠是適用的，這些仍然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力量，是精神文明的柱石。這些精神文明建設永遠是不會過時的。
但是，一定條件下精神可以變物質，一定條件下物質也可以變精神，兩者之間沒有一道鴻溝，不是根本對立的。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的動員，當然離不開精神的動員，精神動員才成就許多英雄的集體和英雄的人物，成就了搶險救災的一個個輝煌業績。也需要物質的動員，物質的動員才成就了搶險救災的效率和速度，成就了人們或者說更多的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麵對公共利益、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的動員，麵對物權獎勵製度，我們不應當拘泥於一種鼓勵形式，有兩種形式總比一種形式好。
第三，“物權獎勵製度”是特定的製度，應該說，與姓“資”姓“社”沒有必然聯係
物權法本條款的“物權獎勵製度”，是相對於特定對象、特定範圍的獎勵製度，因而是有限度的獎勵製度。
物權法的三大法則，是確認物權法則、保護物權法則和利用物權法則。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的動員，是為了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充分地利用其物，發揮標的物在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中的效用。如果隻顧物的效用，而不顧物權人的權益，難以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充分地利用物，發揮標的物在應急教授中的效用。
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中的公共利益，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無論是姓“資”或者是姓“社”，都需要搶險救災，都需要保障災區最基本的人權。譬如，國際紅十字會參與搶險救災，從來是不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中國紅十字會也概莫能外。
將物權法本條款的物權獎勵製度當作一種法權製度來講，也許是可行的。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官本位、多級工資製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是法權。列寧說過：“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40～256頁）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法權，這是不言而喻的。而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福利社會主義”製度，你可曾知道？
物權法本條款的“物權獎勵製度”，是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精神麵貌相適應的，如果國家非常貧窮落後財力不濟，執行起來是困難的。孰重孰輕，如何取舍，隻能是兩害權衡節能其輕，兩利權衡取其重。
相關法律：物權法第44條。
相關名詞：【再談征用與征收的異同點】
字數：3888字
全麵有效地保護我們的財產權是分分鍾的要務
一切從現在開始hold住物權法精髓
當代物權法的開山作
宏觀物權法的奠基石
物權法的饕餮盛宴
品茶品酒不如品宏觀物權法
全世界物權法愛好者的良師益友
1000萬字的尚方寶劍
從博士後到到中小學文化者的貼身保鏢
世界上內容最完整意境最深邃文字最工整的物權法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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