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
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成都，九天開府之地，龍華光鬥之墟，過去上千年的時間裏，成都一直是把控益州天府之地的中心，這裏地勢較為周邊山川峰巒更為平坦，土地肥沃魚米之都。
話說自打那張肇曹規兩兄弟率兵南下，攻取了益州，張肇稱帝，定國號為蜀，以成都為都城，建元天成，張肇自號大蜀開明天成皇帝。
天成二年，曹規率兵南下，攻取交州毗鄰六郡，穩定蜀國南方，三年，又北上攻取漢中，那時候周同才剛剛打下江寧，大胥南朝覆滅，周同把整個中心全都放在平定中原上麵，根本無暇顧及漢中的得失，可是漢中又實在重要。
蜀國得了漢中，可以居高臨下俯視中原，大胥得了漢中，便能一鼓作氣直搗成都，漢中相當於蜀國門戶，跟中原連接的唯一通道。
屆時正值豫州之戰，張肇原想攻取漢中之後一鼓作氣發兵直取代州，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自己雖然是蜀國的皇帝，但是好像並不是蜀國政權的核心。
我們原先說了，張肇建立大蜀依靠的是他嶽父陸沉機創辦的烏衣教，陸沉機死後，烏衣教擁立了張肇成為蜀國皇帝，但是蜀國各類軍政要職還是由烏衣教的人擔任的，也就是說他們今天可以擁立張肇做這個皇帝，明天也能換另一個人做皇帝。
而且烏衣教內部也不太平，派係林立，張肇畢竟不是陸沉機，要當這個皇帝還得先追封陸沉機為太祖皇帝，算是代位之功。
烏衣教中不光有張肇的擁躉，還有忠心於曹規的，還有各式各類交織在一起隻是恰好形成了一個平衡的局麵。
因此當張肇決定趁機攻打代州進軍中原的時候，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礙。
張肇是有逐鹿中原的野心的，但是烏衣教內部卻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見。
首先他們認為益州才剛剛平定下來，先前整個益州已經割據混亂軍閥征戰了十幾年，田地荒蕪百姓已經十戶不存一戶，像是他張肇以前那種整個村子全都死絕的也不少，所以他們主張先要休養生息恢複生產和民力。
其次就連他的結義兄弟曹規也不想打，曹規是有私心，這誰都知道，畢竟齊王周同於他而言有過大恩。
再者烏衣教中還有很多人已經不願再打仗了，他們認為取了漢中已經可以保障整個益州抵禦外來之敵，他們好不容易打下來的榮華富貴當然要安逸的享受起來。
可張肇已經不是張四七，他現在有野心有眼光有膽略，他知道等上幾年中原平定下來那時候他麵對的就不再是一個支離破碎任人擷取的天下，而是一個強大的大胥帝國，那時候他可能就要一輩子蝸居在益州當一個蜀國皇帝。
所以張肇決定做點什麽，蜀國畢竟是一個政權，他不可能隻靠烏衣教的施舍活著。
從前張肇還是一個叫花子張四七的時候，他遊曆在各種地方偷雞摸狗乞食果腹，那時候也有許多跟他同宗同族的張氏人，其中不乏也有高門大戶，可是每當張四七餓到受不了的時候跑到人家門前攀個親戚認個祖宗，乞討半口吃食活命，總會被人家亂棍打出去，不僅要打，嘴裏還要罵著：“就你這樣的潑落戶，也配姓張？”
可當曾經的叫花子張四七一下子竟然成了蜀國皇帝，他那些張氏親戚就如同雨後春筍般一個又一個的冒了出來。
那些曾經打他的，罵過他不能姓張的，這時候卻逢人就要炫耀一番我跟咱們大蜀的皇帝可是同宗同族。
源源不斷冒出來的張氏一族不但給張肇帶來了顯赫的祖宗出身，而且無形中也給他結成了一張緊密結實的後盾。
如果張肇還是以前的張四七，那麽這些曾經欺負過他侮辱過他的人肯定要全部殺個幹淨，可是張肇不是張四七，張肇是如今的大蜀皇帝，張肇需要這些張氏族人，張氏也需要張肇這個大蜀皇帝，當大家被利益糾葛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是這世上關係最好最親密的戰友。
於是乎，一個張氏皇親集團就這樣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的形成了，而且這些張氏族人作為皇帝張肇的親信成員，一進入政治權利中心便被皇帝張肇安插進了各個利害地方，由此一個可以與烏衣教抗衡的皇親集團就這樣形成了。
雖然張肇的北伐計劃落空，但是很快他就找到了新的目標方向，張肇開始趁機整頓蜀國內務，依靠張氏集團慢慢的把權力收攏到皇帝手中。
天成四年，中原那邊豫州之戰結束，南麵張通海大軍一路南下交州那些小的割據政權根本無力抵抗，於是紛紛投降，就此交州也趨於平定下來，現在整個天下的格局似乎成了兩方鼎立的局麵。
張肇的蜀國坐擁益州十六郡以及交州七郡之地，經過兩年的休養生息，蜀地富足的優勢一下子就顯現了出來。
先前由於長達十幾年的戰亂，使得蜀地人口數量銳減，大片土地全都荒蕪。
其實一開始大胥沿用了二百多年的軍屯製度到後期就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軍隊可以擁有田地，並且可以開墾荒地實現一種半自給自足的狀態，雖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朝廷和百姓的負擔，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時間，一些手握兵權的地方將領已經開始不滿足於通過開墾荒地來增加田產了，轉而把目標對準了老百姓的土地。
由此，一些地方軍閥勢力就開始慢慢形成。
如果中央朝廷實力足夠強大，這些地方軍閥自然不敢造次，可是一旦出現像王弼這種把個朝廷搞得一團混亂的時候，中央實力不足無法約束這些地方勢力，馬上就冒出來一大批割據政權，他們打著勤王，清君側，殺王弼的旗號，實際上就是想要在一片亂世之中尋求一絲謀取天下的機會。
所以王弼沒有看清這一點，他當時隻顧著控製中央把持朝政，等他後麵發現自己竟然連地方軍隊都調不動的時候，那麽他的失敗就已經是注定的了。
張肇作為一個乞丐出身的皇帝，他太清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麽了，其實老百姓隻要有田有糧吃飽穿暖，他們比誰都要安定，所以麵對現在這種地廣人稀的局麵，張肇決定實施均田製。
既將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然後按照優劣均分到百姓頭上，並且是終身製，死後歸還，但也可由其子嗣繼承，同時取消軍隊可以屯田的權利，但是百姓要交三成稅，其中兩成交給朝廷，一成由軍隊收取。
當然這也有個先決條件，他們是一路打下益州的，益州本土勢力都已經被消滅的差不多了。
雖然三成稅看起來確實很多，但是相對於當時人均分得的土地來看，依舊是極大的提高了人口的增長和生產力的增加。
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成都，九天開府之地，龍華光鬥之墟，過去上千年的時間裏，成都一直是把控益州天府之地的中心，這裏地勢較為周邊山川峰巒更為平坦，土地肥沃魚米之都。
話說自打那張肇曹規兩兄弟率兵南下，攻取了益州，張肇稱帝，定國號為蜀，以成都為都城，建元天成，張肇自號大蜀開明天成皇帝。
天成二年，曹規率兵南下，攻取交州毗鄰六郡，穩定蜀國南方，三年，又北上攻取漢中，那時候周同才剛剛打下江寧，大胥南朝覆滅，周同把整個中心全都放在平定中原上麵，根本無暇顧及漢中的得失，可是漢中又實在重要。
蜀國得了漢中，可以居高臨下俯視中原，大胥得了漢中，便能一鼓作氣直搗成都，漢中相當於蜀國門戶，跟中原連接的唯一通道。
屆時正值豫州之戰，張肇原想攻取漢中之後一鼓作氣發兵直取代州，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自己雖然是蜀國的皇帝，但是好像並不是蜀國政權的核心。
我們原先說了，張肇建立大蜀依靠的是他嶽父陸沉機創辦的烏衣教，陸沉機死後，烏衣教擁立了張肇成為蜀國皇帝，但是蜀國各類軍政要職還是由烏衣教的人擔任的，也就是說他們今天可以擁立張肇做這個皇帝，明天也能換另一個人做皇帝。
而且烏衣教內部也不太平，派係林立，張肇畢竟不是陸沉機，要當這個皇帝還得先追封陸沉機為太祖皇帝，算是代位之功。
烏衣教中不光有張肇的擁躉，還有忠心於曹規的，還有各式各類交織在一起隻是恰好形成了一個平衡的局麵。
因此當張肇決定趁機攻打代州進軍中原的時候，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礙。
張肇是有逐鹿中原的野心的，但是烏衣教內部卻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見。
首先他們認為益州才剛剛平定下來，先前整個益州已經割據混亂軍閥征戰了十幾年，田地荒蕪百姓已經十戶不存一戶，像是他張肇以前那種整個村子全都死絕的也不少，所以他們主張先要休養生息恢複生產和民力。
其次就連他的結義兄弟曹規也不想打，曹規是有私心，這誰都知道，畢竟齊王周同於他而言有過大恩。
再者烏衣教中還有很多人已經不願再打仗了，他們認為取了漢中已經可以保障整個益州抵禦外來之敵，他們好不容易打下來的榮華富貴當然要安逸的享受起來。
可張肇已經不是張四七，他現在有野心有眼光有膽略，他知道等上幾年中原平定下來那時候他麵對的就不再是一個支離破碎任人擷取的天下，而是一個強大的大胥帝國，那時候他可能就要一輩子蝸居在益州當一個蜀國皇帝。
所以張肇決定做點什麽，蜀國畢竟是一個政權，他不可能隻靠烏衣教的施舍活著。
從前張肇還是一個叫花子張四七的時候，他遊曆在各種地方偷雞摸狗乞食果腹，那時候也有許多跟他同宗同族的張氏人，其中不乏也有高門大戶，可是每當張四七餓到受不了的時候跑到人家門前攀個親戚認個祖宗，乞討半口吃食活命，總會被人家亂棍打出去，不僅要打，嘴裏還要罵著：“就你這樣的潑落戶，也配姓張？”
可當曾經的叫花子張四七一下子竟然成了蜀國皇帝，他那些張氏親戚就如同雨後春筍般一個又一個的冒了出來。
那些曾經打他的，罵過他不能姓張的，這時候卻逢人就要炫耀一番我跟咱們大蜀的皇帝可是同宗同族。
源源不斷冒出來的張氏一族不但給張肇帶來了顯赫的祖宗出身，而且無形中也給他結成了一張緊密結實的後盾。
如果張肇還是以前的張四七，那麽這些曾經欺負過他侮辱過他的人肯定要全部殺個幹淨，可是張肇不是張四七，張肇是如今的大蜀皇帝，張肇需要這些張氏族人，張氏也需要張肇這個大蜀皇帝，當大家被利益糾葛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是這世上關係最好最親密的戰友。
於是乎，一個張氏皇親集團就這樣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的形成了，而且這些張氏族人作為皇帝張肇的親信成員，一進入政治權利中心便被皇帝張肇安插進了各個利害地方，由此一個可以與烏衣教抗衡的皇親集團就這樣形成了。
雖然張肇的北伐計劃落空，但是很快他就找到了新的目標方向，張肇開始趁機整頓蜀國內務，依靠張氏集團慢慢的把權力收攏到皇帝手中。
天成四年，中原那邊豫州之戰結束，南麵張通海大軍一路南下交州那些小的割據政權根本無力抵抗，於是紛紛投降，就此交州也趨於平定下來，現在整個天下的格局似乎成了兩方鼎立的局麵。
張肇的蜀國坐擁益州十六郡以及交州七郡之地，經過兩年的休養生息，蜀地富足的優勢一下子就顯現了出來。
先前由於長達十幾年的戰亂，使得蜀地人口數量銳減，大片土地全都荒蕪。
其實一開始大胥沿用了二百多年的軍屯製度到後期就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軍隊可以擁有田地，並且可以開墾荒地實現一種半自給自足的狀態，雖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朝廷和百姓的負擔，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時間，一些手握兵權的地方將領已經開始不滿足於通過開墾荒地來增加田產了，轉而把目標對準了老百姓的土地。
由此，一些地方軍閥勢力就開始慢慢形成。
如果中央朝廷實力足夠強大，這些地方軍閥自然不敢造次，可是一旦出現像王弼這種把個朝廷搞得一團混亂的時候，中央實力不足無法約束這些地方勢力，馬上就冒出來一大批割據政權，他們打著勤王，清君側，殺王弼的旗號，實際上就是想要在一片亂世之中尋求一絲謀取天下的機會。
所以王弼沒有看清這一點，他當時隻顧著控製中央把持朝政，等他後麵發現自己竟然連地方軍隊都調不動的時候，那麽他的失敗就已經是注定的了。
張肇作為一個乞丐出身的皇帝，他太清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麽了，其實老百姓隻要有田有糧吃飽穿暖，他們比誰都要安定，所以麵對現在這種地廣人稀的局麵，張肇決定實施均田製。
既將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然後按照優劣均分到百姓頭上，並且是終身製，死後歸還，但也可由其子嗣繼承，同時取消軍隊可以屯田的權利，但是百姓要交三成稅，其中兩成交給朝廷，一成由軍隊收取。
當然這也有個先決條件，他們是一路打下益州的，益州本土勢力都已經被消滅的差不多了。
雖然三成稅看起來確實很多，但是相對於當時人均分得的土地來看，依舊是極大的提高了人口的增長和生產力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