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五年，華夏大地恰似那風雨飄搖中的孤舟，內憂外患的巨浪一波接著一波，無情地拍打著。日寇的鐵蹄在東北肆虐已久，還妄圖進一步鯨吞我中華大地，而國內呢，國共之間的紛爭也尚未平息，百姓們在這亂世之中艱難求生，或流離失所，或在溫飽線上苦苦掙紮，人人都盼著能有一道曙光，穿透這層層陰霾，照亮這滿目瘡痍的山河。
在這動蕩的歲月裏，上海，這座繁華卻又透著悲涼的城市，依舊車水馬龍，卻也藏著無數的故事。據《魯迅年譜》記載：“1936年，魯迅的健康狀況愈發不佳，然其仍筆耕不輟，以犀利之文字，為喚醒民眾、抨擊黑暗而不懈努力。是年10月19日，魯迅於上海溘然長逝，其一生留下諸多傳世之作，如《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等，皆深刻剖析社會之弊病，喚起國人之覺醒，於中國現代文學之發展，功不可沒也。”這般簡短的文字，卻道出了那一段時光裏魯迅所處的艱難境況以及他在中國文學界乃至整個社會所具有的重大影響力，也為這圍繞“1936年我和魯迅的最後聊天”的故事搭建起了基於史實的框架，讓那段滿是熱血與抗爭、關乎民族精神覺醒的曆史有了清晰可尋的脈絡。
我呢，不過是上海一家小報館的編輯，名叫陳生，年方二十有八，生得麵容清瘦，戴著一副黑框眼鏡，透著股文人的儒雅之氣，隻是性子有些執拗，一旦認定了的事兒，便非要辯出個是非黑白不可。自幼便癡迷於文學，對魯迅的文章更是推崇備至，時常在報館裏與同仁們探討他的文字，每一次研讀，都仿佛能看到先生筆下那一個個鮮活又可悲的人物，在這舊時代裏掙紮、呐喊。
那是一個尋常的秋日午後，上海的街頭已有了幾分涼意，街邊的法國梧桐樹葉開始泛黃，秋風拂過，沙沙作響，似在訴說著這座城市的滄桑。我聽聞魯迅的身體欠佳，心中一直牽掛著，想著若能去探望一番，與先生聊聊這世間的亂象，聽聽他的見解，那該多好。
正巧，報館裏有個采訪任務，說是要去拜訪幾位文化界的名人，收集些對當下文學發展的看法，我便主動請纓，接下了這任務，心裏盼著能借此機會見到魯迅。
我懷揣著忐忑與期待，來到了魯迅的住所。那是一處略顯幽靜的小院，院門口的青石板路有些斑駁，仿佛見證了歲月的痕跡。我輕輕叩響了門環，不多時，門開了，是許廣平先生，她麵容帶著些許疲憊，卻依舊溫和地問我：“您是？”
我趕忙摘下帽子，恭敬地說道：“許先生，您好，我是小報館的編輯陳生，久仰魯迅先生大名，聽聞先生身體不適，特來探望，順便想請教些文學上的事兒，不知是否方便？”
許廣平先生微微點頭，說道：“原來是陳編輯，快請進吧，隻是先生近日身子確實虛弱，怕不能聊太久呀。”
我連聲道謝，走進院子，邁進屋內，便看到了魯迅先生坐在書桌前，桌上堆滿了書籍和文稿，他比我想象中還要消瘦，臉色略顯蒼白，可那雙眼眸，依舊透著銳利的光，仿佛能看穿這世間的一切虛妄。
我走上前去，恭敬地行了個禮，說道：“魯迅先生，晚輩陳生，冒昧前來打擾，實在是心中對先生仰慕已久，有諸多疑惑，想向先生討教。”
魯迅微微抬起頭，嘴角露出一絲淡淡的笑意，聲音有些沙啞卻依舊有力：“哦，是陳編輯啊，不必拘謹，坐下說話吧，如今這世道，能有人願意來聊聊文學，倒也是難得。”
我緩緩坐下，看著先生，鼓起勇氣說道：“先生，您的文章，晚輩每一篇都細細讀過，那文字如利刃，直刺這社會的病根，可如今這局勢，外敵環伺，國內又紛爭不斷，您覺得咱們這文學，真能喚醒那些麻木的人心嗎？”
魯迅輕輕歎了口氣，拿起桌上的煙，點上一支，深吸一口，緩緩說道：“文學的力量，或許不像槍炮那般直接，但它能如那點點星火，燃進人們的心底。隻要還有人讀著這些文字，能從中有所觸動，有所思考，那便有希望，總好過眾人皆在這黑暗中渾渾噩噩，任人宰割啊。”
我聽著先生的話，心中湧起一股熱流，說道：“先生所言極是，隻是如今有些文人，為了那點蠅頭小利，或是迎合權貴，寫些不痛不癢的文字，看著著實讓人憤懣。”
魯迅微微皺眉，彈了彈煙灰，說道：“哼，那些人，不過是文壇的蛀蟲罷了，真正的文人，當有脊梁，要敢於為這世間的不公發聲，哪怕聲音微弱，也要喊出來，讓世人知道，這世道還有人在抗爭，在尋求改變。”
正說著，外麵突然傳來一陣吵鬧聲，似乎是有人在街頭爭吵，還夾雜著幾句日語，想來又是那些趾高氣昂的日本浪人在滋事。
我皺起眉頭，氣憤地說：“先生，您看看這些個日寇，在咱們的土地上如此張狂，可還有些國人，卻不敢反抗，真是讓人痛心疾首啊。”
魯迅的眼神中閃過一絲悲憤，說道：“國人之麻木，非一日之寒，多年的封建壓迫，讓許多人早已失去了抗爭的勇氣，可咱們不能放棄，要用文字，用行動，去喚醒他們骨子裏的血性，讓他們知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啊。”
我握緊了拳頭，說道：“先生，晚輩定當追隨您的腳步，以筆為劍，盡自己的一份力，隻是這前路，實在是艱難啊。”
魯迅看著我，目光中多了幾分期許，說道：“艱難是自然，可若人人都怕了這艱難，那這國家便真的沒了希望，隻要堅持下去，總會看到曙光的。”
這時，許廣平先生端了兩杯熱茶進來，說道：“你們聊了這許久，先喝點茶潤潤嗓子吧，別太累著了。”
我趕忙起身接過茶，謝過許廣平先生，又坐下與魯迅繼續聊著。
我好奇地問：“先生，您寫了那麽多文章，塑造了那麽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像孔乙己、阿q，您在創作的時候，心裏是怎麽想的呀？”
魯迅微微靠在椅背上，陷入了回憶，說道：“那些人物，皆是這社會底層的縮影，他們的可悲、可笑，實則是這舊時代的悲哀，我便是想通過他們，讓世人看清這吃人的社會，喚起大家改變的決心。”
我連連點頭，說道：“先生的文字，確實有著這樣的魔力，每次讀來，都讓人深思不已。隻是如今，有些報刊雜誌，竟對您的文章諸多詆毀，說您言辭太過犀利，您就不氣嗎？”
魯迅笑了笑，笑聲中卻透著幾分無奈，說道：“氣又何用，他們不過是害怕被揭露了真麵目罷了，我寫我的，隻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這受苦的百姓，任他們去說吧。”
不知不覺，天色漸晚，我想著不能過多打擾先生休息，便起身告辭：“先生，今日與您一番交談，讓晚輩受益匪淺，隻是怕耽誤您休息了，晚輩這就告辭，改日再來討教。”
魯迅也緩緩起身，說道：“無妨，往後若是有什麽想法，可再來聊聊，這文學之路，還需你們年輕人繼續走下去啊。”
我告別了魯迅和許廣平先生，走出小院，回頭望去，那昏黃的燈光透過窗戶，灑在小院裏，先生那瘦弱卻堅毅的身影仿佛還在窗前，我的心中滿是感慨，暗自發誓定要如先生所言，以筆為刃，為這亂世添一絲光亮。
然而，世事難料，沒過多久，便傳來了魯迅逝世的噩耗，那一日，整個上海仿佛都籠罩在了悲傷之中，文化界同仁們悲痛萬分，百姓們也都紛紛惋惜，我更是如遭雷擊，回想起那日與先生的聊天，那話語仿佛還在耳邊回響，可先生卻已離去，心中的悲痛難以言表。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在文學領域以及關乎民族精神覺醒等方麵的情況，且與魯迅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所做的貢獻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日本，當時文學界呈現出多元的發展態勢。一方麵，有部分作家受軍國主義思想影響，創作出一些宣揚對外侵略、美化戰爭的作品，試圖為日本的擴張行徑尋找所謂的“正當性”；另一方麵，也有不少秉持良知的作家，他們在作品中對國內社會的矛盾、人性的複雜等進行剖析，不過在當時軍國主義的高壓氛圍下，這類聲音相對較為微弱。與魯迅通過犀利文字批判社會黑暗、喚醒國人反抗外敵不同，日本的部分文學被政治裹挾，走向了錯誤的方向，體現出不同國家在麵臨複雜國際局勢時，文學所承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存在差異，日本文學在當時部分失去了其本應有的對正義和人性的堅守。
在法國，文學依舊是浪漫與現實交織，眾多作家如羅曼·羅蘭等，以筆書寫著對人性美好的追求、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思考，其作品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都有著廣泛影響力。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刻畫了一個為追求音樂夢想、為理想生活而抗爭的人物形象，激勵著人們在困境中堅守自我。與魯迅側重於批判舊中國的社會弊病、喚起民族覺醒不同，法國文學更多是從個體的精神追求、情感世界等角度出發，反映出不同國家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階段下文學創作的側重點差異，法國相對處於較為平穩的國內環境，文學創作更注重個人內心世界的挖掘。
在蘇聯，文學正處在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階段，作家們以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展現工農階級的偉大力量為主題進行創作，像高爾基的《母親》就塑造了一位勇敢投身革命、傳播真理的母親形象，對蘇聯國內民眾的思想凝聚、社會主義信念的強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和魯迅所處的中國，以揭露黑暗、喚醒民眾反抗壓迫的文學創作目的有所不同，體現出不同政治體製和社會發展方向下文學的不同使命，蘇聯文學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而魯迅的文學是為了打破舊中國的枷鎖。
在美國，文學創作風格多樣，有反映經濟大蕭條下底層人民生活困苦的現實主義作品，也有充滿奇幻想象的科幻、冒險類文學。比如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描繪了農民在經濟危機中失去土地、艱難求生的場景，引發人們對社會公平的思考；而像《綠野仙蹤》這樣的童話文學則以奇幻的故事給人們帶來別樣的閱讀體驗。與魯迅通過文學喚起民族抗爭意識不同，美國文學更多是基於國內經濟、社會現象進行多元化的呈現，反映出不同國家的國情和麵臨的主要問題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美國當時主要應對國內經濟危機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
在英國，文學有著深厚的傳統底蘊，當時的作家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既有對貴族生活、曆史故事等進行細膩描寫的作品，也有關注社會變革、工人階級生活的內容。如狄更斯式的批判現實主義風格依舊有著影響力，同時也有新的文學思潮在湧動。相較於魯迅對舊中國社會全麵深刻的批判，英國文學的批判更多是夾雜在對不同階層生活、曆史文化等多方麵的描述中，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傳承和社會結構下文學批判的不同方式，英國有著相對穩定的社會階層結構，文學創作也受其影響。
在德國，在納粹勢力逐漸崛起的背景下，文學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許多進步作家的作品被禁止發行，他們本人甚至遭到迫害，而納粹扶持的一些宣揚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文學作品大行其道，試圖洗腦民眾，為其獨裁統治和對外侵略服務。這與魯迅以筆為武器扞衛民族尊嚴、喚醒民眾良知形成了鮮明對比，德國文學在當時被法西斯扭曲，失去了其本應有的自由與正義，反映出不同政治走向對文學的破壞作用，德國陷入了黑暗的法西斯統治，文學淪為了其統治的工具。
在印度，當時正處於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時期，文學也成為了表達民族訴求、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許多印度作家用本土語言和英語創作，描寫印度人民在殖民統治下的苦難生活、對傳統文化的堅守以及對獨立自由的渴望，像泰戈爾的詩歌就飽含著對祖國的熱愛和對自由的向往，與魯迅為喚醒中國民眾反抗外敵入侵、擺脫國內壓迫有著相似的民族精神內涵，但又因兩國不同的文化、曆史背景而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體現出不同被殖民國家在文學上展現民族抗爭的獨特性，印度文學融合了其自身深厚的宗教文化等元素來傳遞民族情感。
在這動蕩的歲月裏，上海，這座繁華卻又透著悲涼的城市，依舊車水馬龍，卻也藏著無數的故事。據《魯迅年譜》記載：“1936年，魯迅的健康狀況愈發不佳，然其仍筆耕不輟，以犀利之文字，為喚醒民眾、抨擊黑暗而不懈努力。是年10月19日，魯迅於上海溘然長逝，其一生留下諸多傳世之作，如《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等，皆深刻剖析社會之弊病，喚起國人之覺醒，於中國現代文學之發展，功不可沒也。”這般簡短的文字，卻道出了那一段時光裏魯迅所處的艱難境況以及他在中國文學界乃至整個社會所具有的重大影響力，也為這圍繞“1936年我和魯迅的最後聊天”的故事搭建起了基於史實的框架，讓那段滿是熱血與抗爭、關乎民族精神覺醒的曆史有了清晰可尋的脈絡。
我呢，不過是上海一家小報館的編輯，名叫陳生，年方二十有八，生得麵容清瘦，戴著一副黑框眼鏡，透著股文人的儒雅之氣，隻是性子有些執拗，一旦認定了的事兒，便非要辯出個是非黑白不可。自幼便癡迷於文學，對魯迅的文章更是推崇備至，時常在報館裏與同仁們探討他的文字，每一次研讀，都仿佛能看到先生筆下那一個個鮮活又可悲的人物，在這舊時代裏掙紮、呐喊。
那是一個尋常的秋日午後，上海的街頭已有了幾分涼意，街邊的法國梧桐樹葉開始泛黃，秋風拂過，沙沙作響，似在訴說著這座城市的滄桑。我聽聞魯迅的身體欠佳，心中一直牽掛著，想著若能去探望一番，與先生聊聊這世間的亂象，聽聽他的見解，那該多好。
正巧，報館裏有個采訪任務，說是要去拜訪幾位文化界的名人，收集些對當下文學發展的看法，我便主動請纓，接下了這任務，心裏盼著能借此機會見到魯迅。
我懷揣著忐忑與期待，來到了魯迅的住所。那是一處略顯幽靜的小院，院門口的青石板路有些斑駁，仿佛見證了歲月的痕跡。我輕輕叩響了門環，不多時，門開了，是許廣平先生，她麵容帶著些許疲憊，卻依舊溫和地問我：“您是？”
我趕忙摘下帽子，恭敬地說道：“許先生，您好，我是小報館的編輯陳生，久仰魯迅先生大名，聽聞先生身體不適，特來探望，順便想請教些文學上的事兒，不知是否方便？”
許廣平先生微微點頭，說道：“原來是陳編輯，快請進吧，隻是先生近日身子確實虛弱，怕不能聊太久呀。”
我連聲道謝，走進院子，邁進屋內，便看到了魯迅先生坐在書桌前，桌上堆滿了書籍和文稿，他比我想象中還要消瘦，臉色略顯蒼白，可那雙眼眸，依舊透著銳利的光，仿佛能看穿這世間的一切虛妄。
我走上前去，恭敬地行了個禮，說道：“魯迅先生，晚輩陳生，冒昧前來打擾，實在是心中對先生仰慕已久，有諸多疑惑，想向先生討教。”
魯迅微微抬起頭，嘴角露出一絲淡淡的笑意，聲音有些沙啞卻依舊有力：“哦，是陳編輯啊，不必拘謹，坐下說話吧，如今這世道，能有人願意來聊聊文學，倒也是難得。”
我緩緩坐下，看著先生，鼓起勇氣說道：“先生，您的文章，晚輩每一篇都細細讀過，那文字如利刃，直刺這社會的病根，可如今這局勢，外敵環伺，國內又紛爭不斷，您覺得咱們這文學，真能喚醒那些麻木的人心嗎？”
魯迅輕輕歎了口氣，拿起桌上的煙，點上一支，深吸一口，緩緩說道：“文學的力量，或許不像槍炮那般直接，但它能如那點點星火，燃進人們的心底。隻要還有人讀著這些文字，能從中有所觸動，有所思考，那便有希望，總好過眾人皆在這黑暗中渾渾噩噩，任人宰割啊。”
我聽著先生的話，心中湧起一股熱流，說道：“先生所言極是，隻是如今有些文人，為了那點蠅頭小利，或是迎合權貴，寫些不痛不癢的文字，看著著實讓人憤懣。”
魯迅微微皺眉，彈了彈煙灰，說道：“哼，那些人，不過是文壇的蛀蟲罷了，真正的文人，當有脊梁，要敢於為這世間的不公發聲，哪怕聲音微弱，也要喊出來，讓世人知道，這世道還有人在抗爭，在尋求改變。”
正說著，外麵突然傳來一陣吵鬧聲，似乎是有人在街頭爭吵，還夾雜著幾句日語，想來又是那些趾高氣昂的日本浪人在滋事。
我皺起眉頭，氣憤地說：“先生，您看看這些個日寇，在咱們的土地上如此張狂，可還有些國人，卻不敢反抗，真是讓人痛心疾首啊。”
魯迅的眼神中閃過一絲悲憤，說道：“國人之麻木，非一日之寒，多年的封建壓迫，讓許多人早已失去了抗爭的勇氣，可咱們不能放棄，要用文字，用行動，去喚醒他們骨子裏的血性，讓他們知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啊。”
我握緊了拳頭，說道：“先生，晚輩定當追隨您的腳步，以筆為劍，盡自己的一份力，隻是這前路，實在是艱難啊。”
魯迅看著我，目光中多了幾分期許，說道：“艱難是自然，可若人人都怕了這艱難，那這國家便真的沒了希望，隻要堅持下去，總會看到曙光的。”
這時，許廣平先生端了兩杯熱茶進來，說道：“你們聊了這許久，先喝點茶潤潤嗓子吧，別太累著了。”
我趕忙起身接過茶，謝過許廣平先生，又坐下與魯迅繼續聊著。
我好奇地問：“先生，您寫了那麽多文章，塑造了那麽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像孔乙己、阿q，您在創作的時候，心裏是怎麽想的呀？”
魯迅微微靠在椅背上，陷入了回憶，說道：“那些人物，皆是這社會底層的縮影，他們的可悲、可笑，實則是這舊時代的悲哀，我便是想通過他們，讓世人看清這吃人的社會，喚起大家改變的決心。”
我連連點頭，說道：“先生的文字，確實有著這樣的魔力，每次讀來，都讓人深思不已。隻是如今，有些報刊雜誌，竟對您的文章諸多詆毀，說您言辭太過犀利，您就不氣嗎？”
魯迅笑了笑，笑聲中卻透著幾分無奈，說道：“氣又何用，他們不過是害怕被揭露了真麵目罷了，我寫我的，隻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這受苦的百姓，任他們去說吧。”
不知不覺，天色漸晚，我想著不能過多打擾先生休息，便起身告辭：“先生，今日與您一番交談，讓晚輩受益匪淺，隻是怕耽誤您休息了，晚輩這就告辭，改日再來討教。”
魯迅也緩緩起身，說道：“無妨，往後若是有什麽想法，可再來聊聊，這文學之路，還需你們年輕人繼續走下去啊。”
我告別了魯迅和許廣平先生，走出小院，回頭望去，那昏黃的燈光透過窗戶，灑在小院裏，先生那瘦弱卻堅毅的身影仿佛還在窗前，我的心中滿是感慨，暗自發誓定要如先生所言，以筆為刃，為這亂世添一絲光亮。
然而，世事難料，沒過多久，便傳來了魯迅逝世的噩耗，那一日，整個上海仿佛都籠罩在了悲傷之中，文化界同仁們悲痛萬分，百姓們也都紛紛惋惜，我更是如遭雷擊，回想起那日與先生的聊天，那話語仿佛還在耳邊回響，可先生卻已離去，心中的悲痛難以言表。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在文學領域以及關乎民族精神覺醒等方麵的情況，且與魯迅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所做的貢獻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日本，當時文學界呈現出多元的發展態勢。一方麵，有部分作家受軍國主義思想影響，創作出一些宣揚對外侵略、美化戰爭的作品，試圖為日本的擴張行徑尋找所謂的“正當性”；另一方麵，也有不少秉持良知的作家，他們在作品中對國內社會的矛盾、人性的複雜等進行剖析，不過在當時軍國主義的高壓氛圍下，這類聲音相對較為微弱。與魯迅通過犀利文字批判社會黑暗、喚醒國人反抗外敵不同，日本的部分文學被政治裹挾，走向了錯誤的方向，體現出不同國家在麵臨複雜國際局勢時，文學所承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存在差異，日本文學在當時部分失去了其本應有的對正義和人性的堅守。
在法國，文學依舊是浪漫與現實交織，眾多作家如羅曼·羅蘭等，以筆書寫著對人性美好的追求、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思考，其作品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都有著廣泛影響力。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刻畫了一個為追求音樂夢想、為理想生活而抗爭的人物形象，激勵著人們在困境中堅守自我。與魯迅側重於批判舊中國的社會弊病、喚起民族覺醒不同，法國文學更多是從個體的精神追求、情感世界等角度出發，反映出不同國家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階段下文學創作的側重點差異，法國相對處於較為平穩的國內環境，文學創作更注重個人內心世界的挖掘。
在蘇聯，文學正處在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階段，作家們以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展現工農階級的偉大力量為主題進行創作，像高爾基的《母親》就塑造了一位勇敢投身革命、傳播真理的母親形象，對蘇聯國內民眾的思想凝聚、社會主義信念的強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和魯迅所處的中國，以揭露黑暗、喚醒民眾反抗壓迫的文學創作目的有所不同，體現出不同政治體製和社會發展方向下文學的不同使命，蘇聯文學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而魯迅的文學是為了打破舊中國的枷鎖。
在美國，文學創作風格多樣，有反映經濟大蕭條下底層人民生活困苦的現實主義作品，也有充滿奇幻想象的科幻、冒險類文學。比如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描繪了農民在經濟危機中失去土地、艱難求生的場景，引發人們對社會公平的思考；而像《綠野仙蹤》這樣的童話文學則以奇幻的故事給人們帶來別樣的閱讀體驗。與魯迅通過文學喚起民族抗爭意識不同，美國文學更多是基於國內經濟、社會現象進行多元化的呈現，反映出不同國家的國情和麵臨的主要問題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美國當時主要應對國內經濟危機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
在英國，文學有著深厚的傳統底蘊，當時的作家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既有對貴族生活、曆史故事等進行細膩描寫的作品，也有關注社會變革、工人階級生活的內容。如狄更斯式的批判現實主義風格依舊有著影響力，同時也有新的文學思潮在湧動。相較於魯迅對舊中國社會全麵深刻的批判，英國文學的批判更多是夾雜在對不同階層生活、曆史文化等多方麵的描述中，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傳承和社會結構下文學批判的不同方式，英國有著相對穩定的社會階層結構，文學創作也受其影響。
在德國，在納粹勢力逐漸崛起的背景下，文學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許多進步作家的作品被禁止發行，他們本人甚至遭到迫害，而納粹扶持的一些宣揚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文學作品大行其道，試圖洗腦民眾，為其獨裁統治和對外侵略服務。這與魯迅以筆為武器扞衛民族尊嚴、喚醒民眾良知形成了鮮明對比，德國文學在當時被法西斯扭曲，失去了其本應有的自由與正義，反映出不同政治走向對文學的破壞作用，德國陷入了黑暗的法西斯統治，文學淪為了其統治的工具。
在印度，當時正處於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時期，文學也成為了表達民族訴求、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許多印度作家用本土語言和英語創作，描寫印度人民在殖民統治下的苦難生活、對傳統文化的堅守以及對獨立自由的渴望，像泰戈爾的詩歌就飽含著對祖國的熱愛和對自由的向往，與魯迅為喚醒中國民眾反抗外敵入侵、擺脫國內壓迫有著相似的民族精神內涵，但又因兩國不同的文化、曆史背景而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體現出不同被殖民國家在文學上展現民族抗爭的獨特性，印度文學融合了其自身深厚的宗教文化等元素來傳遞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