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春節對於安茹服飾來說無疑是忙碌的，大部分員工都放棄了與家人團聚的機會，選擇和楊守安他們一起奮戰。
有人說小公司最不需要的就是企業文化，老板下命令，員工當牛馬，把廉價的勞動力壓榨到極限，才能換取利潤和規模的快速提升。
興許是因為自己也是從貧困的大山裏走出來的，明白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想要靠單純的努力和付出來賺錢是多麽困難。
所以安茹“鐵三角”對這種廣為流傳，甚至被奉為經典的“狼性論調”完全抱嗤之以鼻的態度。
不光是楊守安，周清茹和阿四也認為創業公司更應該把“人情味”和“實事求是”放在前麵，而不是一味地“打雞血”和“畫大餅”。
在他們看來，好的老板和領導，一定要學會把成功的果實分享出去。
不能“有難”了才給員工打感情牌，說什麽“都是家人，大家要和公司同舟共濟”，相反賺錢的時候就變成了“我是老板，風險我擔，鈔票自然應該我賺”。
所以在安茹服飾從線上平台掘到第一桶金的時候，楊守安就定下了“規矩”，公司的淨利潤除了預留出後續發展的預算和風險儲備金後，全部打入“分紅獎金池”。
而且不管是上海總部還是廣州工廠的，不管是辦公室裏的文職崗位還是車間裏的技術工人，有一個算一個，全部都能夠參與到公司每季度的分紅當中。
分配比例完全按照日常工作的表現和對集體的貢獻度決定，不但杜絕人為因素的幹擾，而且還沒有任何崗位階層上的限製。
在這套規則下，基層工人收入超過行政運營等白領崗位的比比皆是，甚至還出現過員工因為突破了某個重要技術瓶頸，當季獎金加分紅比楊守安和周清茹還高的情況。
千萬不要小看“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的力量。
楊守安“一時衝動”，從廣交會上簽下了天量的訂單，雖然想出了把部分工序外包的辦法，但剩下的核心部分隻能靠自己的工廠來解決。
為此阿四做了大量的測算工作，發現哪怕是把新建的工廠和康樂村原有的幾個車間全部開足馬力，然後再優化生產流程，也沒辦法以現有的產能來按時完成交付。
想要不違約，要麽加人，要麽加班。
楊守安一開始想的辦法自然是前者，但麥克斯這筆訂單的最後交貨日期是在四月底，想要在這麽短的時間裏招聘到一批“即戰力”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需要付出巨額的成本不說，而且還會承擔相當大的風險。
所以在他和阿四兩個人麵對麵抽了一宿的煙後，還是把廣州這邊生產條線上的核心骨幹都喊了過來，想要一起商討對策。
那一晚廣州的風格外刺骨，吹得楊守安和阿四滿臉通紅，開會的地方選在安茹新工廠所在的園區裏，比起康樂村那的老車間至少更加寬敞明亮。
兄弟倆站在門外等著員工們來，幾乎是不停地在反複踱步，皺起的眉宇也就沒放鬆過。
安茹服飾還有一條公司規定，那就是“不準加班”。
楊守安不止一次地在各種場合說過：“上班的八小時裏，你是公司的員工，下班以後，你應該是別人的父親母親，應該是丈夫妻子，應該是兒子女兒，一定要回歸到家庭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體會到自己每天工作的意義，才能享受到生活的美好。”
但這次，他可能要食言了。
所以當看著會議室裏坐著的十幾個安茹員工的時候，楊守安難得一見地出現了語塞的情況，幾次張開嘴都沒能說出一句話來。
一旁的阿四同樣顯得局促不安，今天來的人絕大部分都是他一手培養或是招攬到公司來的，知根知底，關係極佳，大家夥平日裏都會親切地喊他一聲“四哥”。
可現在作為安茹廣州的“***”，卻不得不像自己平日裏最看不上的那些“黑心工廠”那樣，依靠“無休止”的加班來完成生產任務。
甚至還要告訴員工們因為公司花費了大量的資金去采購廣交會這批訂單的原材料，所以連加班費可能都要等到非洲那邊回款後才能全額發放。
“大家夥都到齊了吧，今天我和四總有件事想和你們商量，其實……其實是這樣，之前公司不是拿下了一大筆訂單嘛，然後……就是……”
最後還是楊守安硬著頭皮先開了腔，他磕磕絆絆地把安茹服飾現在麵對的困難和挑戰都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包括自己對於非洲市場的預期，還有公司之後轉型發展的打算等等等等。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我和四總還有在上海的周總都是一樣的意思，希望大家能夠和公司一起把這道難關闖過去。”
楊守安的話音漸漸落下，整間會議室裏如預料一樣鴉雀無聲，他和阿四緊張到隻能聽見自己咽口水的聲音，不斷觀察著員工們的反應。
“怎麽滴，楊總和四總這意思是不把我們當自己人了？”
第一個開口的是坐在會議室角落裏的中年男人，他是個老煙槍，每天不抽個兩包就渾身沒勁，從原先的小製衣廠跟著進入了安茹公司，屬於現在車間裏的頂梁柱，大家夥都叫他老餘。
老餘把手裏的香煙掐滅在煙灰缸裏，手指敲擊著桌麵衝著楊守安說道，那眼神裏多少帶著“責怪”的意味。
“就是啊，說的什麽話嘛，覺得我們這幫大老爺們是有福能同享，有難就不能同當的人？”
“老張你啥意思？把我們女工排除在外？想得美，我告訴你婦女同誌也能頂半邊天，這班我們還加定了。”
“我馬德山是個粗人，隻知道公司管我飯吃，給我地方住，工資發得高不說，上個月還把我老娘接到廣州來治病，我娘回去前說了，這恩得記一輩子，楊總，四總，啥都別說了，你們就安排活吧。”
“對，沒錯，八小時生產不完就二十四小時嘛，他媽的在以前廠子裏又不是沒三班倒過，楊總，你劃出道來，我們車間絕對指哪打哪，兩橫一豎就是幹。”
無需動員，無需解釋，無需承諾。
會議室裏群情激昂，大家甚至都沒再給楊守安和阿四說話的機會，“吵吵鬧鬧”間就把加班的事情給定了。
平日裏安茹被社會上那些黑心老板們認為不可理喻的種種舉措，在這個深冬的夜晚化為了源源不斷的燃料，支撐著這艘由三個“野孩子”掌舵的小船，以尋常人難以置信的方式，破開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中，暗藏在繁榮之下，名為“資本主義”的冰山。
有人說小公司最不需要的就是企業文化，老板下命令，員工當牛馬，把廉價的勞動力壓榨到極限，才能換取利潤和規模的快速提升。
興許是因為自己也是從貧困的大山裏走出來的，明白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想要靠單純的努力和付出來賺錢是多麽困難。
所以安茹“鐵三角”對這種廣為流傳，甚至被奉為經典的“狼性論調”完全抱嗤之以鼻的態度。
不光是楊守安，周清茹和阿四也認為創業公司更應該把“人情味”和“實事求是”放在前麵，而不是一味地“打雞血”和“畫大餅”。
在他們看來，好的老板和領導，一定要學會把成功的果實分享出去。
不能“有難”了才給員工打感情牌，說什麽“都是家人，大家要和公司同舟共濟”，相反賺錢的時候就變成了“我是老板，風險我擔，鈔票自然應該我賺”。
所以在安茹服飾從線上平台掘到第一桶金的時候，楊守安就定下了“規矩”，公司的淨利潤除了預留出後續發展的預算和風險儲備金後，全部打入“分紅獎金池”。
而且不管是上海總部還是廣州工廠的，不管是辦公室裏的文職崗位還是車間裏的技術工人，有一個算一個，全部都能夠參與到公司每季度的分紅當中。
分配比例完全按照日常工作的表現和對集體的貢獻度決定，不但杜絕人為因素的幹擾，而且還沒有任何崗位階層上的限製。
在這套規則下，基層工人收入超過行政運營等白領崗位的比比皆是，甚至還出現過員工因為突破了某個重要技術瓶頸，當季獎金加分紅比楊守安和周清茹還高的情況。
千萬不要小看“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的力量。
楊守安“一時衝動”，從廣交會上簽下了天量的訂單，雖然想出了把部分工序外包的辦法，但剩下的核心部分隻能靠自己的工廠來解決。
為此阿四做了大量的測算工作，發現哪怕是把新建的工廠和康樂村原有的幾個車間全部開足馬力，然後再優化生產流程，也沒辦法以現有的產能來按時完成交付。
想要不違約，要麽加人，要麽加班。
楊守安一開始想的辦法自然是前者，但麥克斯這筆訂單的最後交貨日期是在四月底，想要在這麽短的時間裏招聘到一批“即戰力”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需要付出巨額的成本不說，而且還會承擔相當大的風險。
所以在他和阿四兩個人麵對麵抽了一宿的煙後，還是把廣州這邊生產條線上的核心骨幹都喊了過來，想要一起商討對策。
那一晚廣州的風格外刺骨，吹得楊守安和阿四滿臉通紅，開會的地方選在安茹新工廠所在的園區裏，比起康樂村那的老車間至少更加寬敞明亮。
兄弟倆站在門外等著員工們來，幾乎是不停地在反複踱步，皺起的眉宇也就沒放鬆過。
安茹服飾還有一條公司規定，那就是“不準加班”。
楊守安不止一次地在各種場合說過：“上班的八小時裏，你是公司的員工，下班以後，你應該是別人的父親母親，應該是丈夫妻子，應該是兒子女兒，一定要回歸到家庭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體會到自己每天工作的意義，才能享受到生活的美好。”
但這次，他可能要食言了。
所以當看著會議室裏坐著的十幾個安茹員工的時候，楊守安難得一見地出現了語塞的情況，幾次張開嘴都沒能說出一句話來。
一旁的阿四同樣顯得局促不安，今天來的人絕大部分都是他一手培養或是招攬到公司來的，知根知底，關係極佳，大家夥平日裏都會親切地喊他一聲“四哥”。
可現在作為安茹廣州的“***”，卻不得不像自己平日裏最看不上的那些“黑心工廠”那樣，依靠“無休止”的加班來完成生產任務。
甚至還要告訴員工們因為公司花費了大量的資金去采購廣交會這批訂單的原材料，所以連加班費可能都要等到非洲那邊回款後才能全額發放。
“大家夥都到齊了吧，今天我和四總有件事想和你們商量，其實……其實是這樣，之前公司不是拿下了一大筆訂單嘛，然後……就是……”
最後還是楊守安硬著頭皮先開了腔，他磕磕絆絆地把安茹服飾現在麵對的困難和挑戰都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包括自己對於非洲市場的預期，還有公司之後轉型發展的打算等等等等。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我和四總還有在上海的周總都是一樣的意思，希望大家能夠和公司一起把這道難關闖過去。”
楊守安的話音漸漸落下，整間會議室裏如預料一樣鴉雀無聲，他和阿四緊張到隻能聽見自己咽口水的聲音，不斷觀察著員工們的反應。
“怎麽滴，楊總和四總這意思是不把我們當自己人了？”
第一個開口的是坐在會議室角落裏的中年男人，他是個老煙槍，每天不抽個兩包就渾身沒勁，從原先的小製衣廠跟著進入了安茹公司，屬於現在車間裏的頂梁柱，大家夥都叫他老餘。
老餘把手裏的香煙掐滅在煙灰缸裏，手指敲擊著桌麵衝著楊守安說道，那眼神裏多少帶著“責怪”的意味。
“就是啊，說的什麽話嘛，覺得我們這幫大老爺們是有福能同享，有難就不能同當的人？”
“老張你啥意思？把我們女工排除在外？想得美，我告訴你婦女同誌也能頂半邊天，這班我們還加定了。”
“我馬德山是個粗人，隻知道公司管我飯吃，給我地方住，工資發得高不說，上個月還把我老娘接到廣州來治病，我娘回去前說了，這恩得記一輩子，楊總，四總，啥都別說了，你們就安排活吧。”
“對，沒錯，八小時生產不完就二十四小時嘛，他媽的在以前廠子裏又不是沒三班倒過，楊總，你劃出道來，我們車間絕對指哪打哪，兩橫一豎就是幹。”
無需動員，無需解釋，無需承諾。
會議室裏群情激昂，大家甚至都沒再給楊守安和阿四說話的機會，“吵吵鬧鬧”間就把加班的事情給定了。
平日裏安茹被社會上那些黑心老板們認為不可理喻的種種舉措，在這個深冬的夜晚化為了源源不斷的燃料，支撐著這艘由三個“野孩子”掌舵的小船，以尋常人難以置信的方式，破開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中，暗藏在繁榮之下，名為“資本主義”的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