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了，一不小心穿越到清朝末年，趕上了一係列倒黴催的事情：兩次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進京，列強橫行、官僚腐敗、民不聊生，就是這麽個情況，給你個機會改變現狀，你會怎麽搞？其實不需要怎麽想，基本隻有兩條路，一條就是改良，溫和緩慢的改變社會現狀，什麽洋務運動、百日維新都是走的這條路，一條就是革命，主張用暴力徹底改變社會製度，孫中山走的就是這條路。
其實這兩條路不是什麽新鮮事，都已經有成功的案例，比如英國，是改良主義的範本，在沒有流血的情況下，1688年“光榮革命”成功，1689年，頒布《權利法案》，成功確立君主立憲製，康有為梁啟超一直對這條路向往不已。
另外一條就是革命，也有成功的範本，比如法國大革命，1789年7月，巴士底獄被攻占，國王和王後被送上斷頭台，殺的人頭滾滾，幾經曲折，最後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從此法國成為革命聖地，法國的刁民也特別牛，之前馬克龍漲了5毛錢的油價，屌絲們就上街遊行放火，衝警察扔石頭，讓世界人民大開眼界，展現了一把革命聖地人民的風采。
孫中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家，他主張暴力推翻腐朽的現有秩序，先是清政府，後是各路軍閥，一路走來，生命不息，戰鬥不止，表現非常硬核，讓大家以為他是一條純鐵血漢子，準備用拳頭打碎一切不合理的舊秩序。
這種想法當然錯誤，純鋼易折的道理中國人都懂，剛柔並濟方能成功，孫中山更是此道高手，他明白，出來挑頭革命，需要有一麵大旗，讓大家夥一看就知道你想幹啥，同意你這套的自然就會投奔，孫中山的旗幟就是三民主義，我們就說新三民主義，包括三個內容：民族、民權、民生，民族主義的內容就是反對滿清專治和列強的侵略，打倒軍閥，這些都是需要靠暴力來完成，民權，實現全民共有的民主政治。這兩點和共產黨當時的主張並沒有多大差別。
關鍵在於民生，孫中山主張的民生主義有兩點：一是平均地權，二為節製資本。
如果按照革命的套路，所有剝削階級都要被打倒，那就需要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農奴把歌唱，萬惡的資本家也要被打倒，工人階級需要當家作主。
這一切在今天看來，是無比正確的，我們就是這樣幹的，重新建設起來一個繁榮強盛的新中國。
但回到當時，孫中山不是這麽想的，他覺得采用革命的手段對付國內的地主和資產階級，破壞性太大，還是采取緩慢溫和的改革措施，商量著來，達到農民得利，地主也不吃虧的雙贏局麵，逐步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
孫中山在政治領域主張采用革命的手段，在經濟領域主張采用溫和改良的方法，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前文已經分析過了，孫中山覺得革命是社會精英階層的事情，從來沒考慮過讓底層群眾參與，所以國民黨的主要成員都是地主、資本家家庭出來的精神小夥，這些人參加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趕走列強和軍閥，達到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目的，但沒人讚同革自己家的命，孫中山雖然是領導，也需要手下兄弟們的幫村，不同意采取革命的手段對付地主和資產階級，也很正常，因為即使他下令了，負責執行的人就是地主和資本家，他們能執行才有鬼了。
第二個原因，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歐美各個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讓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脊背發涼，知道如果繼續往死裏壓迫工人們，工人一旦團結起來鬧革命，事情就大發了，不如實行一些社會改良和社會福利政策，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工人勞動狀態，采取這些措施的發達國家，勞資矛盾得到緩解，生產率得到提高，整個社會的氛圍變得和睦，也就沒人想著鬧革命了。
根據這兩條思路，孫中山覺得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內部矛盾，具體的方法就是：提升生產效率、將運輸和交通企業收歸國有、對資本利得多征稅（鼓勵勞動，打擊食利階層），搞搞轉移支付等等。
孫中山的想法好不好呢？肯定好嘛，如果能夠在不大動幹戈的前提下，通過發展生產力和協調生產關係，讓國家繁榮昌盛，百姓安居樂業，肯定是再好不過的事情。
可惜的是，再好的想法，如果不符合客觀規律，那都是行不通的。
就拿土地這件事情來說，地主們不從事任何勞動，卻過著錦衣玉食的快樂生活，佃農們一生辛勞，卻從未吃過一次飽飯，對於這些情況，國民黨高層非常清楚，孫中山曾經說過“農民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卻被地主奪取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1928年，浙江省省長何應欽就說“佃農終歲勤勞，三餐難得一飽；業主一次投資，子孫坐收其利。事之不公，無愈於此。”
既然清楚地主是寄生蟲，是社會的毒瘤，那麽孫中山的解決思路是啥子呢？“慢慢商量，和平解決”，采取讓農民得利，地主也不吃虧的“雙贏”方案，由於孫中山去世的時候，北伐尚未開始，他還沒來得及親自實踐這個想法。
設想一下，在民國時期，用孫中山的方法搞土地改革，需要什麽條件？土地嘛，肯定是涉及到每個村了，要組織人馬對全國人口和土地進行一次大普查，確定每家每戶實際擁有土地麵積，然後再製定一個標準，確定地主的標準是啥，每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可能在西北戈壁灘，一個貧困戶都可以擁有1000畝地，但這種地一點用都沒有，壓根就種植不了糧食，連草都長不了幾根，這種地方的人，擁有1000畝地都隻能算是窮人，在江浙富庶之地，1000畝地絕對算地主了，所以這個地主的標準還要統計方方麵麵的數據，綜合判斷之後，才能得出一個可靠的結論。
把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等劃分出來以後，按改良派的思路，需要讓農民得利，那簡單嘛，減租即可，減租之後，農民的確得利了，但地主就損失了嘛，根本就沒有讓農民得利，地主也得利所謂雙贏的方法，地主遭受損失以後，肯定要鬧事，這就需要有調解機關，做好解釋工作，穩定社會秩序。
直到今天，人口普查都是一個大工程，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變態的執行能力，能管的到每個村，實際上，直到今天，能完成這項工作的也沒幾個國家，比如印度就絕對完成不了，莫迪隻能管到城裏，村裏有多少人或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原因很簡單，印度村裏都是土邦，實行的是自治，壓根就沒有在村裏設置任何行政機構，刨除印度人的那副宗教德性，即使莫迪想在村裏設村委會一級的行政機構，也是心有餘力不足，兩個字——沒錢！
可能大家對這個沒什麽概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共有行政村總數為個，隨便列個數據哈，每個村每年的經費20萬元，中國維持村級行政機構的費用支出1383億元人民幣。
中國在疫情期間，中央一聲令下，全國就地臥倒，堅決服從命令，就是因為擁有強大到變態的行政能力，印度沒有，所以現在天天往恒河裏拋屍。
設置這些機構，需要天量的資金，還需要得到群眾的衷心擁護。
回到民國，在全國上下窮的叮當響的情況下，憑什麽能完成全國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工作？有村一級的行政機構嗎？沒有，隻有“皇權不下縣”，村裏和印度現在似的，實行的是鄉紳自治，就是地主組織一群流氓在維持秩序，維持啥秩序？農民到期足額交租的秩序嘛，不然就拉家裏的喜兒去抵賬。
讓地主公平公開公正的主持減少土地租金的事情，聽著就不靠譜。
回到當時，能看到這點的人幾乎沒有，國民黨內一個都沒有，作為孫中山遺誌的繼承者，蔣介石繼承了“三民主義”，在民生領域繼續改良之路，無論怎麽改，都逃不脫失敗的命運。
剛才說了，在當時，能看到這點的人幾乎沒有，幾乎這兩個字說明還是有人看到了，誰？當然是毛導員了，1925年12月，毛導員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明確指出地主是封建殘餘，屬於被革命的對象，1927年3月，完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表示“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再次重申地主階級必須被打倒。
在對待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這個問題上，雙方的矛盾產生了，國民黨搞階級合作，地主、資產階級都在“合作”之列，共產黨要搞階級鬥爭，要打倒地主階級，條件成熟還要消滅資產階級。國民黨希望維護社會秩序，商量著解決社會矛盾，共產黨要搗毀吃人的舊社會，以鬥爭改造中國，這就是雙方分歧的根本。
國內的資本家和地主害怕繼續革命，支持蔣介石反共清黨，1927年4.12之後，雙方分道揚鑣，共產黨在農村“打土豪分田地”，國民黨則竭力剿共，保護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繼續孫中山的社會改良之路。
這是執政理念層麵，國共產生分歧直至翻臉的原因。
其實這兩條路不是什麽新鮮事，都已經有成功的案例，比如英國，是改良主義的範本，在沒有流血的情況下，1688年“光榮革命”成功，1689年，頒布《權利法案》，成功確立君主立憲製，康有為梁啟超一直對這條路向往不已。
另外一條就是革命，也有成功的範本，比如法國大革命，1789年7月，巴士底獄被攻占，國王和王後被送上斷頭台，殺的人頭滾滾，幾經曲折，最後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從此法國成為革命聖地，法國的刁民也特別牛，之前馬克龍漲了5毛錢的油價，屌絲們就上街遊行放火，衝警察扔石頭，讓世界人民大開眼界，展現了一把革命聖地人民的風采。
孫中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家，他主張暴力推翻腐朽的現有秩序，先是清政府，後是各路軍閥，一路走來，生命不息，戰鬥不止，表現非常硬核，讓大家以為他是一條純鐵血漢子，準備用拳頭打碎一切不合理的舊秩序。
這種想法當然錯誤，純鋼易折的道理中國人都懂，剛柔並濟方能成功，孫中山更是此道高手，他明白，出來挑頭革命，需要有一麵大旗，讓大家夥一看就知道你想幹啥，同意你這套的自然就會投奔，孫中山的旗幟就是三民主義，我們就說新三民主義，包括三個內容：民族、民權、民生，民族主義的內容就是反對滿清專治和列強的侵略，打倒軍閥，這些都是需要靠暴力來完成，民權，實現全民共有的民主政治。這兩點和共產黨當時的主張並沒有多大差別。
關鍵在於民生，孫中山主張的民生主義有兩點：一是平均地權，二為節製資本。
如果按照革命的套路，所有剝削階級都要被打倒，那就需要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農奴把歌唱，萬惡的資本家也要被打倒，工人階級需要當家作主。
這一切在今天看來，是無比正確的，我們就是這樣幹的，重新建設起來一個繁榮強盛的新中國。
但回到當時，孫中山不是這麽想的，他覺得采用革命的手段對付國內的地主和資產階級，破壞性太大，還是采取緩慢溫和的改革措施，商量著來，達到農民得利，地主也不吃虧的雙贏局麵，逐步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
孫中山在政治領域主張采用革命的手段，在經濟領域主張采用溫和改良的方法，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前文已經分析過了，孫中山覺得革命是社會精英階層的事情，從來沒考慮過讓底層群眾參與，所以國民黨的主要成員都是地主、資本家家庭出來的精神小夥，這些人參加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趕走列強和軍閥，達到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目的，但沒人讚同革自己家的命，孫中山雖然是領導，也需要手下兄弟們的幫村，不同意采取革命的手段對付地主和資產階級，也很正常，因為即使他下令了，負責執行的人就是地主和資本家，他們能執行才有鬼了。
第二個原因，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歐美各個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讓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脊背發涼，知道如果繼續往死裏壓迫工人們，工人一旦團結起來鬧革命，事情就大發了，不如實行一些社會改良和社會福利政策，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工人勞動狀態，采取這些措施的發達國家，勞資矛盾得到緩解，生產率得到提高，整個社會的氛圍變得和睦，也就沒人想著鬧革命了。
根據這兩條思路，孫中山覺得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內部矛盾，具體的方法就是：提升生產效率、將運輸和交通企業收歸國有、對資本利得多征稅（鼓勵勞動，打擊食利階層），搞搞轉移支付等等。
孫中山的想法好不好呢？肯定好嘛，如果能夠在不大動幹戈的前提下，通過發展生產力和協調生產關係，讓國家繁榮昌盛，百姓安居樂業，肯定是再好不過的事情。
可惜的是，再好的想法，如果不符合客觀規律，那都是行不通的。
就拿土地這件事情來說，地主們不從事任何勞動，卻過著錦衣玉食的快樂生活，佃農們一生辛勞，卻從未吃過一次飽飯，對於這些情況，國民黨高層非常清楚，孫中山曾經說過“農民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卻被地主奪取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1928年，浙江省省長何應欽就說“佃農終歲勤勞，三餐難得一飽；業主一次投資，子孫坐收其利。事之不公，無愈於此。”
既然清楚地主是寄生蟲，是社會的毒瘤，那麽孫中山的解決思路是啥子呢？“慢慢商量，和平解決”，采取讓農民得利，地主也不吃虧的“雙贏”方案，由於孫中山去世的時候，北伐尚未開始，他還沒來得及親自實踐這個想法。
設想一下，在民國時期，用孫中山的方法搞土地改革，需要什麽條件？土地嘛，肯定是涉及到每個村了，要組織人馬對全國人口和土地進行一次大普查，確定每家每戶實際擁有土地麵積，然後再製定一個標準，確定地主的標準是啥，每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可能在西北戈壁灘，一個貧困戶都可以擁有1000畝地，但這種地一點用都沒有，壓根就種植不了糧食，連草都長不了幾根，這種地方的人，擁有1000畝地都隻能算是窮人，在江浙富庶之地，1000畝地絕對算地主了，所以這個地主的標準還要統計方方麵麵的數據，綜合判斷之後，才能得出一個可靠的結論。
把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等劃分出來以後，按改良派的思路，需要讓農民得利，那簡單嘛，減租即可，減租之後，農民的確得利了，但地主就損失了嘛，根本就沒有讓農民得利，地主也得利所謂雙贏的方法，地主遭受損失以後，肯定要鬧事，這就需要有調解機關，做好解釋工作，穩定社會秩序。
直到今天，人口普查都是一個大工程，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變態的執行能力，能管的到每個村，實際上，直到今天，能完成這項工作的也沒幾個國家，比如印度就絕對完成不了，莫迪隻能管到城裏，村裏有多少人或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原因很簡單，印度村裏都是土邦，實行的是自治，壓根就沒有在村裏設置任何行政機構，刨除印度人的那副宗教德性，即使莫迪想在村裏設村委會一級的行政機構，也是心有餘力不足，兩個字——沒錢！
可能大家對這個沒什麽概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共有行政村總數為個，隨便列個數據哈，每個村每年的經費20萬元，中國維持村級行政機構的費用支出1383億元人民幣。
中國在疫情期間，中央一聲令下，全國就地臥倒，堅決服從命令，就是因為擁有強大到變態的行政能力，印度沒有，所以現在天天往恒河裏拋屍。
設置這些機構，需要天量的資金，還需要得到群眾的衷心擁護。
回到民國，在全國上下窮的叮當響的情況下，憑什麽能完成全國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工作？有村一級的行政機構嗎？沒有，隻有“皇權不下縣”，村裏和印度現在似的，實行的是鄉紳自治，就是地主組織一群流氓在維持秩序，維持啥秩序？農民到期足額交租的秩序嘛，不然就拉家裏的喜兒去抵賬。
讓地主公平公開公正的主持減少土地租金的事情，聽著就不靠譜。
回到當時，能看到這點的人幾乎沒有，國民黨內一個都沒有，作為孫中山遺誌的繼承者，蔣介石繼承了“三民主義”，在民生領域繼續改良之路，無論怎麽改，都逃不脫失敗的命運。
剛才說了，在當時，能看到這點的人幾乎沒有，幾乎這兩個字說明還是有人看到了，誰？當然是毛導員了，1925年12月，毛導員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明確指出地主是封建殘餘，屬於被革命的對象，1927年3月，完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表示“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再次重申地主階級必須被打倒。
在對待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這個問題上，雙方的矛盾產生了，國民黨搞階級合作，地主、資產階級都在“合作”之列，共產黨要搞階級鬥爭，要打倒地主階級，條件成熟還要消滅資產階級。國民黨希望維護社會秩序，商量著解決社會矛盾，共產黨要搗毀吃人的舊社會，以鬥爭改造中國，這就是雙方分歧的根本。
國內的資本家和地主害怕繼續革命，支持蔣介石反共清黨，1927年4.12之後，雙方分道揚鑣，共產黨在農村“打土豪分田地”，國民黨則竭力剿共，保護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繼續孫中山的社會改良之路。
這是執政理念層麵，國共產生分歧直至翻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