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二章 包稅製、空印案
大明：秋後問斬，太子是獄友 作者：霸道總裁胖總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首先說第一個分稅製，把朝廷稅收與地方稅收分開，建立起朝廷、地方的二級稅收體係。
夏原吉雖然此前從未聽過，但他腦子裏幾乎下意識就蹦出了兩個關鍵詞——“包稅製”和“空印案”。
包稅製的曆史相當久遠，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五代的後唐時期。
用《資治通鑒》的記載：“（後）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
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後唐末年國家風雨飄搖，已經無力對朝廷控製的營田進行管理，便募集豪強地主輸納定額租賦，那朝廷就把營田轉交給對方經營，而不再征稅。
因為後唐朝廷的如此做法，導致對州縣的控製力進一步下降，連緝捕盜賊流寇都無法做到，差役兵丁也難以足額。
這是包稅製在五代亂世的起點，到了北宋局部統一天下，社會的安定帶來商業的高度繁榮，為了征收商稅，北宋朝廷專門成立了“商稅務”，並在全國各州縣共設立有1830多個。
但即便如此，依舊很難顧及分散鄉間的小集市。
於是乎，大聰明的北宋朝廷便決定“課（稅）額少者，募豪民主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七）”。
按照這個規定，凡是商稅額在一千貫以下的小集市，一律都要實行“包稅製”，對外稱“買撲”，也即由官府先測算出該集市今年應收稅的總數，再讓當地的大商人出錢承包，然後大商人再向商販們自行征收，官府不會再管。
如此一番，收入的盈虧都由大商人負責，朝廷穩坐釣魚台。
北宋朝廷嚐到了其中甜頭，又在之後繼續推行年課稅千貫以下的酒務、道店等商稅，從而“讓人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宋會要輯稿》六）”。
元滅宋，包稅製也被繼承下來，並且進一步發揚壯大，承包稅種之多、範圍之廣、數額之大迅速超越了兩宋。
早在元太宗（實際是蒙古帝國皇帝，元太宗是元朝建立後追封，沒有年號）十年，蒙古人便學習兩宋的包稅製，在中國北方全麵推廣。
在當時，有包天下河泊、橋梁、渡口之稅的，有包燕京酒稅的，更有甚者，還想以100萬兩白銀包天下之鹽稅的。
時任蒙古帝國中書令耶律楚材（砥柱中流折，藏舟半夜移）堅決反對，並奏請廢除包稅製。
他在奏折中幹脆寫道：“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
隻可惜，他的建議並沒有引起窩闊台的重視，因為包稅製確實是讓蒙古緩解財政壓力的最簡單，也是最快捷的方式。
到了太宗十一年，一些不法官員幹脆勾結回鶻商人進入中原，進一步承包了大量稅收。
至此，包稅製在蒙古帝國一發不可收拾，並進一步將影響延伸到了元朝建立。
一直到元朝滅亡，它的財政稅製都是嚴重畸形且不穩定的。
而空印案卻是離得很近，雖然案發時間有所爭議，但大致都在洪武初年上下。
按照明初時候的律令規定，每年各布政司及下轄府、縣都要向戶部呈遞錢糧和地方財政收支、稅款賬目明細。
而戶部與各布政司、府、縣所提交的數額必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方才能夠結項。
如果有一項數額對不上，那整個賬冊就都要被駁回，並且重新核準填報，再重新蓋上地方官府印信。
洪武年間，大明的都城在南京，所以全國各地官員都要前往南京報賬。
再加上，當時報賬押解的稅收大多都是糧秣等實物稅，所以在運輸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所損耗，出現賬目與實際對不上的情況。
所以，若是全部依照律令來辦，稍有不對就要打回重報，江南地區的官員還能接受，可雲貴川、兩廣、山陝諸地的官員可就要倒了大逼黴了。
為了防止無休止的來回往返，浪費錢糧時間，凡是這些地方前往戶部報賬的官員，一般都會事先準備好蓋過印信的空白備份賬冊。
這在元朝就已經是約定俗成的慣例，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可朱元璋發現了空印的做法後，對此非常厭惡，因為他覺得這會給地方貪汙大開方便之門，而且還會將稅權放還給地方，導致地方逐漸糜爛失控。
這場洪武大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主印官員（即掌握印把子的人）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
《明史·刑法誌》記載：“時帝方盛怒……丞相禦史莫敢諫……係死者數萬人……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方孝孺《葉鄭傳》說：“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
吳晗《朱元璋傳》說空印案與郭桓案一共殺了七八萬人，《國史概要》也說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的人數以萬計。
史載，空印案爆發的當年，天象有所變化，朱元璋下詔求言，就有空印案的家屬兄弟鄭士利上書朝廷。
鄭士利認為，朝廷要辦空印大案，是害怕空印被有心人利用，欺上瞞下禍害地方，但這是不可能的。
鄭士利的觀點：
第一，空印賬冊蓋的都是騎縫印，具體到每張紙上的印跡都不完整，與一紙一印並不同，即使流散了出去，也辦不成什麽事，何況這蓋了章的白紙也很難輕易流散出去。
第二，錢糧這些賬目數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對錯，最後都是戶部說了算。而部、省之間的距離，往往能相隔數千裏遠，一旦出錯，那一次往返差不多也要一年時間。提前準備空印，這也是權宜之計。
第三，朝廷要立法，必須要有明確的律令，而後根據律令來懲處枉法者。但是，本朝開國並沒有針對空印的律例，朝廷以此來治罪，不能服眾。
第四，朝廷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很難，能官至州府的官員，更是要耗費大把時間來培養，這些有豐富理政治民經驗的官員，並非草菅可割而複生。
四條觀點也的確是準備講道理，可結果呢？
朱元璋大怒，鄭士利被流放（因為隻是個人上書），空印案牽連的官員不僅沒被赦免，就連才放出去的兄長鄭士元，也一起被連累流放。
從此，就能夠看出大明對地方財政稅權的任何更化，到底是有多麽的警惕了……
夏原吉雖然此前從未聽過，但他腦子裏幾乎下意識就蹦出了兩個關鍵詞——“包稅製”和“空印案”。
包稅製的曆史相當久遠，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五代的後唐時期。
用《資治通鑒》的記載：“（後）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
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後唐末年國家風雨飄搖，已經無力對朝廷控製的營田進行管理，便募集豪強地主輸納定額租賦，那朝廷就把營田轉交給對方經營，而不再征稅。
因為後唐朝廷的如此做法，導致對州縣的控製力進一步下降，連緝捕盜賊流寇都無法做到，差役兵丁也難以足額。
這是包稅製在五代亂世的起點，到了北宋局部統一天下，社會的安定帶來商業的高度繁榮，為了征收商稅，北宋朝廷專門成立了“商稅務”，並在全國各州縣共設立有1830多個。
但即便如此，依舊很難顧及分散鄉間的小集市。
於是乎，大聰明的北宋朝廷便決定“課（稅）額少者，募豪民主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七）”。
按照這個規定，凡是商稅額在一千貫以下的小集市，一律都要實行“包稅製”，對外稱“買撲”，也即由官府先測算出該集市今年應收稅的總數，再讓當地的大商人出錢承包，然後大商人再向商販們自行征收，官府不會再管。
如此一番，收入的盈虧都由大商人負責，朝廷穩坐釣魚台。
北宋朝廷嚐到了其中甜頭，又在之後繼續推行年課稅千貫以下的酒務、道店等商稅，從而“讓人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宋會要輯稿》六）”。
元滅宋，包稅製也被繼承下來，並且進一步發揚壯大，承包稅種之多、範圍之廣、數額之大迅速超越了兩宋。
早在元太宗（實際是蒙古帝國皇帝，元太宗是元朝建立後追封，沒有年號）十年，蒙古人便學習兩宋的包稅製，在中國北方全麵推廣。
在當時，有包天下河泊、橋梁、渡口之稅的，有包燕京酒稅的，更有甚者，還想以100萬兩白銀包天下之鹽稅的。
時任蒙古帝國中書令耶律楚材（砥柱中流折，藏舟半夜移）堅決反對，並奏請廢除包稅製。
他在奏折中幹脆寫道：“此皆奸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
隻可惜，他的建議並沒有引起窩闊台的重視，因為包稅製確實是讓蒙古緩解財政壓力的最簡單，也是最快捷的方式。
到了太宗十一年，一些不法官員幹脆勾結回鶻商人進入中原，進一步承包了大量稅收。
至此，包稅製在蒙古帝國一發不可收拾，並進一步將影響延伸到了元朝建立。
一直到元朝滅亡，它的財政稅製都是嚴重畸形且不穩定的。
而空印案卻是離得很近，雖然案發時間有所爭議，但大致都在洪武初年上下。
按照明初時候的律令規定，每年各布政司及下轄府、縣都要向戶部呈遞錢糧和地方財政收支、稅款賬目明細。
而戶部與各布政司、府、縣所提交的數額必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方才能夠結項。
如果有一項數額對不上，那整個賬冊就都要被駁回，並且重新核準填報，再重新蓋上地方官府印信。
洪武年間，大明的都城在南京，所以全國各地官員都要前往南京報賬。
再加上，當時報賬押解的稅收大多都是糧秣等實物稅，所以在運輸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所損耗，出現賬目與實際對不上的情況。
所以，若是全部依照律令來辦，稍有不對就要打回重報，江南地區的官員還能接受，可雲貴川、兩廣、山陝諸地的官員可就要倒了大逼黴了。
為了防止無休止的來回往返，浪費錢糧時間，凡是這些地方前往戶部報賬的官員，一般都會事先準備好蓋過印信的空白備份賬冊。
這在元朝就已經是約定俗成的慣例，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可朱元璋發現了空印的做法後，對此非常厭惡，因為他覺得這會給地方貪汙大開方便之門，而且還會將稅權放還給地方，導致地方逐漸糜爛失控。
這場洪武大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主印官員（即掌握印把子的人）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
《明史·刑法誌》記載：“時帝方盛怒……丞相禦史莫敢諫……係死者數萬人……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方孝孺《葉鄭傳》說：“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
吳晗《朱元璋傳》說空印案與郭桓案一共殺了七八萬人，《國史概要》也說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的人數以萬計。
史載，空印案爆發的當年，天象有所變化，朱元璋下詔求言，就有空印案的家屬兄弟鄭士利上書朝廷。
鄭士利認為，朝廷要辦空印大案，是害怕空印被有心人利用，欺上瞞下禍害地方，但這是不可能的。
鄭士利的觀點：
第一，空印賬冊蓋的都是騎縫印，具體到每張紙上的印跡都不完整，與一紙一印並不同，即使流散了出去，也辦不成什麽事，何況這蓋了章的白紙也很難輕易流散出去。
第二，錢糧這些賬目數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對錯，最後都是戶部說了算。而部、省之間的距離，往往能相隔數千裏遠，一旦出錯，那一次往返差不多也要一年時間。提前準備空印，這也是權宜之計。
第三，朝廷要立法，必須要有明確的律令，而後根據律令來懲處枉法者。但是，本朝開國並沒有針對空印的律例，朝廷以此來治罪，不能服眾。
第四，朝廷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很難，能官至州府的官員，更是要耗費大把時間來培養，這些有豐富理政治民經驗的官員，並非草菅可割而複生。
四條觀點也的確是準備講道理，可結果呢？
朱元璋大怒，鄭士利被流放（因為隻是個人上書），空印案牽連的官員不僅沒被赦免，就連才放出去的兄長鄭士元，也一起被連累流放。
從此，就能夠看出大明對地方財政稅權的任何更化，到底是有多麽的警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