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漢先生拿起一個粉筆頭，在黑板上畫了一架馬車:
“至於‘知行合一’就更好理解了，你的學問不是用來賣弄的，而是用來做事的，就好比古人雖然不知道什麽是滾動摩擦力和滑動摩擦力，卻根據樸素的勞動經驗發明了車輪，而我們之所以開‘社會調查’這門課，其實是為了透徹地理解中國社會的現實，發現阻擾我國民已久的陳屙頑疾，試著根據病灶開出‘藥方’，用它來改造我們的國家。”
整個教室十分安靜，沒有一個人說話，李景漢先生的回答終於讓王繼宗心悅誠服，他的眼睛有些濕潤，臉上的表情由不甘和不解變成了心悅誠服且伴有一絲愧色，一張臉漲得通紅，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這一切都落入了李景漢先生的眼中。
“同學們，我們的課堂是教學相長的課堂，你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課堂上提問，我覺得王繼宗同學的幾個問題都問得很好，就著他的問題，我想要告訴大家，想要做好社會調查，頂頂緊要的，不是相關的知識和技巧，而是你們的熱情。
我以為凡人能把一椿事業做好，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他本人對於他的工作有堅決的信仰，或相當的興趣，這一點尤其適用於社會調查工作。從事社會調查的工作者本人對於社會調查必須有深入的認識與了解，才能使別人有清楚的認識和了解，本人有濃厚的興趣，才能使別人有相當的興趣。兩方麵缺一不可，缺一必不能成功。
社會學是一門腳踏實地的學科，容不得空中駕雲、紙上談兵的理論。因為社會學研究是一門研究‘人’這一社會動物的學科，社會調查不是在書本裏找東西，而是與每一個鮮活的人來往，探尋社會人類的複雜現象，注定逃不開與人打交道，而往往平日裏觀察力強、懂得隨機應變、通曉人情世故的人更容易在社會調查中取得超乎常人的成效。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每個人都有自身獨特的個性，我現在可以誠實地告訴大家，凡是平日裏埋頭書本、性喜獨處、不好與人來往的人，不適合從事社會學工作，所以在第一節課我要先給同學們潑一盆冷水，也許學完這門課，有的同學會意識到社會學並不適合你，下學期就申請轉專業了。
說了這麽多，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想要做好社會調查，頭一件緊要的事就是你熱愛它，且你願意放下身段，真誠且平等地對待你的調查對象，發自內心地想要為他們謀福利，改善他們的生存處境。希望課程結束的時候，你們捫心自問，你是否真的願意用一生的時間從事這一艱苦的事業。我可以教會你們社會調查所需要了解的知識和技巧，但興趣和熱愛是我無法給你的，你有便有，沒有也不可強求。
要說我怎麽堅持這麽多年的原因，其實在美國課堂上受到的打擊隻不過是引子，真正讓我走過這十四年的關鍵是興趣，社會調查是我的職業，是我的誌願，也是我的娛樂。調查順利的時候，我很快樂，調查遇到阻礙的時候，我更興奮，因為這讓我大感興趣、大為振奮，一心要把它克服過去。天文學家日夜守著望遠鏡觀察星鬥變換的軌跡，地質學家孤身入深山去找沒見過的石頭，化學家悶在實驗室裏研究物質與物質相遇後發生的各種奇妙反應，而我整日與我的同類來往，觀察和研究我的同類，越發覺得我的調查對象最為有趣。人類為萬物之靈長，宇宙之精華，人的天賦秉性、所言所行千變萬化，豈不比死的物質更有趣嗎？更何況我的工作又能直接和間接地為人類謀幸福，這就不光是有趣味，簡直是功德無量了。
同學們，人生苦短，有的人一輩子都沒有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迷迷糊糊地度過了一生，而大學的意義就在於，開拓你們的眼界，讓你們不斷嚐試，在學習中不斷試錯，最終找到自己的誌向所在。你們若是在這堂課上感受不到興趣，還是趁早放棄，找尋你的興趣為好，否則便真是自討苦吃了。如果這門課上完，你們因為發現了另外的目標而放棄社會學，我將由衷為你們感到高興。
好了，‘醜話’說完了，接下來就該教大家怎麽做了。
首先，要做好社會調查，你要讓你的調查對象感受到切身的好處。同學們，中國人口中識字者恐怕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因為不識字，中國的老百姓大抵在一個極有限的小天地之中渾渾噩噩地過生活。正因為如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敢於明目張膽地欺壓他們，從中取利。想讓這群如同井底之蛙一般的百姓理解社會調查的意義和用處，無異於異想天開。
我打一個比方，平民學校可以教人識字，開辦醫院可以治病救人，這些好處都是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然而社會調查的成效沒辦法在短期內體現出來，老百姓怕麻煩、不配合很正常，我做調查的時候經常有人問我，‘先生這樣地刨根問底，到底是要幹什麽呀？’所以隻靠誠懇的態度和鍥而不舍的決心是不夠的，還要破除民眾的懷疑，聯絡他們的感情，最好的辦法便是將社會調查和一種容易見到好處的社會利益連鎖起來，共同進行。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一九二六年我在定縣搞社會調查，當時為了讓老百姓跟我們說真話，我們第一步就設立了平民學校，不光教農民識字，還給他們介紹農作物的習性，普及簡單易行的農業科學，幫助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在這個過程當中，起初老百姓對我們的態度是懼怕、不見、見而不說，可稱之為‘拒絕時期’，後麵接觸多了，依舊半信半疑，雖然開始回答問題，卻有大半都是謊言，隻是給調查人員一個麵子而已，可稱之為‘敷衍時期’，最後認識的字多了，莊稼越長越好了，老百姓逐漸意識到調查人員都是‘做好事的’，雖然不知道他們做這些是為什麽，但無論如何都是‘做好事’，便會敞開心扉、知無不言了，這個階段可以稱之為‘信仰時期’，這三個階段也可稱作閉門時期、半開門時期和大開門時期。”
“至於‘知行合一’就更好理解了，你的學問不是用來賣弄的，而是用來做事的，就好比古人雖然不知道什麽是滾動摩擦力和滑動摩擦力，卻根據樸素的勞動經驗發明了車輪，而我們之所以開‘社會調查’這門課，其實是為了透徹地理解中國社會的現實，發現阻擾我國民已久的陳屙頑疾，試著根據病灶開出‘藥方’，用它來改造我們的國家。”
整個教室十分安靜，沒有一個人說話，李景漢先生的回答終於讓王繼宗心悅誠服，他的眼睛有些濕潤，臉上的表情由不甘和不解變成了心悅誠服且伴有一絲愧色，一張臉漲得通紅，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這一切都落入了李景漢先生的眼中。
“同學們，我們的課堂是教學相長的課堂，你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課堂上提問，我覺得王繼宗同學的幾個問題都問得很好，就著他的問題，我想要告訴大家，想要做好社會調查，頂頂緊要的，不是相關的知識和技巧，而是你們的熱情。
我以為凡人能把一椿事業做好，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他本人對於他的工作有堅決的信仰，或相當的興趣，這一點尤其適用於社會調查工作。從事社會調查的工作者本人對於社會調查必須有深入的認識與了解，才能使別人有清楚的認識和了解，本人有濃厚的興趣，才能使別人有相當的興趣。兩方麵缺一不可，缺一必不能成功。
社會學是一門腳踏實地的學科，容不得空中駕雲、紙上談兵的理論。因為社會學研究是一門研究‘人’這一社會動物的學科，社會調查不是在書本裏找東西，而是與每一個鮮活的人來往，探尋社會人類的複雜現象，注定逃不開與人打交道，而往往平日裏觀察力強、懂得隨機應變、通曉人情世故的人更容易在社會調查中取得超乎常人的成效。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每個人都有自身獨特的個性，我現在可以誠實地告訴大家，凡是平日裏埋頭書本、性喜獨處、不好與人來往的人，不適合從事社會學工作，所以在第一節課我要先給同學們潑一盆冷水，也許學完這門課，有的同學會意識到社會學並不適合你，下學期就申請轉專業了。
說了這麽多，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想要做好社會調查，頭一件緊要的事就是你熱愛它，且你願意放下身段，真誠且平等地對待你的調查對象，發自內心地想要為他們謀福利，改善他們的生存處境。希望課程結束的時候，你們捫心自問，你是否真的願意用一生的時間從事這一艱苦的事業。我可以教會你們社會調查所需要了解的知識和技巧，但興趣和熱愛是我無法給你的，你有便有，沒有也不可強求。
要說我怎麽堅持這麽多年的原因，其實在美國課堂上受到的打擊隻不過是引子，真正讓我走過這十四年的關鍵是興趣，社會調查是我的職業，是我的誌願，也是我的娛樂。調查順利的時候，我很快樂，調查遇到阻礙的時候，我更興奮，因為這讓我大感興趣、大為振奮，一心要把它克服過去。天文學家日夜守著望遠鏡觀察星鬥變換的軌跡，地質學家孤身入深山去找沒見過的石頭，化學家悶在實驗室裏研究物質與物質相遇後發生的各種奇妙反應，而我整日與我的同類來往，觀察和研究我的同類，越發覺得我的調查對象最為有趣。人類為萬物之靈長，宇宙之精華，人的天賦秉性、所言所行千變萬化，豈不比死的物質更有趣嗎？更何況我的工作又能直接和間接地為人類謀幸福，這就不光是有趣味，簡直是功德無量了。
同學們，人生苦短，有的人一輩子都沒有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迷迷糊糊地度過了一生，而大學的意義就在於，開拓你們的眼界，讓你們不斷嚐試，在學習中不斷試錯，最終找到自己的誌向所在。你們若是在這堂課上感受不到興趣，還是趁早放棄，找尋你的興趣為好，否則便真是自討苦吃了。如果這門課上完，你們因為發現了另外的目標而放棄社會學，我將由衷為你們感到高興。
好了，‘醜話’說完了，接下來就該教大家怎麽做了。
首先，要做好社會調查，你要讓你的調查對象感受到切身的好處。同學們，中國人口中識字者恐怕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因為不識字，中國的老百姓大抵在一個極有限的小天地之中渾渾噩噩地過生活。正因為如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敢於明目張膽地欺壓他們，從中取利。想讓這群如同井底之蛙一般的百姓理解社會調查的意義和用處，無異於異想天開。
我打一個比方，平民學校可以教人識字，開辦醫院可以治病救人，這些好處都是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然而社會調查的成效沒辦法在短期內體現出來，老百姓怕麻煩、不配合很正常，我做調查的時候經常有人問我，‘先生這樣地刨根問底，到底是要幹什麽呀？’所以隻靠誠懇的態度和鍥而不舍的決心是不夠的，還要破除民眾的懷疑，聯絡他們的感情，最好的辦法便是將社會調查和一種容易見到好處的社會利益連鎖起來，共同進行。
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一九二六年我在定縣搞社會調查，當時為了讓老百姓跟我們說真話，我們第一步就設立了平民學校，不光教農民識字，還給他們介紹農作物的習性，普及簡單易行的農業科學，幫助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在這個過程當中，起初老百姓對我們的態度是懼怕、不見、見而不說，可稱之為‘拒絕時期’，後麵接觸多了，依舊半信半疑，雖然開始回答問題，卻有大半都是謊言，隻是給調查人員一個麵子而已，可稱之為‘敷衍時期’，最後認識的字多了，莊稼越長越好了，老百姓逐漸意識到調查人員都是‘做好事的’，雖然不知道他們做這些是為什麽，但無論如何都是‘做好事’，便會敞開心扉、知無不言了，這個階段可以稱之為‘信仰時期’，這三個階段也可稱作閉門時期、半開門時期和大開門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