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鏐二話不說，挽起賀礎安的胳膊就走：
“這有什麽好打擾的？你是曆史係的學生，樹勳巷五號歡迎所有聯大曆史係的同學！你知道我這個春假都在忙什麽嗎？對了，李宗瀛你認識吧？”
李宗瀛也是聯大曆史係的同學，賀礎安不光認識他。還知道他和程應鏐整日形影不離，關係十分要好，他點點頭。
“我和李宗瀛是本來就是燕京大學曆史係的同學，又都轉學到了聯大，我們一起租下了樹勳巷五號那間小院兒，成了室友。院子不大，不過屋子挺寬敞，丁則良、徐高阮他們沒事兒就過來聊聊天，放假這些天我們倆去夜市淘了好多舊書回來，還買了一些美孚牌汽油箱，弄了個小圖書館，準備等開學告訴大家呢，既然在這兒碰上你了，你就當我們圖書館的第一個客人吧！”
一聽有書看，賀礎安自然是心中歡喜，便跟程應鏐一同離開了農校的圖書館。
兩人一路閑聊著穿過大西門進了城，話雖如此說，卻大多是程應鏐一個人講，說起在《今日評論》上發表《夜行》這篇文章的經過，程應鏐的臉上流露出感激和懷念的神色：
“我是一九三五年進的燕京大學，之後我就跟同學們一起組織成立了‘一二·九文藝社’，後來文藝社辦了一本叫《青年時代》的刊物，因為刊物剛剛創辦，大家想要得到名作家的支持，有人提議去采訪沈從文先生，大家都十分讚同，因為我是文藝社的負責人，大家都推舉我作為采訪代表。我是硬著頭皮去找的沈從文先生，甚至做好了吃閉門羹的準備，沒想到先生十分親切謙和，毫無名作家的架子，他不但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訪，甚至還答應作《青年時代》的長期撰稿人，我跟沈從文先生就從那時候相識了。抗戰爆發後我去了山西，跟先生斷了聯係，去年我轉學到了聯大，打聽到先生也到了昆明，我特意到先生北門街的家去拜訪，之後我沒事便到先生家去，就坐在先生屋裏的稻草墩上跟他天南海北地閑聊，先生就笑眯眯地聽著，偶爾點評幾句，我都受益匪淺。今年年初先生當了《今日評論》的文藝編輯，就跑到樹勳巷來找我要稿子，於是才登了這篇《夜行》。說實在的，我真是特別感謝沈從文先生，我經常把自己寫的文章給先生過目，先生每次批注的內容都十分詳細，甚至有時候篇幅都超過了正文，我如今會寫一點文章，全靠沈從文先生。”
進了大西門，賀礎安和程應鏐在文林街上朝東走了一段，便走到了先生坡。這個“先生坡”之所以如此命名，有兩個說法，卻都和科考有關。
清朝末年，此地靠近貢院，附近有許多驛館，每逢鄉試，各地趕來應考的秀才便住在此地，一說因此地為坡地，而秀才又俗稱“先生”，便得名“先生坡”，一說鄉試時批改考卷的先生住在此處而得名“先生坡”。而先生坡坡頭一段便是樹勳巷，若是走過樹勳巷再沿著先生坡一路向南下坡，便到了翠湖北路，能看到美麗的翠湖。
不知不覺間，兩人便走到了樹勳巷五號，賀礎安在門外就聽見院中有兩個女生正在念英文，朗誦的是美國散文家和牧師賽繆爾·麥考德·克羅瑟斯在一九二零年發表的《經驗女校》中的節選《人人想當別人》一文：
“……thenaturaldesireofeverymantobesomebodyelseexinsmanyoftheminorirritationsoflife.itpreventsthatperfectorganizationofsocietyinwhicheveryoneshouldknowhisceandkeepit.thedesiretobesomebodyelseleadsustopracticeonworkthatdoesnotstrictlybelongtous.weallhaveaptitudesandtalentsthatoverflowthenarrowboundsofourtradeorprofession.everymanfeelsthatheisbiggerthanhisjob，andheisallthetimedoingwhattheologianscalled‘worksofsupererogation’……”
（人人天生想當別人，就是生活中會有許多讓人煩惱的雞零狗碎的成因。社會是一個完善的體係，體係中的每一個人本應各就各位，各司其職，而人人天生想當別人的想法，卻會引導我們去從事嚴格說來不該我們做的工作。我們人人都才華橫溢，能力過人，會衝破我們狹小的職業或工作領域的限製，每個人都覺得在自己的崗位上是大材小用，一直在做著神學家們所謂的“分外之事”……）
聽著門內的書聲琅琅，程應鏐解釋道：
“她們倆都是一年級的，兩個人組成了一個背誦俱樂部，每天都會在院子裏讀英文，用功極了。”
進了小院兒之後，那兩個穿著旗袍、捧著書本的女同學略微看了兩人一眼，微一頷首，目光又轉到書頁上去，朗讀聲再次響了起來。
此時突然從屋內爆發了一陣激烈的爭吵聲，聲音之大甚至蓋過了英文的朗讀聲，隻聽一人大聲說道：
“王永興，我怎麽覺得你是在為斯巴達人辯護呢？”
“則良你這句話我可不認同啊，怎麽能說我為斯巴達人辯護呢？我隻是在陳述客觀事實啊！雷海宗先生不是說過嘛，正是公元前六百一十年的那次變法，讓斯巴達發展成古希臘最強大的城邦，考慮到當時的曆史背景，斯巴達人的變法也並非一無是處啊！”
賀礎安跟著程應鏐一道走近屋內，發現屋內的人他都認識，都是聯大曆史係的同學，李宗瀛、徐高阮、王勉、丁則良、王永興、翁同文圍成一圈在堂屋裏或站或坐，正在激烈地爭論著。
丁則良本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他也是三八年轉入聯大曆史係的，一張娃娃臉上眼角和嘴角微微下垂，眉目之間自帶些憂鬱的氣質，此時的他因為心情激動，眉眼微微泛紅，可闡述的觀點卻擲地有聲：
“雷先生的課我也聽了，而且印象很深刻！先生說每個斯巴達人出生以後，父母就把他送到長老那裏，長老要是覺得那嬰兒身體孱弱，就讓人將嬰兒扔到斯巴達城外的山穀中，被長老允許活下來的孩子在七歲以前由父母撫養，七歲到十八歲脫離家庭生活，開始為國家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每天吃不飽，穿不暖，為了活下去，要靠偷竊來獲得食物，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些孩子還被要求少說話，不能笑，甚至還要跪在亞特彌神廟跟前忍受鞭打的痛苦，不管再疼都不允許呻吟和告饒，有的孩子就這樣被活活打死，到死也沒敢吭一聲！被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完全沒有生而為人的自由意誌，全都變成了隻會打仗的麻木機器，這樣的變法真的好嗎？這樣的城邦，怎麽可能不滅亡呢？”
“這有什麽好打擾的？你是曆史係的學生，樹勳巷五號歡迎所有聯大曆史係的同學！你知道我這個春假都在忙什麽嗎？對了，李宗瀛你認識吧？”
李宗瀛也是聯大曆史係的同學，賀礎安不光認識他。還知道他和程應鏐整日形影不離，關係十分要好，他點點頭。
“我和李宗瀛是本來就是燕京大學曆史係的同學，又都轉學到了聯大，我們一起租下了樹勳巷五號那間小院兒，成了室友。院子不大，不過屋子挺寬敞，丁則良、徐高阮他們沒事兒就過來聊聊天，放假這些天我們倆去夜市淘了好多舊書回來，還買了一些美孚牌汽油箱，弄了個小圖書館，準備等開學告訴大家呢，既然在這兒碰上你了，你就當我們圖書館的第一個客人吧！”
一聽有書看，賀礎安自然是心中歡喜，便跟程應鏐一同離開了農校的圖書館。
兩人一路閑聊著穿過大西門進了城，話雖如此說，卻大多是程應鏐一個人講，說起在《今日評論》上發表《夜行》這篇文章的經過，程應鏐的臉上流露出感激和懷念的神色：
“我是一九三五年進的燕京大學，之後我就跟同學們一起組織成立了‘一二·九文藝社’，後來文藝社辦了一本叫《青年時代》的刊物，因為刊物剛剛創辦，大家想要得到名作家的支持，有人提議去采訪沈從文先生，大家都十分讚同，因為我是文藝社的負責人，大家都推舉我作為采訪代表。我是硬著頭皮去找的沈從文先生，甚至做好了吃閉門羹的準備，沒想到先生十分親切謙和，毫無名作家的架子，他不但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訪，甚至還答應作《青年時代》的長期撰稿人，我跟沈從文先生就從那時候相識了。抗戰爆發後我去了山西，跟先生斷了聯係，去年我轉學到了聯大，打聽到先生也到了昆明，我特意到先生北門街的家去拜訪，之後我沒事便到先生家去，就坐在先生屋裏的稻草墩上跟他天南海北地閑聊，先生就笑眯眯地聽著，偶爾點評幾句，我都受益匪淺。今年年初先生當了《今日評論》的文藝編輯，就跑到樹勳巷來找我要稿子，於是才登了這篇《夜行》。說實在的，我真是特別感謝沈從文先生，我經常把自己寫的文章給先生過目，先生每次批注的內容都十分詳細，甚至有時候篇幅都超過了正文，我如今會寫一點文章，全靠沈從文先生。”
進了大西門，賀礎安和程應鏐在文林街上朝東走了一段，便走到了先生坡。這個“先生坡”之所以如此命名，有兩個說法，卻都和科考有關。
清朝末年，此地靠近貢院，附近有許多驛館，每逢鄉試，各地趕來應考的秀才便住在此地，一說因此地為坡地，而秀才又俗稱“先生”，便得名“先生坡”，一說鄉試時批改考卷的先生住在此處而得名“先生坡”。而先生坡坡頭一段便是樹勳巷，若是走過樹勳巷再沿著先生坡一路向南下坡，便到了翠湖北路，能看到美麗的翠湖。
不知不覺間，兩人便走到了樹勳巷五號，賀礎安在門外就聽見院中有兩個女生正在念英文，朗誦的是美國散文家和牧師賽繆爾·麥考德·克羅瑟斯在一九二零年發表的《經驗女校》中的節選《人人想當別人》一文：
“……thenaturaldesireofeverymantobesomebodyelseexinsmanyoftheminorirritationsoflife.itpreventsthatperfectorganizationofsocietyinwhicheveryoneshouldknowhisceandkeepit.thedesiretobesomebodyelseleadsustopracticeonworkthatdoesnotstrictlybelongtous.weallhaveaptitudesandtalentsthatoverflowthenarrowboundsofourtradeorprofession.everymanfeelsthatheisbiggerthanhisjob，andheisallthetimedoingwhattheologianscalled‘worksofsupererogation’……”
（人人天生想當別人，就是生活中會有許多讓人煩惱的雞零狗碎的成因。社會是一個完善的體係，體係中的每一個人本應各就各位，各司其職，而人人天生想當別人的想法，卻會引導我們去從事嚴格說來不該我們做的工作。我們人人都才華橫溢，能力過人，會衝破我們狹小的職業或工作領域的限製，每個人都覺得在自己的崗位上是大材小用，一直在做著神學家們所謂的“分外之事”……）
聽著門內的書聲琅琅，程應鏐解釋道：
“她們倆都是一年級的，兩個人組成了一個背誦俱樂部，每天都會在院子裏讀英文，用功極了。”
進了小院兒之後，那兩個穿著旗袍、捧著書本的女同學略微看了兩人一眼，微一頷首，目光又轉到書頁上去，朗讀聲再次響了起來。
此時突然從屋內爆發了一陣激烈的爭吵聲，聲音之大甚至蓋過了英文的朗讀聲，隻聽一人大聲說道：
“王永興，我怎麽覺得你是在為斯巴達人辯護呢？”
“則良你這句話我可不認同啊，怎麽能說我為斯巴達人辯護呢？我隻是在陳述客觀事實啊！雷海宗先生不是說過嘛，正是公元前六百一十年的那次變法，讓斯巴達發展成古希臘最強大的城邦，考慮到當時的曆史背景，斯巴達人的變法也並非一無是處啊！”
賀礎安跟著程應鏐一道走近屋內，發現屋內的人他都認識，都是聯大曆史係的同學，李宗瀛、徐高阮、王勉、丁則良、王永興、翁同文圍成一圈在堂屋裏或站或坐，正在激烈地爭論著。
丁則良本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他也是三八年轉入聯大曆史係的，一張娃娃臉上眼角和嘴角微微下垂，眉目之間自帶些憂鬱的氣質，此時的他因為心情激動，眉眼微微泛紅，可闡述的觀點卻擲地有聲：
“雷先生的課我也聽了，而且印象很深刻！先生說每個斯巴達人出生以後，父母就把他送到長老那裏，長老要是覺得那嬰兒身體孱弱，就讓人將嬰兒扔到斯巴達城外的山穀中，被長老允許活下來的孩子在七歲以前由父母撫養，七歲到十八歲脫離家庭生活，開始為國家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每天吃不飽，穿不暖，為了活下去，要靠偷竊來獲得食物，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些孩子還被要求少說話，不能笑，甚至還要跪在亞特彌神廟跟前忍受鞭打的痛苦，不管再疼都不允許呻吟和告饒，有的孩子就這樣被活活打死，到死也沒敢吭一聲！被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完全沒有生而為人的自由意誌，全都變成了隻會打仗的麻木機器，這樣的變法真的好嗎？這樣的城邦，怎麽可能不滅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