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文藝社的成員大都選修了燕卜蓀先生的“現代英詩”課，每次上課前牟光坦和他的詩友們都早早地趕到教室，坐在前排的座位上，等待燕卜蓀的到來。因為燕卜蓀三不五時便宿醉一次，牟光坦時常能聞到他身上的酒氣，可燕卜蓀的授課態度卻十分認真,不但上課從不遲到，就連發高燒也從不請假，頂著一張大紅臉堅持上課，超高的體溫甚至沒有影響到他的記憶力，倒背如流的功夫絲毫未減。
燕卜蓀從史文朋（algernoncharlesswinburne1837—1909）、霍普金斯（gerardmanleyhopkins1844-1889）、葉芝、艾略特一直講到奧登、迪倫?托馬斯等三十年代的年輕詩人，但在同學們心中激起巨大震動的是艾略特、奧登、迪倫?托馬斯這些現代派詩人,他們獨樹一幟的詩風極大地震撼了同學們，而這些詩人大多跟燕卜蓀都有私交,因此燕卜蓀除了會給同學們講詩，還會講自己跟這些詩人相交的過往。
而這一部分往往是同學們最愛聽的，可燕卜蓀的授課態度十分認真負責，課堂上的大部分時間還是會用來講詩，真正“講故事”的時間不多。可時間長了，同學們便總結出了一個規律，想聽故事了，隻要舉手提問，專挑燕卜蓀自己的詩來請教他，燕卜蓀是拒絕給同學們講自己的詩和文章的，這一點他十分堅持，所以隻好用那些大詩人的“八卦”來交差。
當燕卜蓀站在講台前，大家便又商量好了一般故技重施了：
“我看了先生寫的《晦澀的七種類型》（seventypesofambiguity今譯：朦朧的七種類型），書裏麵分析了雪萊的《雲雀》，我想請教一下先生，為什麽要為雪萊在艾略特那裏受到的攻擊辯護呢？”
“先生，能講講你的《最後的痛》這首詩嗎？先生為什麽把‘人類依之生存的偉大夢想’比作‘幻燈’和‘玻璃’呢？”
……
看著大家別有用心地七嘴八舌，燕卜蓀搖搖頭，露出略帶一絲窘迫的微笑,輕輕擺了擺手，之前還慷慨激昂地朗誦艾略特的詩句，此刻的聲音一下子小很多：
“我說過很多次了，你們不要讀我寫的詩，也別看我寫的批評文章，我的詩寫得不好，我的詩評也隻會幹擾你們，讓你們困惑。你們應該讀多好詩，以後不要在讀我的詩了。”
說完之後，燕卜蓀看著講台下同學們眼巴巴的樣子，隻好摸摸紅紅的鼻子，揉揉淩亂的頭發，講個故事作為補償了。
“估計有十幾年前了，我在劍橋的時候，艾略特先生來學校訪問，每個星期三早晨，他都會接待本科生,專門回答學生的問題。”
艾略特是蜚聲世界的現代派詩人,早已登上了現代派詩人的“王座”,燕卜蓀在給同學們介紹他的長詩《普魯弗洛克的情歌》、《荒原》的時候更是毫不吝嗇溢美之詞，所以大家都對現實生活中的艾略特十分好奇，而燕卜蓀的腦子就好像一個百寶囊，居然每次都能掏出沒講過的新故事來。
“你們是不是想問我，艾略特都說什麽了？”
講台下麵鴉雀無聲，大家都盯著燕卜蓀灰藍色的眼睛，等著下文。
“實在抱歉，我一次也沒去過。”
教室裏失望的“唉”聲一片，燕卜蓀又補了一句：
“其實……最後一次我去了……”
同學們的興致又被吊了起來，身體不由自主地前傾。
“可是我前一天晚上參加了一個俱樂部的派對，喝了好多伏特加，一不小心睡過頭了！”
之前前傾的身體紛紛後仰，同時是更加誇張地唉聲歎氣，燕卜蓀眨了眨眼，哈哈大笑起來，為自己的小小“惡作劇”得逞，開心地像個孩子。
“對不起各位，開一個小小的玩笑。我在劍橋讀書的時候雖然沒有得到過艾略特先生的指導，但我離開劍橋之後，我的導師理查茲引薦我認識了艾略特先生，艾略特先生邀請我給他創辦的《標準》雜誌寫書評，所以我可以經常到艾略特的辦公室去選一些書來評論。我到現在還記得……”
燕卜蓀從講台上拿起一截粉筆：
“我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見到艾略特先生的時候，他的臉就和我手上的粉筆一樣蒼白。後來我跟艾略特先生逐漸熟悉了，我們經常在午餐後一起散步，有一次我們走在國王大街上，我忍不住問了艾略特先生一個困惑我許久的問題：‘艾略特先生，你真的認為一個詩人有必要至少每周都寫詩嗎？’艾略特先生想了想，然後跟我說：‘總體上看這個問題，我應該說，在許多詩人的情況中，他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寫的越少越好。’”
看到大家一臉困惑的樣子，燕卜蓀嘿嘿一笑：
“我起初也跟你們一樣不理解，艾略特先生用自己的經驗跟我解釋了他的觀點。他說詩人不能除了寫詩什麽也不做，詩人一定要‘生活’，要深入這個世界。他還說，就是因為抽不出很多時間來創作，反而會逼著他在寫作時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但是如果一個人沒有別的事情好做，他就有可能寫得太多，卻不把經曆花費在潤色一小部分作品上，這對一個詩人來說是很危險的。對於這一點，艾略特先生的文章《批評的功能》中有一句話我很讚同，他寫到：‘一個作家在創作中的一大部分勞動可能是批評活動：是篩濾，組合，構建，抹擦，校正，檢驗。’從艾略特先生身上我學到了詩人的嚴謹，詩人的創作態度必須十分認真，為自己的每一個詞負責。
回頭想想，我能走上‘寫詩’這條路，一定要感謝艾略特先生，他不但給我講了很多自己創作的心得，還讓我給他辦的《標準》雜誌寫稿，哦，我想起來了，奧登的第一本詩集《詩歌》（poems，1930）也是艾略特先生推薦出版的。
我認為在我這樣的歲數，或者是更年輕的一些詩人當中，奧登和迪倫?托馬斯是僅有的兩位可以被稱作天才詩人的人，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他們是英國三十年代最好的兩個詩人。”
看到燕卜蓀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詞、對兩位同行大加誇讚的樣子，牟光坦不由得想起了“文人相輕”這個詞，燕卜蓀的赤誠和純粹，一日日地感染著牟光坦，讓他心向往之，也想活成這樣的人。
燕卜蓀從史文朋（algernoncharlesswinburne1837—1909）、霍普金斯（gerardmanleyhopkins1844-1889）、葉芝、艾略特一直講到奧登、迪倫?托馬斯等三十年代的年輕詩人，但在同學們心中激起巨大震動的是艾略特、奧登、迪倫?托馬斯這些現代派詩人,他們獨樹一幟的詩風極大地震撼了同學們，而這些詩人大多跟燕卜蓀都有私交,因此燕卜蓀除了會給同學們講詩，還會講自己跟這些詩人相交的過往。
而這一部分往往是同學們最愛聽的，可燕卜蓀的授課態度十分認真負責，課堂上的大部分時間還是會用來講詩，真正“講故事”的時間不多。可時間長了，同學們便總結出了一個規律，想聽故事了，隻要舉手提問，專挑燕卜蓀自己的詩來請教他，燕卜蓀是拒絕給同學們講自己的詩和文章的，這一點他十分堅持，所以隻好用那些大詩人的“八卦”來交差。
當燕卜蓀站在講台前，大家便又商量好了一般故技重施了：
“我看了先生寫的《晦澀的七種類型》（seventypesofambiguity今譯：朦朧的七種類型），書裏麵分析了雪萊的《雲雀》，我想請教一下先生，為什麽要為雪萊在艾略特那裏受到的攻擊辯護呢？”
“先生，能講講你的《最後的痛》這首詩嗎？先生為什麽把‘人類依之生存的偉大夢想’比作‘幻燈’和‘玻璃’呢？”
……
看著大家別有用心地七嘴八舌，燕卜蓀搖搖頭，露出略帶一絲窘迫的微笑,輕輕擺了擺手，之前還慷慨激昂地朗誦艾略特的詩句，此刻的聲音一下子小很多：
“我說過很多次了，你們不要讀我寫的詩，也別看我寫的批評文章，我的詩寫得不好，我的詩評也隻會幹擾你們，讓你們困惑。你們應該讀多好詩，以後不要在讀我的詩了。”
說完之後，燕卜蓀看著講台下同學們眼巴巴的樣子，隻好摸摸紅紅的鼻子，揉揉淩亂的頭發，講個故事作為補償了。
“估計有十幾年前了，我在劍橋的時候，艾略特先生來學校訪問，每個星期三早晨，他都會接待本科生,專門回答學生的問題。”
艾略特是蜚聲世界的現代派詩人,早已登上了現代派詩人的“王座”,燕卜蓀在給同學們介紹他的長詩《普魯弗洛克的情歌》、《荒原》的時候更是毫不吝嗇溢美之詞，所以大家都對現實生活中的艾略特十分好奇，而燕卜蓀的腦子就好像一個百寶囊，居然每次都能掏出沒講過的新故事來。
“你們是不是想問我，艾略特都說什麽了？”
講台下麵鴉雀無聲，大家都盯著燕卜蓀灰藍色的眼睛，等著下文。
“實在抱歉，我一次也沒去過。”
教室裏失望的“唉”聲一片，燕卜蓀又補了一句：
“其實……最後一次我去了……”
同學們的興致又被吊了起來，身體不由自主地前傾。
“可是我前一天晚上參加了一個俱樂部的派對，喝了好多伏特加，一不小心睡過頭了！”
之前前傾的身體紛紛後仰，同時是更加誇張地唉聲歎氣，燕卜蓀眨了眨眼，哈哈大笑起來，為自己的小小“惡作劇”得逞，開心地像個孩子。
“對不起各位，開一個小小的玩笑。我在劍橋讀書的時候雖然沒有得到過艾略特先生的指導，但我離開劍橋之後，我的導師理查茲引薦我認識了艾略特先生，艾略特先生邀請我給他創辦的《標準》雜誌寫書評，所以我可以經常到艾略特的辦公室去選一些書來評論。我到現在還記得……”
燕卜蓀從講台上拿起一截粉筆：
“我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見到艾略特先生的時候，他的臉就和我手上的粉筆一樣蒼白。後來我跟艾略特先生逐漸熟悉了，我們經常在午餐後一起散步，有一次我們走在國王大街上，我忍不住問了艾略特先生一個困惑我許久的問題：‘艾略特先生，你真的認為一個詩人有必要至少每周都寫詩嗎？’艾略特先生想了想，然後跟我說：‘總體上看這個問題，我應該說，在許多詩人的情況中，他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寫的越少越好。’”
看到大家一臉困惑的樣子，燕卜蓀嘿嘿一笑：
“我起初也跟你們一樣不理解，艾略特先生用自己的經驗跟我解釋了他的觀點。他說詩人不能除了寫詩什麽也不做，詩人一定要‘生活’，要深入這個世界。他還說，就是因為抽不出很多時間來創作，反而會逼著他在寫作時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但是如果一個人沒有別的事情好做，他就有可能寫得太多，卻不把經曆花費在潤色一小部分作品上，這對一個詩人來說是很危險的。對於這一點，艾略特先生的文章《批評的功能》中有一句話我很讚同，他寫到：‘一個作家在創作中的一大部分勞動可能是批評活動：是篩濾，組合，構建，抹擦，校正，檢驗。’從艾略特先生身上我學到了詩人的嚴謹，詩人的創作態度必須十分認真，為自己的每一個詞負責。
回頭想想，我能走上‘寫詩’這條路，一定要感謝艾略特先生，他不但給我講了很多自己創作的心得，還讓我給他辦的《標準》雜誌寫稿，哦，我想起來了，奧登的第一本詩集《詩歌》（poems，1930）也是艾略特先生推薦出版的。
我認為在我這樣的歲數，或者是更年輕的一些詩人當中，奧登和迪倫?托馬斯是僅有的兩位可以被稱作天才詩人的人，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他們是英國三十年代最好的兩個詩人。”
看到燕卜蓀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詞、對兩位同行大加誇讚的樣子，牟光坦不由得想起了“文人相輕”這個詞，燕卜蓀的赤誠和純粹，一日日地感染著牟光坦，讓他心向往之，也想活成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