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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9年到1982年，全麵實行落實政策，一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一大批蒙受屈辱的老幹部恢複原職。同樣的，一大批在特殊時期期間以‘三種人’起家的，在這一次的動作中被幹淨利落的打回原形！其中也包括馬文石。
馬文石以造反起家，當年的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在天（津）教育界和企業界算得上是一時風雲人物，那真是牛逼得不得了了。升任為天（津）教委的副主任，但他是搞體育的出身，沒有什麽教學經驗，便亂放炮，別人惹他不起，在背後卻匿笑不絕。
等到清理三種人，他也被停職了，查了一個底兒朝天，但結果也就是一些在當時特定環境下，無數人做過無數次的惡事。除此之外，沒有什麽特別的，於是把一切官職免掉，打發回原來的工作單位，擔任校工。
據說這個通知傳達到教委的各個科室的時候，眾人一片歡呼！馬文石像個傻b似的站在那裏，呆若木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自己是這麽遭人恨的？！
回到大興街小學，馬文石故意擺出一副矯情鎮物的功夫，一身灰色毛料製服，左麵的衣襟上戴一塊‘為人民服務’的胸牌，口袋裏插兩支鋼筆，人模狗樣的走進學校大門。剛剛春節過後不久，還沒有開學，走廊裏靜悄悄的，教室的門窗關得緊，沒有什麽聲音傳出。
馬文石心裏不知道是個什麽滋味，枯燥的腳步踱來踱去，幾次走到教師辦公室的門口，就是不敢敲門進入！他自己做過什麽孽自己知道，該如何麵對裏麵的舊同事啊？他現在最盼望的是原來的同事都調走了，裏麵全是新人，一個不認識才好呢！
“哈哈……！”辦公室裏突然傳出一陣笑聲，“我也沒想到，說起來，這話真不該我說，楊老師，您真的沒有其他的打算了？”
“還打算什麽啊？我現在就想把孩子們帶好，趁著還有幾年，發光發熱吧。”
“您聽見了，俞校長，這才是一個把生命全投注到祖國教育事業上的同誌該說的話呢！您可好，好不容易落實政策了，您倒想跑了？”
“不是我想跑，你看看，人家楊老師是教物理的，現在一中下了調令，要用三個數學老師來換一個她，你們這是人才啊！我能幹嘛？教學我是一點也不懂，呆在天（津）那麽多年了，也該落葉歸根了。”
“您今年多大年紀？我看您別我還小幾歲似的，還落葉歸根？真的，俞校長，孩子們舍不得您走，我們大夥也愛戴您，別走了。”
眾人一片大笑！馬文石也有些忍俊不禁，裏麵說話的人聲音很年輕，倒似乎是個孩子，怎麽和俞宏這麽沒大沒小的說話？
正在疑惑間，辦公室的門推開，楊士光舉步走了出來，一眼看見門廊上站著一個人，背對著自己，“哎？這位同誌，您找……？”
“楊老師。”
楊士光大大的一愣，看著馬文石那滿臉的尷尬，大小麻坑像火燒雲似的通紅發亮，婦人心中不知道是個什麽滋味！已經十幾年了吧？十幾年的時間沒見過麵了，當初對他咬牙切齒的恨意哪兒去了？“楊老師，您……”
楊士光不屑的撇撇嘴，雖然不再恨他，也不代表就要笑臉相迎，“老俞，小李，小張，你們出來看看，這是誰回來了？”
眾人湧出辦公室，都是熟人，李麗、俞宏，雷樹德，隻有一個年輕人他不認識，可能是新來的老師，“雷老師，這是誰啊？”
“馬文石。”
“哦！”小張長長的‘哦’了一聲，意味深長的看了看他，“就是這個孫子啊？聽小小說起過。”
“小張，別胡說！”
“我怎麽胡說了？哎！馬文石，知道我是誰嗎？”
馬文石現在真是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了，掃了小張一眼，疑惑的搖搖頭，“不，不認識。”
“我叫張浩。清河街小學畢業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不過我有個哥們你一定還記得，他叫盧利。怎麽樣，有印象了吧？”
“這，我有，有印象。”
“我琢磨你也有印象，操蛋玩意。今兒要不是在學校，我就弄死你個逼養的！”張浩嘴裏不幹不淨的罵著街，“王八蛋，哎，你來幹嘛？”
“張浩？”楊士光瞪了他一眼，“你現在是大學生了，怎麽還這麽滿口髒話呢？”
張浩嗬嗬一笑，不再多說。他現在是天（津）師範大學77屆的學生，那一年他們正好高三畢業，以他們在學校學習三年的知識，參加全國全麵複招大學生的考試，簡直太容易了！1977年，中國重新恢複了高考製度，第一年的考試試卷實在非常容易。試舉一例，在化學試卷中的一道填空題是：原子是組成物質的最小（）？
以張浩在學校三年累計的知識，自然一考就成，被天（津）師範大學錄取了。現在在中文係讀書。今天來這裏，是為了開學以後實習做準備的。
俞宏看看馬文石臊得要死的樣子，和同事交換了一個眼神，“馬文石同誌，您來有事？”
“啊，有。”馬文石窘況稍稍得到一些緩解，拿出一份文件，“這是我的轉調文件。”
“教務處在二樓，你自己上去吧。”
“哦、哦，”馬文石半步不敢停留，轉身上樓，身後還傳來張浩不依不饒的咒罵，“敗類！紮哪兒死了不完了嗎？活著也是現眼！”
楊士光歎了口氣，“小張，別這樣說話，做人還是得寬容一點。”
“走吧，我們進去接著說話。”
於是幾個人又回到辦公室，重新落座，雲山霧罩的侃了起來。張浩和盧利是朋友，雖然不及胥雲劍、梁昕幾個的關係那麽近，也算不錯了，過年的時候聚會過一次，喝得相當嗨。“俞老師，您是不知道，盧利現在酒量可大了！這孫子在農村這幾年，嘛也沒學會，就是把酒量練出來了。好家夥，初七那天，我們三五個人陪他，都讓他灌得溜桌了。”
楊士光嗬嗬輕笑，她知道這些年輕人每年初七會聚會一次，這還是從盧利他們下鄉的轉年春節開始的呢，已經好幾次了。“在哪吃的？對了，他還好嗎？”
“好。這小子現在可好家夥了，他現在是安格莊公社的支部副書記和生產隊副隊長，論幹活那真是一把好手！”張浩說道：“76年之後，商家林和臨近的一個鄉合並了，現在好像算是唐山的一個郊縣。具體的我也不知道，等回來你們問他吧。”
李麗是盧利多年的班主任，教育出了這樣的學生，她自然是最驕傲的，“對了，不是說知青大返城嗎？他有什麽打算？”
“他說還是再等等。想著站好最後一班崗，等把縣裏的知青都送走，他再回來。要是可能的話，就徹底在唐山幹下去了。”
“那他舅媽怎麽辦？”
“也接過去唄。”
楊士光點點頭，盧利有這樣的打算也未必不對，他在唐山一呆數年，他又是那種極重感情的，有一線可能，也會選擇留在當地，而且從程序上來說，城市戶口改農村戶口是很容易的，“他的那些哥們呢？”
“您是說胥雲劍他們吧？有個叫梁昕的，你們知道嗎？李老師您一定知道，他姐姐就是梁薇。”
“啊，有點印象了。他們家有三個姑娘的，是不是？”
“是，就是他。梁昕和盧利在一塊下鄉，77年的時候考大學，沒考上，78年考上了，比趙敏晚一屆，現在都在北（京）大學，倆人成校友了。”
“那其他人呢？”
“胥雲劍沒變化，還是跟在盧利屁股後麵瞎惹惹。曹迅回城了，現在頂替他媽媽，在郵電局上班，成天騎個大自行車，給人送信、送報，好像搞對象了。”
眾人微笑起來，“還有別的人呢？”
“不一樣，有的回來了，有的還在當地，再具體的，我就不知道了。”
“盧利他舅媽家呢？他兩個姐姐不是都下鄉了嗎？回來了嗎？”
“他二姐回來了，頂替她爸爸，進派出所了。他大姐好像正在辦，我不太清楚。”
李麗歎了口氣，“真想不到，這才幾年的功夫，變化就這麽大了？”她說道：“不瞞你們說，我可是真有點想盧利了。每年春節回家過年，他都來學校，今年怎麽沒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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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返城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在這方麵，天（津）市走到了最前麵，1978年的春天，各地相繼放鬆了知青病、困退的限製，天（津）市革委會知青辦和市公安局行文有本市知青的各省、市，發出了‘病返、困退簡化辦理手續函’，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全國引起了極大反響。
在函件中提出，今後天（津）市知青辦理以上手續，不再需要天（津）市公安機關批準的準遷證，隻需當地市知青辦發出的病、困退通知書即可。這樣的公函抵達各地，立刻掀起天（津）知青返城的高峰，同時引發了其他城市知青的熱議和羨慕，同時心裏盼望著：幾時自己的城市也能做這樣的好事呢？
好在時隔不久，這種病退之風便刮遍了全國。大多數知青吃了十餘年的苦，真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回家，有了這樣的途徑，豈肯落在人後？於是，在1978年一年中，若是問誰最忙，答案毫無疑問，就是各個省市自治區的醫生！
為了混到一張證明自己符合病退標準的診斷書，知青們想出了各種招，有時候甚至是不擇手段的：有的買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血液樣本裏摻煤油；有的吞鉛塊；有的故意吃過敏藥；有的胡亂、過量的吃藥，造成高血壓、心髒病和過敏症狀；還有的甚至吃麻（黃）素直到吐血！
有一個知青假冒胃潰瘍，拿線綁一根鉛塊吃下去，線頭的一端纏在牙齒上，照過x光，醫生嚇壞了：這個人的胃已經爛掉了4/5！叫來其他的醫生會診，確實如是！這個醫生悄悄地把知青叫到一邊，低聲問他，“你到底吃了什麽？”
知青慘然一笑，拉出已經帶血的鉛塊，醫生心疼的掉了眼淚，“你知道嗎？線頭斷了，你的小命就沒了！”
除了以上這些，還有些是很可笑、很可憐的，知青亂編病情，胡說八道，有的男知青說自己得了‘宮血症（這是婦科病）’，還有的甚至自造病名，說自己得了‘風濕性肝炎’。總之一句話，知青不顧危險，甚至不惜拋下一切，隻求能返回自己的家園！
上山下鄉本身是一件完全不顧客觀事實而推行的政策，十餘年而降，諸多問題積重難返。事情的解決也絕不是走出火車站，站在自己的家鄉門口就算回來了那麽簡單，太多太多的問題還在等著他們呢！首先是戶籍、其次是住房、第三是工作，成為了新的三座大山，沉甸甸的壓了下來。
戶籍還比較容易解決，困難的是堂上二老都已棄世的，就有些礙手了，兄嫂不容，親戚不顧，知青人是回來了，卻上不上戶口，隻得到處告幫，拉關係、送人情，不在話下。但不管怎麽說，大多數還是能夠順利完成的。
住房是第二項難題，有父母的找父母，沒父母的投親戚，受盡了白眼――這是可以理解的，突然來了一個人，有的甚至是帶著老婆、孩子的，擠在本來就不很寬敞的家裏，誰能沒有怨氣？而即便是投奔父母，也是一樣，在當時的年代，家中孩子多，原本隻是父母帶著各自的子女，還可以應付，現在則是拉家帶口，又要處理婆媳關係，又要搞定妯娌之間，種種難題，不一而足。
最難的卻是工作，當時的中國不比三十餘年後的現在，幾乎提不到什麽經濟建設，工廠就那麽多，哪裏有那麽多位置安排？全國超過一千萬人口（等到了1980年前後，分駐在全國的知青徹底完成返城工作，這個數字上升為兩千萬左右）同時擁進城市，是何等龐大到令人恐懼的就業壓力？！偏偏又處於意識形態決定一切的時代，沒有工作，成為社會待業青年，受盡了周圍人的冷眼，其中一部分自暴自棄，甚至開始為非作歹，使社會治安一塌糊塗，為日後展開的‘嚴打’造成了事實基礎。
從1979年到1982年，全麵實行落實政策，一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一大批蒙受屈辱的老幹部恢複原職。同樣的，一大批在特殊時期期間以‘三種人’起家的，在這一次的動作中被幹淨利落的打回原形！其中也包括馬文石。
馬文石以造反起家，當年的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在天（津）教育界和企業界算得上是一時風雲人物，那真是牛逼得不得了了。升任為天（津）教委的副主任，但他是搞體育的出身，沒有什麽教學經驗，便亂放炮，別人惹他不起，在背後卻匿笑不絕。
等到清理三種人，他也被停職了，查了一個底兒朝天，但結果也就是一些在當時特定環境下，無數人做過無數次的惡事。除此之外，沒有什麽特別的，於是把一切官職免掉，打發回原來的工作單位，擔任校工。
據說這個通知傳達到教委的各個科室的時候，眾人一片歡呼！馬文石像個傻b似的站在那裏，呆若木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自己是這麽遭人恨的？！
回到大興街小學，馬文石故意擺出一副矯情鎮物的功夫，一身灰色毛料製服，左麵的衣襟上戴一塊‘為人民服務’的胸牌，口袋裏插兩支鋼筆，人模狗樣的走進學校大門。剛剛春節過後不久，還沒有開學，走廊裏靜悄悄的，教室的門窗關得緊，沒有什麽聲音傳出。
馬文石心裏不知道是個什麽滋味，枯燥的腳步踱來踱去，幾次走到教師辦公室的門口，就是不敢敲門進入！他自己做過什麽孽自己知道，該如何麵對裏麵的舊同事啊？他現在最盼望的是原來的同事都調走了，裏麵全是新人，一個不認識才好呢！
“哈哈……！”辦公室裏突然傳出一陣笑聲，“我也沒想到，說起來，這話真不該我說，楊老師，您真的沒有其他的打算了？”
“還打算什麽啊？我現在就想把孩子們帶好，趁著還有幾年，發光發熱吧。”
“您聽見了，俞校長，這才是一個把生命全投注到祖國教育事業上的同誌該說的話呢！您可好，好不容易落實政策了，您倒想跑了？”
“不是我想跑，你看看，人家楊老師是教物理的，現在一中下了調令，要用三個數學老師來換一個她，你們這是人才啊！我能幹嘛？教學我是一點也不懂，呆在天（津）那麽多年了，也該落葉歸根了。”
“您今年多大年紀？我看您別我還小幾歲似的，還落葉歸根？真的，俞校長，孩子們舍不得您走，我們大夥也愛戴您，別走了。”
眾人一片大笑！馬文石也有些忍俊不禁，裏麵說話的人聲音很年輕，倒似乎是個孩子，怎麽和俞宏這麽沒大沒小的說話？
正在疑惑間，辦公室的門推開，楊士光舉步走了出來，一眼看見門廊上站著一個人，背對著自己，“哎？這位同誌，您找……？”
“楊老師。”
楊士光大大的一愣，看著馬文石那滿臉的尷尬，大小麻坑像火燒雲似的通紅發亮，婦人心中不知道是個什麽滋味！已經十幾年了吧？十幾年的時間沒見過麵了，當初對他咬牙切齒的恨意哪兒去了？“楊老師，您……”
楊士光不屑的撇撇嘴，雖然不再恨他，也不代表就要笑臉相迎，“老俞，小李，小張，你們出來看看，這是誰回來了？”
眾人湧出辦公室，都是熟人，李麗、俞宏，雷樹德，隻有一個年輕人他不認識，可能是新來的老師，“雷老師，這是誰啊？”
“馬文石。”
“哦！”小張長長的‘哦’了一聲，意味深長的看了看他，“就是這個孫子啊？聽小小說起過。”
“小張，別胡說！”
“我怎麽胡說了？哎！馬文石，知道我是誰嗎？”
馬文石現在真是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了，掃了小張一眼，疑惑的搖搖頭，“不，不認識。”
“我叫張浩。清河街小學畢業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不過我有個哥們你一定還記得，他叫盧利。怎麽樣，有印象了吧？”
“這，我有，有印象。”
“我琢磨你也有印象，操蛋玩意。今兒要不是在學校，我就弄死你個逼養的！”張浩嘴裏不幹不淨的罵著街，“王八蛋，哎，你來幹嘛？”
“張浩？”楊士光瞪了他一眼，“你現在是大學生了，怎麽還這麽滿口髒話呢？”
張浩嗬嗬一笑，不再多說。他現在是天（津）師範大學77屆的學生，那一年他們正好高三畢業，以他們在學校學習三年的知識，參加全國全麵複招大學生的考試，簡直太容易了！1977年，中國重新恢複了高考製度，第一年的考試試卷實在非常容易。試舉一例，在化學試卷中的一道填空題是：原子是組成物質的最小（）？
以張浩在學校三年累計的知識，自然一考就成，被天（津）師範大學錄取了。現在在中文係讀書。今天來這裏，是為了開學以後實習做準備的。
俞宏看看馬文石臊得要死的樣子，和同事交換了一個眼神，“馬文石同誌，您來有事？”
“啊，有。”馬文石窘況稍稍得到一些緩解，拿出一份文件，“這是我的轉調文件。”
“教務處在二樓，你自己上去吧。”
“哦、哦，”馬文石半步不敢停留，轉身上樓，身後還傳來張浩不依不饒的咒罵，“敗類！紮哪兒死了不完了嗎？活著也是現眼！”
楊士光歎了口氣，“小張，別這樣說話，做人還是得寬容一點。”
“走吧，我們進去接著說話。”
於是幾個人又回到辦公室，重新落座，雲山霧罩的侃了起來。張浩和盧利是朋友，雖然不及胥雲劍、梁昕幾個的關係那麽近，也算不錯了，過年的時候聚會過一次，喝得相當嗨。“俞老師，您是不知道，盧利現在酒量可大了！這孫子在農村這幾年，嘛也沒學會，就是把酒量練出來了。好家夥，初七那天，我們三五個人陪他，都讓他灌得溜桌了。”
楊士光嗬嗬輕笑，她知道這些年輕人每年初七會聚會一次，這還是從盧利他們下鄉的轉年春節開始的呢，已經好幾次了。“在哪吃的？對了，他還好嗎？”
“好。這小子現在可好家夥了，他現在是安格莊公社的支部副書記和生產隊副隊長，論幹活那真是一把好手！”張浩說道：“76年之後，商家林和臨近的一個鄉合並了，現在好像算是唐山的一個郊縣。具體的我也不知道，等回來你們問他吧。”
李麗是盧利多年的班主任，教育出了這樣的學生，她自然是最驕傲的，“對了，不是說知青大返城嗎？他有什麽打算？”
“他說還是再等等。想著站好最後一班崗，等把縣裏的知青都送走，他再回來。要是可能的話，就徹底在唐山幹下去了。”
“那他舅媽怎麽辦？”
“也接過去唄。”
楊士光點點頭，盧利有這樣的打算也未必不對，他在唐山一呆數年，他又是那種極重感情的，有一線可能，也會選擇留在當地，而且從程序上來說，城市戶口改農村戶口是很容易的，“他的那些哥們呢？”
“您是說胥雲劍他們吧？有個叫梁昕的，你們知道嗎？李老師您一定知道，他姐姐就是梁薇。”
“啊，有點印象了。他們家有三個姑娘的，是不是？”
“是，就是他。梁昕和盧利在一塊下鄉，77年的時候考大學，沒考上，78年考上了，比趙敏晚一屆，現在都在北（京）大學，倆人成校友了。”
“那其他人呢？”
“胥雲劍沒變化，還是跟在盧利屁股後麵瞎惹惹。曹迅回城了，現在頂替他媽媽，在郵電局上班，成天騎個大自行車，給人送信、送報，好像搞對象了。”
眾人微笑起來，“還有別的人呢？”
“不一樣，有的回來了，有的還在當地，再具體的，我就不知道了。”
“盧利他舅媽家呢？他兩個姐姐不是都下鄉了嗎？回來了嗎？”
“他二姐回來了，頂替她爸爸，進派出所了。他大姐好像正在辦，我不太清楚。”
李麗歎了口氣，“真想不到，這才幾年的功夫，變化就這麽大了？”她說道：“不瞞你們說，我可是真有點想盧利了。每年春節回家過年，他都來學校，今年怎麽沒來呢？”
**************************************************************
知青返城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在這方麵，天（津）市走到了最前麵，1978年的春天，各地相繼放鬆了知青病、困退的限製，天（津）市革委會知青辦和市公安局行文有本市知青的各省、市，發出了‘病返、困退簡化辦理手續函’，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全國引起了極大反響。
在函件中提出，今後天（津）市知青辦理以上手續，不再需要天（津）市公安機關批準的準遷證，隻需當地市知青辦發出的病、困退通知書即可。這樣的公函抵達各地，立刻掀起天（津）知青返城的高峰，同時引發了其他城市知青的熱議和羨慕，同時心裏盼望著：幾時自己的城市也能做這樣的好事呢？
好在時隔不久，這種病退之風便刮遍了全國。大多數知青吃了十餘年的苦，真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回家，有了這樣的途徑，豈肯落在人後？於是，在1978年一年中，若是問誰最忙，答案毫無疑問，就是各個省市自治區的醫生！
為了混到一張證明自己符合病退標準的診斷書，知青們想出了各種招，有時候甚至是不擇手段的：有的買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血液樣本裏摻煤油；有的吞鉛塊；有的故意吃過敏藥；有的胡亂、過量的吃藥，造成高血壓、心髒病和過敏症狀；還有的甚至吃麻（黃）素直到吐血！
有一個知青假冒胃潰瘍，拿線綁一根鉛塊吃下去，線頭的一端纏在牙齒上，照過x光，醫生嚇壞了：這個人的胃已經爛掉了4/5！叫來其他的醫生會診，確實如是！這個醫生悄悄地把知青叫到一邊，低聲問他，“你到底吃了什麽？”
知青慘然一笑，拉出已經帶血的鉛塊，醫生心疼的掉了眼淚，“你知道嗎？線頭斷了，你的小命就沒了！”
除了以上這些，還有些是很可笑、很可憐的，知青亂編病情，胡說八道，有的男知青說自己得了‘宮血症（這是婦科病）’，還有的甚至自造病名，說自己得了‘風濕性肝炎’。總之一句話，知青不顧危險，甚至不惜拋下一切，隻求能返回自己的家園！
上山下鄉本身是一件完全不顧客觀事實而推行的政策，十餘年而降，諸多問題積重難返。事情的解決也絕不是走出火車站，站在自己的家鄉門口就算回來了那麽簡單，太多太多的問題還在等著他們呢！首先是戶籍、其次是住房、第三是工作，成為了新的三座大山，沉甸甸的壓了下來。
戶籍還比較容易解決，困難的是堂上二老都已棄世的，就有些礙手了，兄嫂不容，親戚不顧，知青人是回來了，卻上不上戶口，隻得到處告幫，拉關係、送人情，不在話下。但不管怎麽說，大多數還是能夠順利完成的。
住房是第二項難題，有父母的找父母，沒父母的投親戚，受盡了白眼――這是可以理解的，突然來了一個人，有的甚至是帶著老婆、孩子的，擠在本來就不很寬敞的家裏，誰能沒有怨氣？而即便是投奔父母，也是一樣，在當時的年代，家中孩子多，原本隻是父母帶著各自的子女，還可以應付，現在則是拉家帶口，又要處理婆媳關係，又要搞定妯娌之間，種種難題，不一而足。
最難的卻是工作，當時的中國不比三十餘年後的現在，幾乎提不到什麽經濟建設，工廠就那麽多，哪裏有那麽多位置安排？全國超過一千萬人口（等到了1980年前後，分駐在全國的知青徹底完成返城工作，這個數字上升為兩千萬左右）同時擁進城市，是何等龐大到令人恐懼的就業壓力？！偏偏又處於意識形態決定一切的時代，沒有工作，成為社會待業青年，受盡了周圍人的冷眼，其中一部分自暴自棄，甚至開始為非作歹，使社會治安一塌糊塗，為日後展開的‘嚴打’造成了事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