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語有“不刻下以諛上”，意思是說，不刻薄下屬來諛媚領導者。但在今天，諛上欺下卻越來越甚，並生出各種花樣，成為官德所應排斥的一個重要現象。
一個官員掌握著兩個資源：國庫和老百姓。現實中，老百姓常常成為官員上級的資源。甚至於官員會以十倍之力、千倍之財，去討得上級的一份之好。
身居官位，每天都要和上級、下級打交道，都要麵對官位比自己高的人，麵對普通的老百姓。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以什麽樣的心態對上、對下呢？當前，一些官員對上是唯唯諾諾，尋找依附；對下則封官許願，結黨營私；對同級則是貌合神離，台上握手、台下踢腳。有的熱衷於拚背景，拚後台，拚關係，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有的習慣說瞎話，沽名釣譽，編造虛假政績。許多造假行為甚至公然招搖過市，冠冕堂皇。有的為一己私利，逞一時之氣，竟然是非不分，不惜觸犯法律。
日常工作生活中，當然需要對師長予以尊敬，不能回避對下級、晚輩的批評幫助。所謂“尊上不媚上，使下不欺下。”但現實中多表現為對上諂媚、逢迎，對下欺淩、壓製，而遑論對上的批評幫助和對下的尊重尊敬。而要把握好這個度，根本的方法並不是善於揣測上意、思考馭下之術，而是不計私心私利，為百姓著想。以公心相待，無論批評還是尊敬，都可以與實際相符，從而為人所接受和理解，也就不會出現媚上、欺下的問題，反過來也會贏得上下級的尊重和認可。
前麵提到蘇軾有“蘇賢良”的美稱，在他的為官經曆中，還有一段為了百姓而兩次得罪宰相而受排擠的故事，真正體現了一種為民著想而不諛上的態度。最初，蘇軾反對宰相王安石的激進改革，直言改革會危害老百姓的生活，並上書勸告皇帝要優先富民。因反對改革，他被排擠出朝廷。後來，王安石變法失敗，司馬光執政後，全盤否定改革。這時，蘇軾不是以反對改革派的姿態出來撈取政治資本，獲得更高的職位，而是在獲得司馬光的重新任用後，又站在百姓的角度，冷靜客觀地建議司馬光吸收王安石新法的合理部分。為此，他與司馬光又發生激烈爭執，再一次被排擠出朝廷。
鄭板橋在範縣作縣令時，時常自省家裏有沒有收受賄賂，桌子上有沒有未辦的公文。空閑時，他經常和文人們喝酒頌詩，以至於有人忘記他是一縣的長官。後來調任到濰縣作官，恰逢荒年，百姓生活極為困難，甚至到了“人相食”，也就是人吃人的地步。鄭板橋看到這種情景後，立即命令開官倉放糧賑濟災民，當時有人阻止，說這樣的事要先向上級請示，他說：“都到什麽時候了，要是向上申報，輾轉往複，百姓怎麽活命？上邊要是降罪下來，我一個人承擔。”於是開官倉賑濟災民，使上萬人得以活命。到他任期結束的時候，濰縣的老百姓依依不舍、沿路相送。
從前山西晉城產一種稀有蘭草，歲歲進貢。然此地叢山峻嶺，崖高林密，年年因采貢品死人。有一任縣令實在不忍百姓受苦，便冒欺君之罪，謊報因連年天旱此草已絕跡，請免歲貢。從此當地人逃此苦役，百姓為其立碑。封建時代人們盼體恤民情的好官，所以就留下不少這類的刻石，留下了這類不諛上欺下官員的美名。
《晉書?陶潛傳》中說陶淵明，“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邪。”就是因為陶不願為了縣令的五鬥薪俸，就低聲下氣地去阿諛賄賂有如鄉裏小人一般的權貴。這與今天一些官員的做派形成了多麽鮮明的對比。
一個官員掌握著兩個資源：國庫和老百姓。現實中，老百姓常常成為官員上級的資源。甚至於官員會以十倍之力、千倍之財，去討得上級的一份之好。
身居官位，每天都要和上級、下級打交道，都要麵對官位比自己高的人，麵對普通的老百姓。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以什麽樣的心態對上、對下呢？當前，一些官員對上是唯唯諾諾，尋找依附；對下則封官許願，結黨營私；對同級則是貌合神離，台上握手、台下踢腳。有的熱衷於拚背景，拚後台，拚關係，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有的習慣說瞎話，沽名釣譽，編造虛假政績。許多造假行為甚至公然招搖過市，冠冕堂皇。有的為一己私利，逞一時之氣，竟然是非不分，不惜觸犯法律。
日常工作生活中，當然需要對師長予以尊敬，不能回避對下級、晚輩的批評幫助。所謂“尊上不媚上，使下不欺下。”但現實中多表現為對上諂媚、逢迎，對下欺淩、壓製，而遑論對上的批評幫助和對下的尊重尊敬。而要把握好這個度，根本的方法並不是善於揣測上意、思考馭下之術，而是不計私心私利，為百姓著想。以公心相待，無論批評還是尊敬，都可以與實際相符，從而為人所接受和理解，也就不會出現媚上、欺下的問題，反過來也會贏得上下級的尊重和認可。
前麵提到蘇軾有“蘇賢良”的美稱，在他的為官經曆中，還有一段為了百姓而兩次得罪宰相而受排擠的故事，真正體現了一種為民著想而不諛上的態度。最初，蘇軾反對宰相王安石的激進改革，直言改革會危害老百姓的生活，並上書勸告皇帝要優先富民。因反對改革，他被排擠出朝廷。後來，王安石變法失敗，司馬光執政後，全盤否定改革。這時，蘇軾不是以反對改革派的姿態出來撈取政治資本，獲得更高的職位，而是在獲得司馬光的重新任用後，又站在百姓的角度，冷靜客觀地建議司馬光吸收王安石新法的合理部分。為此，他與司馬光又發生激烈爭執，再一次被排擠出朝廷。
鄭板橋在範縣作縣令時，時常自省家裏有沒有收受賄賂，桌子上有沒有未辦的公文。空閑時，他經常和文人們喝酒頌詩，以至於有人忘記他是一縣的長官。後來調任到濰縣作官，恰逢荒年，百姓生活極為困難，甚至到了“人相食”，也就是人吃人的地步。鄭板橋看到這種情景後，立即命令開官倉放糧賑濟災民，當時有人阻止，說這樣的事要先向上級請示，他說：“都到什麽時候了，要是向上申報，輾轉往複，百姓怎麽活命？上邊要是降罪下來，我一個人承擔。”於是開官倉賑濟災民，使上萬人得以活命。到他任期結束的時候，濰縣的老百姓依依不舍、沿路相送。
從前山西晉城產一種稀有蘭草，歲歲進貢。然此地叢山峻嶺，崖高林密，年年因采貢品死人。有一任縣令實在不忍百姓受苦，便冒欺君之罪，謊報因連年天旱此草已絕跡，請免歲貢。從此當地人逃此苦役，百姓為其立碑。封建時代人們盼體恤民情的好官，所以就留下不少這類的刻石，留下了這類不諛上欺下官員的美名。
《晉書?陶潛傳》中說陶淵明，“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邪。”就是因為陶不願為了縣令的五鬥薪俸，就低聲下氣地去阿諛賄賂有如鄉裏小人一般的權貴。這與今天一些官員的做派形成了多麽鮮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