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末尾，茅盾文學獎在京舉行頒獎儀式後幾日，我托白燁終於打問到了文學理論家陳湧的家居住址，兩人便去拜望。
一個在通常的住宅區罕見的闊大的門。門口有軍人站崗。白燁正要出示證件時，一個小女孩從裏邊出來引領我倆走進大門。她是陳湧家的保姆，陝西安康人，我的小鄉黨，真是巧了。走到內院中間，小女孩說伯伯自己也來了。矮矮胖胖的一位老人，淡淡地笑著，說他不放心進門時盤查的麻煩。一件深色的半舊的夾克服，乍看像一位閑淡的退休老工人。
這是老式結構的單元房，書房兼用會客，也就是一室住鋪的小房子。早已過時的格式老舊的沙發，紫紅油漆的木製茶幾上全堆著書籍、報紙之類。我們三人便坐下聊天。陳湧說話很平和，他祖籍廣東，語言中殘留一縷鄉音。我突然有一錯覺，聽他說著文學創作，猶如我許多年前在農村基層工作時聽一位老農敘說農桑之事。
1997年酷暑時節，我在西安聽到北京的朋友傳話，陳湧認為《白鹿原》不存在“曆史傾向性問題”，對我無疑是一股最抒懷的清風。直到10月下旬茅盾文學獎正式開評，陳湧把這個至關重要的觀點在會上正式坦陳出來。關於《白鹿原》存在“曆史傾向性問題”，幾年來我自信屬於某種誤讀或誤解，然而也沒有超脫到不無困擾；我相信這種誤讀或誤解終究會得到匡正釋疑的，隻是沒有料到會在1997年內發生，況且是由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陳湧完成的。我雖然也久已心儀茅盾文學獎，然而這種誤讀的被釋疑被匡正，才是我首先期待的最根本的結果。當這兩個結果同時形成時，我對陳湧老人已不單是知遇，而是由衷地欽敬了。
陳湧老人告訴我，因為《白》書的閱讀印象，隨之對我的小說創作產生了興趣，便自己到新華書店找我的作品集，買了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陳忠實小說自選集》裏的短篇卷和中篇卷兩本，約一百萬字，而且讀完了，寫了一篇論述我的小說創作的二萬餘字的長篇評論，已交《文學評論》雜誌。
我當即說，你應該給我打電話，我讓華夏出版社陳澤順給你送一套書來，怎能讓你上街買書。陳湧笑著擺擺手，怎能給你們添麻煩！我和白燁相視而默然不語。
我在文學圈內感覺到的印象，陳湧是一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在各種文藝理論會聚的當今文壇，人們不一定全都讚同陳湧的某個觀點，然而幾乎眾口一詞說陳湧做人很正派。這就夠了，足夠包括我在內的人的欽敬了。
2001年12月
一個在通常的住宅區罕見的闊大的門。門口有軍人站崗。白燁正要出示證件時，一個小女孩從裏邊出來引領我倆走進大門。她是陳湧家的保姆，陝西安康人，我的小鄉黨，真是巧了。走到內院中間，小女孩說伯伯自己也來了。矮矮胖胖的一位老人，淡淡地笑著，說他不放心進門時盤查的麻煩。一件深色的半舊的夾克服，乍看像一位閑淡的退休老工人。
這是老式結構的單元房，書房兼用會客，也就是一室住鋪的小房子。早已過時的格式老舊的沙發，紫紅油漆的木製茶幾上全堆著書籍、報紙之類。我們三人便坐下聊天。陳湧說話很平和，他祖籍廣東，語言中殘留一縷鄉音。我突然有一錯覺，聽他說著文學創作，猶如我許多年前在農村基層工作時聽一位老農敘說農桑之事。
1997年酷暑時節，我在西安聽到北京的朋友傳話，陳湧認為《白鹿原》不存在“曆史傾向性問題”，對我無疑是一股最抒懷的清風。直到10月下旬茅盾文學獎正式開評，陳湧把這個至關重要的觀點在會上正式坦陳出來。關於《白鹿原》存在“曆史傾向性問題”，幾年來我自信屬於某種誤讀或誤解，然而也沒有超脫到不無困擾；我相信這種誤讀或誤解終究會得到匡正釋疑的，隻是沒有料到會在1997年內發生，況且是由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陳湧完成的。我雖然也久已心儀茅盾文學獎，然而這種誤讀的被釋疑被匡正，才是我首先期待的最根本的結果。當這兩個結果同時形成時，我對陳湧老人已不單是知遇，而是由衷地欽敬了。
陳湧老人告訴我，因為《白》書的閱讀印象，隨之對我的小說創作產生了興趣，便自己到新華書店找我的作品集，買了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陳忠實小說自選集》裏的短篇卷和中篇卷兩本，約一百萬字，而且讀完了，寫了一篇論述我的小說創作的二萬餘字的長篇評論，已交《文學評論》雜誌。
我當即說，你應該給我打電話，我讓華夏出版社陳澤順給你送一套書來，怎能讓你上街買書。陳湧笑著擺擺手，怎能給你們添麻煩！我和白燁相視而默然不語。
我在文學圈內感覺到的印象，陳湧是一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在各種文藝理論會聚的當今文壇，人們不一定全都讚同陳湧的某個觀點，然而幾乎眾口一詞說陳湧做人很正派。這就夠了，足夠包括我在內的人的欽敬了。
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