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問道，總會先去踏訪自己最心儀的那個高台。
我一直喜歡魏晉時代。
對此，從來未加掩飾。很多年前，我寫的《遙遠的絕響》曾經轟動一時。直到去年，我還到河南太行山南麓考察魏晉名士的活動地區，終於在焦作雲台山百家岩發現了比較確切的蹤跡，便舉筆留墨“魏晉名士行跡所在”，請當地立石鐫刻。以誌紀念。
魏晉名士的行止風範和藝術成就我已寫過不少，這兒就不重複了。我隻想說說他們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學上的突破性貢獻。這有點深，有點玄，卻是他們心靈深處的巨大悸動。這種悸動，也帶動了整部中國文化史。
這還要從整體背景說起。
二
在政治形態上，這是一團血腥的混亂；但在精神文化上，這是一段自由的光輝，而且，光輝得難以重複。
魏晉的精神光輝，源自於秦漢的精神黯昧。秦漢時代有如此顯赫的政治、軍事功業，難道精神是黯昧的？不錯，外在的顯赫和內在的黯昧，常常互為表裏。秦漢的金戈鐵馬把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深思，撞擊得支離破碎。
你看，秦帝國接受了法家“專任刑罰”、“兼吞戰國”的方略，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專製主義集權，卻因暴虐不仁而短命速亡，幾代法家學者也命運淒慘。漢朝初年，隻能向另一個精神方向伸手了，以道家為根基的“黃老之學”一時風行，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但是漢武帝又想“大有作為”，聽從了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然而董仲舒的“儒術”，並非“孔、孟醇儒”，而是兼采陰陽五行之說而倡言“君權神授”，直接輔佐漢武帝的政治權力。後來，又漸漸滑向讖緯神學。在社會實踐上，從腐敗的東漢到紛亂的三國，儒學的偽飾和無效，更是展現無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魏晉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滅絕性清醒”。
照例，無論是漢初劉安的《淮南鴻烈》，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已企圖擺脫諸子百家的狹窄門派，開拓有關宇宙天地的大思考。但是，由於思考者政治背景太深，權力糾纏太多，投射方向太雜，影響了思考的純淨度和可信度。
這種情況到了魏晉名士這裏就不一樣了。他們對政治若即若離，虛與委蛇，卻堅守自己的個性立場，保持著俯瞰曆史、俯瞰人世、俯瞰名位、俯瞰生死的超越高度。因此，也就有可能從根本上來考慮一係列大問題了。
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學上，他們走上了曆史的山口平台。
他們太不容易，因為他們看到的一切實在觸目驚心。宏大的功業，宏大的殘忍，宏大的勝利，宏大的失敗，宏大的仁德，宏大的陰謀，他們全部已一一翻閱。圍繞著這些宏大所發出的各種高論，他們也都已一一傾聽。他們似乎生活在一個高度濃縮的曆史結晶體中，凡是人類能夠想象的極端性狀態，都爆炸式地呈現殆盡。因此，他們不可能再有什麽企盼、夢想、擔憂、防範，因為這一切都顯得那麽幼稚、蒼白、無聊、無稽。剩下的，隻有看透一切的超然。
三
何晏
你看那個何晏，在曹操家裏長大，中年後也一度擁有官職，不久就被慘殺。作為思想家的他早已騰身於成敗生死之外，而是一直思考著天地萬物的本源。他認為，天地萬物的本源在於一個字：“無”。
何晏認為，人世間一般所說的“有”，其實隻是因為“各有其名”，但這名都是臨時外加的。隻有無名、無聲、無形，才有萬物之生；有了萬物之生，才有萬物之名、萬物之聲、萬物之形。因此，天地萬物，以無為本。
何晏的思想顯然來自於道家，又想對儒家作出新的闡釋，即“援道入儒”。但實際上，卻開拓了一種與正統道、儒並不相同的全新思維等級，被稱之為玄學。
後世思想史對玄學常常頗多詬病，幾乎所有的實用主義者都會斷言“清談誤國”。清談是玄學的基本展開方式，如果沒有玄學和清談，中國人在至高等級上的徹悟都會被取消，那麽，整個人種的精神等級就會大大降低。
當然，很多時候人們所厭惡的“清談”，是指那種陳腐刻板的官方教化話語，正好與魏晉時代的清談南轅北轍，不應拿來玷汙玄學的清名。
王弼
讓何晏深深讚歎的，是小一輩的思想家王弼。被何晏發現時，王弼還不到二十歲。王弼的思考方向接近何晏，卻又比何晏更周密、更完整。
王弼這個“古代年輕人”曾經對我產生過不小影響，不少語句都能背誦，因此忍不住多說幾句。
王弼也主張“萬物以無為本，自然以無為道”，但他在闡釋老子學說時，對“自然”的論述顯然超過了何晏。他認為，所謂“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無所拘束，無所執著，無為無造，無形無際，因此，也無仁無恩。人們常常認為天地有情，有恩有為，其實並不。水土果畜，養育眾生，但這並非天地的仁恩，而隻是自然。他說：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物施化，有恩有為。造物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
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
正因為這樣，對於萬物的這種自然之性，“可因”，卻“不可為”；“可通”，卻“不可執”。
由此，他對政治人物提出了建議：“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施）。”這裏所說的“不為始”，就是不騷擾，不幹涉。
“無為”，並不是什麽都不做。而隻是不做那些不自然的事，不做那些自然安排之外的事，不做那些傷害自然之道的事。由此他進一步推衍，認為儒家的某些主張如孝、慈、禮、樂，應該維係，因為它們出自於自然，符合自然之道。如果這些主張變成了一種虛名之教，掩蓋著不仁不義之實，則應摒棄。總之，一切必須本於自然，包括名教在內。他認為，自然已經包容了一切，安排了一切，因此對人來說，隻能抱著“無為”的恭敬心態，傾聽自然的不言之教，無聲之詩。
在王弼看來，無為，就是無框範、無名限、無意旨，因此是真正的“大”。他領悟了老子把“道”與“大”聯係在一起的深意。
這種“大”，正因為沒有名限，無法表述，隻可感覺，且“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又稱之為“玄”。
這一下，他就把自然、無、道、大、玄等等概念組接在一起了，成了一種哲學構架。
寫到這裏我忍不住要稍稍停歇，搶著說一句題外話：這麽一個高度成熟的思想家，隻活了二十四歲！我在上文說他是“古代的年輕人”，一點不錯，他從來沒有老過，甚至還遠遠沒有靠近中年的門檻。我想以此來感受一種象征：這實在是中國思維重新煥發青春的時代。
說起來，中國思維的起點，缺少明顯的年齡特征。那位高層思維的開啟者老子，看上去年紀實在是很大了。跟在他身後的諸子百家，都有一種“老相”，似乎都是要以權威口氣、如雲徒眾來為自己爭取地位。因此，即便年紀不大，也年輕不起來。幸好有了魏晉，有了王弼，如此少年英氣卻一點兒也不掉份兒，讓中國思想史補回了一種珍貴的童真血氣。
前麵講到的那位何晏，七八歲時就因敏慧而受到曹操的寵愛。他後來被司馬氏殺害時大概已經五十歲了，但那英俊的風姿還是讓人難忘。《世說新語》曾提到，他“美姿儀，麵至白”。魏晉名士中有很多美男子，他們的形象與人們習慣的中國思想大師很不相同，但他們是真實的存在。失去了他們的年少美貌，倒反而是中國思想史的失真。
比他們的年齡和外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宏觀深度。
四
另一位美男子比王弼大三歲，在不到四十歲時被殺。他美到什麽程度？我在《遙遠的絕響》一文中曾引述當時人們對他的種種描寫，例如，說他“龍章鳳姿，天質自然”，還說他平日像一棵高大挺拔的孤鬆，一旦喝醉了酒就像一座巍峨的玉山即將倒下。
這麽一個可以稱為最高典範的“型男”，居然是中國古代的傑出思想家？不錯，不僅僅是思想家，而且還是文學家和音樂家。直到臨死之時，他還在刑場彈了一曲千古絕響的《廣陵散》。大家一聽就知道我在說誰了，是的，嵇康。
嵇康
嵇康已被我鄭重寫過，不再重複。但是，近幾年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一位名叫石天然的博士深研音樂，我建議他的論文不妨以嵇康的《聲無哀樂論》為目標。這一來，我又與這位古代美男子接近了好幾年。
嵇康也是一位大思考者，可惜後世對他隻遠眺，不親近。
關於天地的本源，嵇康的觀點與何晏、王弼不太一樣。他覺得“自然”、“無”這些概念固然排除了世俗的名限，但在解釋天地本源時又顯得過於被動。他選擇的答案，是“元氣”。
把天地的本源解釋成元氣，並不是嵇康發明，而是嵇康的選擇。在他之前，一本實際上很重要卻被後世輕忽了的漢代著作《淮南鴻烈》已經對“元氣”作了明確的論定。書中說：“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淮南鴻烈·天文訓》）
以“元氣”來解釋宇宙和天地，可能會讓很多思維局囿的學者覺得空泛不經。然而在我看來，那些被劉安召集到淮南八公山下的龐大道家智者群體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晉昌、五被等人，已經觸及到了現代有關天體物理學和地球物理學範疇的初步猜測。我們現代在說宇宙間的“正能量”、“負能量”時，不能不經常想到這群淮南學子所說的“元氣”。
嵇康與漢代的淮南學子已經相隔了四百年。他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以“元氣”來解釋藝術，尤其是音樂。他認為，元氣分陰陽而成天地，然後又生萬物，成四季，顯五色，定五音。也就是說，最大的音樂是天地之音、自然之音、元氣之音，而不是產生於什麽人物要表達什麽悲哀與快樂，什麽官府要張羅什麽禮儀。
他相信，音樂本身無所謂哀與樂，而隻是純淨的自然組合，元氣連貫。一般人認為有哀有樂，隻是一種聯想。其實，複雜的音樂和複雜的人間感情，並不能直接對位。一旦對位，便成模式，機趣全失，元氣盡泄。他的音樂著作《聲無哀樂論》，由此成為一部空前絕後的劃時代之作。
按照他的思想，音樂如酒，誰說酒是製造歡樂還是製造悲哀的？酒就是酒，由天地靈泉發酵而成，與哀樂無關。又像柳樹，曲身揚枝如含情告別，但柳樹本身並無哀樂，隻是與某種情感體形產生了“異質同構”關係而已。柳樹臨水，隻是天地元氣的一種體現。
嵇康的這種理論，從本性上驅逐了社會意念對藝術的羼雜。
嵇康還以“元氣”解釋了人類。
天地間為什麽有各色人等？嵇康認為，那是各人對元氣賦受的不同，由此產生了或昏或明的人性。有的人特別聰明，有的人特別勇敢，有的人特別貪欲，有的人特別廉潔。這就像原野上的草木，各不相同。有的人包容一點，顯得寬廣博大；有的人局促一點，卻也安分自守。隻有一種極至之人，把最純淨的美好都集中了，內外都很周全，一切都能具備。可惜這種人往往出現一下，就不見了。見到的，都是各有片麵之人。
我忍不住要抄引一段嵇康的原文——
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人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內外，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見於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如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明膽論》）
對於這種“至人”，同時代的阮籍有過更完整的論述。他說：
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大人先生傳》）
我舍不得把這些精彩的原文翻譯成白話文，但讀者隻須誦讀一遍就能感受，這實在是人世間最偉大的人格理想。
雖然是理想，但他們自己卻做到了。對此，我在《遙遠的絕響》一文中已有描述。
五
我花了那麽多篇幅來講魏晉名士，是想說明，中國智者曾經有過一個集體徹悟的時代。徹悟的重要標誌，是投入對宇宙、對天地、對生命的宏觀思考、本源思考。
我每次去歐洲，看到從古希臘到米開朗基羅、羅丹對曆代思想家、哲學家的精彩雕像，在敬仰之餘總會產生一絲對比性的悲涼。這些被花崗石凝凍的卷發、長袍、高鼻梁、深眼窩，不管蒙受多少浮塵和苔蘚，不管熏染多少戰火和劫灰，都依然屹立在民眾的頭頂。歐洲，也因他們而心氣高揚。中國有沒有這種可以鐫刻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似乎圖像模糊，其實一點兒不差。你看即便同代人形容嵇康，已經往雕塑的路上走了。
魏晉時代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至少在外形上絕不會輸於希臘同行們。但是，中國的思想長廊裏很少有這些雕塑，有的多是峨冠博帶、表情刻板、大同小異的官吏畫像。即使有孔子的木版畫像，那也實在太粗陋了。幸好，當代出現了寫意派雕塑家，開始用靈動的青銅之詩來再現先哲神貌。
失去了魏晉時代的“型男”雕塑長廊，中國思想史就刪略了一個極為關鍵的大思考平台。明明醒過，卻又睡眼惺忪了，惺忪得那麽懶散又那麽煩躁。
我有幸，不小心早早地碰到了魏晉。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明白了在巨大的災難中如何看穿世態、解脫身心。我當時就覺得，魏晉名士離我很遠，又很近。有了他們在前麵，我就回不到那個壅塞、嘈雜的山穀中去了。後來，那個山穀中總有一雙雙手試圖把我拉拽回去，我心中隻要一念叨“魏晉”，像是神咒作法，我便定住了。
但是，“魏晉”二字在後代中國的實際影響並不太大。為此，我寫的那篇《遙遠的絕響》，重點在“絕響”。
這事，既要怪中國曆史，也要怪魏晉名士。他們確確實實存在一個巨大的缺憾。
那就是，他們太局囿、太自我、太排他、太小圈。他們的思想經天緯地，但他們的身影卻躲進了竹林。他們追求個性自由，卻又過於自以為是。他們輕視禮教，卻忽視了儒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他們從容赴死，但周圍的民眾卻不知他們為何而死。他們嘯傲山野，卻不知離他不遠處那些炊煙茅屋下的世俗人心。
那麽，如何來彌補他們的這種缺憾呢？
其實，一種宏大的精神力量已經在他們身邊出現，那就是佛教的興起。
於是，我也隨之繼續往前走了。
問道，總會先去踏訪自己最心儀的那個高台。
我一直喜歡魏晉時代。
對此，從來未加掩飾。很多年前，我寫的《遙遠的絕響》曾經轟動一時。直到去年，我還到河南太行山南麓考察魏晉名士的活動地區，終於在焦作雲台山百家岩發現了比較確切的蹤跡，便舉筆留墨“魏晉名士行跡所在”，請當地立石鐫刻。以誌紀念。
魏晉名士的行止風範和藝術成就我已寫過不少，這兒就不重複了。我隻想說說他們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學上的突破性貢獻。這有點深，有點玄，卻是他們心靈深處的巨大悸動。這種悸動，也帶動了整部中國文化史。
這還要從整體背景說起。
二
在政治形態上，這是一團血腥的混亂；但在精神文化上，這是一段自由的光輝，而且，光輝得難以重複。
魏晉的精神光輝，源自於秦漢的精神黯昧。秦漢時代有如此顯赫的政治、軍事功業，難道精神是黯昧的？不錯，外在的顯赫和內在的黯昧，常常互為表裏。秦漢的金戈鐵馬把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深思，撞擊得支離破碎。
你看，秦帝國接受了法家“專任刑罰”、“兼吞戰國”的方略，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專製主義集權，卻因暴虐不仁而短命速亡，幾代法家學者也命運淒慘。漢朝初年，隻能向另一個精神方向伸手了，以道家為根基的“黃老之學”一時風行，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但是漢武帝又想“大有作為”，聽從了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然而董仲舒的“儒術”，並非“孔、孟醇儒”，而是兼采陰陽五行之說而倡言“君權神授”，直接輔佐漢武帝的政治權力。後來，又漸漸滑向讖緯神學。在社會實踐上，從腐敗的東漢到紛亂的三國，儒學的偽飾和無效，更是展現無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魏晉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滅絕性清醒”。
照例，無論是漢初劉安的《淮南鴻烈》，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已企圖擺脫諸子百家的狹窄門派，開拓有關宇宙天地的大思考。但是，由於思考者政治背景太深，權力糾纏太多，投射方向太雜，影響了思考的純淨度和可信度。
這種情況到了魏晉名士這裏就不一樣了。他們對政治若即若離，虛與委蛇，卻堅守自己的個性立場，保持著俯瞰曆史、俯瞰人世、俯瞰名位、俯瞰生死的超越高度。因此，也就有可能從根本上來考慮一係列大問題了。
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學上，他們走上了曆史的山口平台。
他們太不容易，因為他們看到的一切實在觸目驚心。宏大的功業，宏大的殘忍，宏大的勝利，宏大的失敗，宏大的仁德，宏大的陰謀，他們全部已一一翻閱。圍繞著這些宏大所發出的各種高論，他們也都已一一傾聽。他們似乎生活在一個高度濃縮的曆史結晶體中，凡是人類能夠想象的極端性狀態，都爆炸式地呈現殆盡。因此，他們不可能再有什麽企盼、夢想、擔憂、防範，因為這一切都顯得那麽幼稚、蒼白、無聊、無稽。剩下的，隻有看透一切的超然。
三
何晏
你看那個何晏，在曹操家裏長大，中年後也一度擁有官職，不久就被慘殺。作為思想家的他早已騰身於成敗生死之外，而是一直思考著天地萬物的本源。他認為，天地萬物的本源在於一個字：“無”。
何晏認為，人世間一般所說的“有”，其實隻是因為“各有其名”，但這名都是臨時外加的。隻有無名、無聲、無形，才有萬物之生；有了萬物之生，才有萬物之名、萬物之聲、萬物之形。因此，天地萬物，以無為本。
何晏的思想顯然來自於道家，又想對儒家作出新的闡釋，即“援道入儒”。但實際上，卻開拓了一種與正統道、儒並不相同的全新思維等級，被稱之為玄學。
後世思想史對玄學常常頗多詬病，幾乎所有的實用主義者都會斷言“清談誤國”。清談是玄學的基本展開方式，如果沒有玄學和清談，中國人在至高等級上的徹悟都會被取消，那麽，整個人種的精神等級就會大大降低。
當然，很多時候人們所厭惡的“清談”，是指那種陳腐刻板的官方教化話語，正好與魏晉時代的清談南轅北轍，不應拿來玷汙玄學的清名。
王弼
讓何晏深深讚歎的，是小一輩的思想家王弼。被何晏發現時，王弼還不到二十歲。王弼的思考方向接近何晏，卻又比何晏更周密、更完整。
王弼這個“古代年輕人”曾經對我產生過不小影響，不少語句都能背誦，因此忍不住多說幾句。
王弼也主張“萬物以無為本，自然以無為道”，但他在闡釋老子學說時，對“自然”的論述顯然超過了何晏。他認為，所謂“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無所拘束，無所執著，無為無造，無形無際，因此，也無仁無恩。人們常常認為天地有情，有恩有為，其實並不。水土果畜，養育眾生，但這並非天地的仁恩，而隻是自然。他說：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物施化，有恩有為。造物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
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
正因為這樣，對於萬物的這種自然之性，“可因”，卻“不可為”；“可通”，卻“不可執”。
由此，他對政治人物提出了建議：“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施）。”這裏所說的“不為始”，就是不騷擾，不幹涉。
“無為”，並不是什麽都不做。而隻是不做那些不自然的事，不做那些自然安排之外的事，不做那些傷害自然之道的事。由此他進一步推衍，認為儒家的某些主張如孝、慈、禮、樂，應該維係，因為它們出自於自然，符合自然之道。如果這些主張變成了一種虛名之教，掩蓋著不仁不義之實，則應摒棄。總之，一切必須本於自然，包括名教在內。他認為，自然已經包容了一切，安排了一切，因此對人來說，隻能抱著“無為”的恭敬心態，傾聽自然的不言之教，無聲之詩。
在王弼看來，無為，就是無框範、無名限、無意旨，因此是真正的“大”。他領悟了老子把“道”與“大”聯係在一起的深意。
這種“大”，正因為沒有名限，無法表述，隻可感覺，且“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又稱之為“玄”。
這一下，他就把自然、無、道、大、玄等等概念組接在一起了，成了一種哲學構架。
寫到這裏我忍不住要稍稍停歇，搶著說一句題外話：這麽一個高度成熟的思想家，隻活了二十四歲！我在上文說他是“古代的年輕人”，一點不錯，他從來沒有老過，甚至還遠遠沒有靠近中年的門檻。我想以此來感受一種象征：這實在是中國思維重新煥發青春的時代。
說起來，中國思維的起點，缺少明顯的年齡特征。那位高層思維的開啟者老子，看上去年紀實在是很大了。跟在他身後的諸子百家，都有一種“老相”，似乎都是要以權威口氣、如雲徒眾來為自己爭取地位。因此，即便年紀不大，也年輕不起來。幸好有了魏晉，有了王弼，如此少年英氣卻一點兒也不掉份兒，讓中國思想史補回了一種珍貴的童真血氣。
前麵講到的那位何晏，七八歲時就因敏慧而受到曹操的寵愛。他後來被司馬氏殺害時大概已經五十歲了，但那英俊的風姿還是讓人難忘。《世說新語》曾提到，他“美姿儀，麵至白”。魏晉名士中有很多美男子，他們的形象與人們習慣的中國思想大師很不相同，但他們是真實的存在。失去了他們的年少美貌，倒反而是中國思想史的失真。
比他們的年齡和外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宏觀深度。
四
另一位美男子比王弼大三歲，在不到四十歲時被殺。他美到什麽程度？我在《遙遠的絕響》一文中曾引述當時人們對他的種種描寫，例如，說他“龍章鳳姿，天質自然”，還說他平日像一棵高大挺拔的孤鬆，一旦喝醉了酒就像一座巍峨的玉山即將倒下。
這麽一個可以稱為最高典範的“型男”，居然是中國古代的傑出思想家？不錯，不僅僅是思想家，而且還是文學家和音樂家。直到臨死之時，他還在刑場彈了一曲千古絕響的《廣陵散》。大家一聽就知道我在說誰了，是的，嵇康。
嵇康
嵇康已被我鄭重寫過，不再重複。但是，近幾年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一位名叫石天然的博士深研音樂，我建議他的論文不妨以嵇康的《聲無哀樂論》為目標。這一來，我又與這位古代美男子接近了好幾年。
嵇康也是一位大思考者，可惜後世對他隻遠眺，不親近。
關於天地的本源，嵇康的觀點與何晏、王弼不太一樣。他覺得“自然”、“無”這些概念固然排除了世俗的名限，但在解釋天地本源時又顯得過於被動。他選擇的答案，是“元氣”。
把天地的本源解釋成元氣，並不是嵇康發明，而是嵇康的選擇。在他之前，一本實際上很重要卻被後世輕忽了的漢代著作《淮南鴻烈》已經對“元氣”作了明確的論定。書中說：“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淮南鴻烈·天文訓》）
以“元氣”來解釋宇宙和天地，可能會讓很多思維局囿的學者覺得空泛不經。然而在我看來，那些被劉安召集到淮南八公山下的龐大道家智者群體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晉昌、五被等人，已經觸及到了現代有關天體物理學和地球物理學範疇的初步猜測。我們現代在說宇宙間的“正能量”、“負能量”時，不能不經常想到這群淮南學子所說的“元氣”。
嵇康與漢代的淮南學子已經相隔了四百年。他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以“元氣”來解釋藝術，尤其是音樂。他認為，元氣分陰陽而成天地，然後又生萬物，成四季，顯五色，定五音。也就是說，最大的音樂是天地之音、自然之音、元氣之音，而不是產生於什麽人物要表達什麽悲哀與快樂，什麽官府要張羅什麽禮儀。
他相信，音樂本身無所謂哀與樂，而隻是純淨的自然組合，元氣連貫。一般人認為有哀有樂，隻是一種聯想。其實，複雜的音樂和複雜的人間感情，並不能直接對位。一旦對位，便成模式，機趣全失，元氣盡泄。他的音樂著作《聲無哀樂論》，由此成為一部空前絕後的劃時代之作。
按照他的思想，音樂如酒，誰說酒是製造歡樂還是製造悲哀的？酒就是酒，由天地靈泉發酵而成，與哀樂無關。又像柳樹，曲身揚枝如含情告別，但柳樹本身並無哀樂，隻是與某種情感體形產生了“異質同構”關係而已。柳樹臨水，隻是天地元氣的一種體現。
嵇康的這種理論，從本性上驅逐了社會意念對藝術的羼雜。
嵇康還以“元氣”解釋了人類。
天地間為什麽有各色人等？嵇康認為，那是各人對元氣賦受的不同，由此產生了或昏或明的人性。有的人特別聰明，有的人特別勇敢，有的人特別貪欲，有的人特別廉潔。這就像原野上的草木，各不相同。有的人包容一點，顯得寬廣博大；有的人局促一點，卻也安分自守。隻有一種極至之人，把最純淨的美好都集中了，內外都很周全，一切都能具備。可惜這種人往往出現一下，就不見了。見到的，都是各有片麵之人。
我忍不住要抄引一段嵇康的原文——
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人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內外，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見於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如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明膽論》）
對於這種“至人”，同時代的阮籍有過更完整的論述。他說：
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大人先生傳》）
我舍不得把這些精彩的原文翻譯成白話文，但讀者隻須誦讀一遍就能感受，這實在是人世間最偉大的人格理想。
雖然是理想，但他們自己卻做到了。對此，我在《遙遠的絕響》一文中已有描述。
五
我花了那麽多篇幅來講魏晉名士，是想說明，中國智者曾經有過一個集體徹悟的時代。徹悟的重要標誌，是投入對宇宙、對天地、對生命的宏觀思考、本源思考。
我每次去歐洲，看到從古希臘到米開朗基羅、羅丹對曆代思想家、哲學家的精彩雕像，在敬仰之餘總會產生一絲對比性的悲涼。這些被花崗石凝凍的卷發、長袍、高鼻梁、深眼窩，不管蒙受多少浮塵和苔蘚，不管熏染多少戰火和劫灰，都依然屹立在民眾的頭頂。歐洲，也因他們而心氣高揚。中國有沒有這種可以鐫刻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似乎圖像模糊，其實一點兒不差。你看即便同代人形容嵇康，已經往雕塑的路上走了。
魏晉時代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至少在外形上絕不會輸於希臘同行們。但是，中國的思想長廊裏很少有這些雕塑，有的多是峨冠博帶、表情刻板、大同小異的官吏畫像。即使有孔子的木版畫像，那也實在太粗陋了。幸好，當代出現了寫意派雕塑家，開始用靈動的青銅之詩來再現先哲神貌。
失去了魏晉時代的“型男”雕塑長廊，中國思想史就刪略了一個極為關鍵的大思考平台。明明醒過，卻又睡眼惺忪了，惺忪得那麽懶散又那麽煩躁。
我有幸，不小心早早地碰到了魏晉。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明白了在巨大的災難中如何看穿世態、解脫身心。我當時就覺得，魏晉名士離我很遠，又很近。有了他們在前麵，我就回不到那個壅塞、嘈雜的山穀中去了。後來，那個山穀中總有一雙雙手試圖把我拉拽回去，我心中隻要一念叨“魏晉”，像是神咒作法，我便定住了。
但是，“魏晉”二字在後代中國的實際影響並不太大。為此，我寫的那篇《遙遠的絕響》，重點在“絕響”。
這事，既要怪中國曆史，也要怪魏晉名士。他們確確實實存在一個巨大的缺憾。
那就是，他們太局囿、太自我、太排他、太小圈。他們的思想經天緯地，但他們的身影卻躲進了竹林。他們追求個性自由，卻又過於自以為是。他們輕視禮教，卻忽視了儒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他們從容赴死，但周圍的民眾卻不知他們為何而死。他們嘯傲山野，卻不知離他不遠處那些炊煙茅屋下的世俗人心。
那麽，如何來彌補他們的這種缺憾呢？
其實，一種宏大的精神力量已經在他們身邊出現，那就是佛教的興起。
於是，我也隨之繼續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