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我可以理解,但山本畢竟是軍方代表……恐怕。”


    “你難道沒看出來麽?山本上台後日本全力發展海軍,191財年海軍撥款增加近一倍,191財年據說還要再增加四成以上,海軍軍費的暴漲帶來了陸軍軍費的壓抑……這對我們無論如何是件好事,日本海軍原本已經很強了,譬如有100萬噸軍艦,再增加20萬噸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的,但陸軍如果增加4個師團,我們的壓力卻是的的確確的。前些時候國安局不是已遞上了情報?日本近衛師團的火力密度還比不上我們的1116師,更不用說和中央警衛師何教導師相比,難道我們要坐視支持陸軍力量增長的內閣上台?從世界大勢來說,日本海軍軍力的增長最感到威脅的並不是我們,而是美國人……”


    “有點意思,我明白你的想法了。”


    “日本軍閥,總是將自己的派閥利益放在首位的,海軍的人掌權,肯定全力發展海軍,準備與英美爭鋒,這遠遠強過民主派為了掌權而不得不屈服於陸軍要求的變局,所以,保住山本這個海軍軍閥內閣看似不可思議之動機,卻是我們的最優選擇。加上我們前些日子與日本海軍之間的良好關係,我深信山本不會不明白這一點。”


    “你打算達到什麽目的呢?”“第一,與日本緩解關係,最近日本方麵一直就幾條鐵路逼迫得很緊,我們可以答應他們的要求,也讓山本看起來有些對華政績,使得他更有資本和威信來抑製住陸軍尤其是關東軍方麵的恣意妄為;第二、私下裏要與山本達成諒解,不要再暗地支持國民黨;第三、鞏固山本的地位,讓他將更多的資源用於擴充海軍,日本海軍擴充得越厲害,他能用於發展經濟的資源就越少。也就越難在一戰中撈取便宜;第四,將信息通過秘密渠道傳播給美國,讓美國對日本提高警惕,在遠東的博弈中能爭取到美國的同情或者傾斜是很理想的選擇……”


    “好的,那我去布置……”


    “不用太著急,等我先打開一個外交缺口再說……”秦時竹地眼光中透露著狡黠地微笑。


    民國成立已經兩年。迄今為止,除一些零零落落之小國外,尚無任何列強正式承認中國。雖然各國在前清派駐時期的公使、領事等外交官員依然存在,且在實際中也履行著正常的外交使命,但名義上沒有一種外交關係的存在,終究讓人有些難堪。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在對外宣言中承認前清一切債務和條約,懇請外國承認,沒有一個大國願意與之打交道。袁世凱時期。為了換取列強承認,不惜以出賣大量權益之善後借款為代價,結果護國戰爭起。善後借款未及簽字便已成為廢紙一張,承認自然也無從談起。但是,雖然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沒有明確的外交關係,但各種借款、安排一直都能達成協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怪事。


    秦時竹上台後在國情谘文中對國會允諾下兩件事:“第一:穩定內政,包括社會穩定和財政穩定。第二:發展外交,主要是在外交上有所突破,至少要讓各大列強承認新中國。”前一段時間,秦時竹忙著布置戡平川亂、中原剿匪、財政經濟、鐵路建設等各方麵的事務。一直無暇分身外交,待到稍有空閑,便立刻聽取了外交部地匯報。


    陸征祥是袁世凱政府時期的外交部長,在前清時節曆任駐俄公使等職務,算得上是一位老外交家,對秦時竹上台後予的信任也一直心存感激。特別是在中俄邊境衝突時北疆的外交表現讓陸征祥尤為欽佩,雖然唐紹儀是當時的首席代表,但誰都知道,他背後其實赫然就是那位原先的北疆巡閱使、現在的大總統。


    “稟告總統。自新政府成立以來,按照總統的建交方針,我和顏次長分別對英、美、法、德、日、俄等各大國公使進行了外交談判,結果各國以協調一致為緣由,對我方建議和誠心一直含含混混、沒有一句明話,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重大的突破。請總統恕罪!”


    “包袱不要太重。民國成立近兩載。兩任總統。數任外交總長都沒有把事情辦妥。你們要想在這兩個多月裏完成突破確實難度很大。何罪之有?今天約你們談話。主要是探討一下突破地重點放在何處?究竟應該以什麽正確地方針來行事?該付出多大地犧牲和代價?我想。這些國家雖然標榜國際協調。但終究是有矛盾和利益衝突地。不會是鐵板一塊吧?你們不要有所顧忌。”


    “總統所言極是。各國雖然表麵上敷衍。但實質態度和接洽情形是不一樣地。卑職以為。外交上最有可能突破是德、美。最難突破地英、俄。”顏惠慶一一道來。“德國在歐洲由於身處俄、英、法三大國之包圍。急於打破封鎖。對我國抱有熱切期望。特別是我國在邊疆衝突與俄國交惡後。更是顯示了濃厚地興趣。卑職淺見。由於總統當日在北疆巡閱使任上與德國方麵交情菲淺。故認為德國外交突破最易。美國對我國領土、主權野心不大。主要在於經濟利益。總統既然公開首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實際上已契合了美國地要求。彼此之間沒有什麽重大利益衝突。美國對華利益一直受英日同盟排擠。急於打開新局麵。故而突破也較容易。英國雖然一直在口頭上宣傳中英友好。但對於我國新政府上台其實是有戒心地。據卑職在南方地好友透露。英國領事一直在和馮國璋等人在接觸。據說朱爾典也參與其中。根據卑職地理解。這是英國一貫以華製華地手段。英國在善後借款、西藏問題上所表現出地強硬。正是英國壓迫我讓步之期望。再加上朱爾典和袁世凱之間交情深厚。大總統推倒袁世凱後。彼不免有所疑慮。俄國為外交之最難者。一來俄國曾與我國就蒙古問題兵戎相見。雖然外界都渲染為小衝突、偶然地衝突。但卑職認為俄人懷恨在心。對我領土主權之覬覦更是一刻也沒有停止。故建交困難重重。”,


    陸征祥小聲道:“卑職此間聽聞一小道消息。謂前不久以複辟罪名逮捕之鐵良曾與俄國公使有過會晤。據說俄國方麵有意扶持清廷複辟。事成後以蒙古和北滿割讓為報酬……此事曾在北京傳得沸沸揚揚。最近才剛剛平息。不知總統是否聽說此事?”


    “我倒沒聽說此事。”秦時竹搖搖頭。這事其實就是秦時竹授意葛洪義放出風聲地。但在大麵上卻隻能辟謠。


    果然。陸征祥也是將信將疑:“此事俄國公使也曾大力辟謠。但報界輿論均認為不是空穴來風。況且鐵良等至今仍被關押。不能不引起世間猜測。卑職倒以為。倘若真有此事。則中俄關係危矣!”


    “總理對外交事務有何指示?”秦時竹適時轉換了話題。


    “總理隻告誡我們兢兢業業去辦事。為了大局可以暫且隱忍犧牲一些,民國初造,還應先以穩固國基為要義……另外還告訴我們。外交問題凡有重大決策,最好直接請示總統,由總統全權作主,以免不慎有損國體。”


    “季老是老成謀國之言。”秦時竹歎了口氣,繼續問道,“善後借款情況如何?”


    “舉步維艱。洋人借款,主要圖謀控製我經濟、財政大權,對國權大有損害,袁世凱政府時期已屢遭國會詰難。如果繼續按照五國銀行團的方針,即便是達成了,也難以在國會通過,因此卑職認為除非換個思路,否則善後借款隻能走到死胡同裏。”


    顏惠慶苦惱地說:“問題在於,各大列強將善後借款作為承認我國新政權之前提條件,雙方僵持不下,這也是為何兩個月來外交沒有重大進展,隻能在原地打轉轉的原因。”


    “確實如陸總長所說。是要換個思路了,以往那種要想一舉全麵獲取承認地方針必須推倒重來。我聽說美國已退出了六國銀行團,這件事似乎可以利用一番。”“美國人是商人稟性,所貪圖者為經濟利益爾,隻是哪裏去尋找如此巨大、可觀之經濟利益?”


    “兩位可曾忘了前日國會所批準之一億元可轉股債券?我相信,美國人對此感興趣。”


    秦時竹說完,其餘兩人會心一笑,這倒確實是一顆好骨頭,可以吸引美國人上鉤。


    “另外。前不久德皇給我發來一封電報。稱德國代表即將抵京,商談兩國之重大事宜。”陸、顏兩人一陣歡喜。所謂重大事宜,不是建交又是什麽呢?


    “故此,外交部要做好準備,準備與德國方麵開始談判。你們在與美國人的談判中,可以有意無意地透露這一點,特別是,此人是德皇全權代表,地位比目前德國駐華公使還要崇高,更是一個有力籌碼。”


    “是,我等明白總統意思。”


    “西藏之交涉現在進展如何?不過朱爾典現在倒是已不來煩我了。”


    中英關於西藏問題的交涉,正值袁世凱政府提出“善後大借款”前夕,為了不得罪英國人,北京政府終於屈服於英國的壓力,準備按照英國在照會中所列條件與英國會商。當時,在中國方麵同意英國要求後正式會談前,中英雙方曾就會談地方式、內容有過幾次討論,原本這隻是程序細節上的過場,不料英國方麵居然節外生枝,提出由西藏代表作為獨立方麵與會。舉行中、英、藏三方會議地想法是朱爾典首先向英國政府提出的,他認為三方會談是達成協議的最好解決辦法--“即使談判失敗,也將使我們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和西藏人進行獨立於中國政府的談判”。英國政府接受了這一建議,堅持要中英藏三方共同會商訂約,共同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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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征祥雖然秉承袁世凱的意思交涉,但也不得不直接指出其中厲害--此不亞於承認西藏有主約之權,而等於自主之國。”袁世凱賣國心切,作了讓步,滿足了英方的要求,同意舉行三方會談,但為避免給人以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地印象,又讓陸征祥建議,西藏代表不稱全權字樣,而稱“掌權員”,隨同商議,或者由中英、中藏分別會談,分別簽約,希望以另外一種辦法限製英國人地野心。


    但這項建議遭到英方粗暴拒絕,聲稱:“英國政府所提出之三方會議地辦法勢在必行,必無更改之理”。英國通知中國,無論中國代表與會與否,會議都將在10月6日開始。袁世凱在英國威脅下隻能再次讓步,同意參加三方會議。當時,朱爾典還公開揚言:“鑒於四川之設西康省,其西部純係藏境,將來立約不能不規定邊境,明分川藏疆界。(這為曆史上西姆拉會議中地劃界問題埋下伏筆)


    由於護國戰爭的爆發和袁世凱政府地倒台,英國方麵的如意算盤落空,為了給秦時竹施加壓力,朱爾典把西藏問題提到很高的地步。在當時的形勢之下,剛剛進軍北京,政權還不穩固的秦時竹不得不表示認可,但在心底卻又對曆史上之麥克馬洪線恨之入骨,因此極力要求陸征祥貫徹一個“拖”字。


    果然,陸征祥笑道:“為了貫徹總統的拖字訣,光是籌備會議就讓我整整拖了兩個月。英國原本將會場定在印度的西姆拉開幕,準備就近控製會議進程,原定於10月13日開始首次工作會議。後來我提出,我國代表、西藏宣撫使陳貽範、副宣撫使王海平均是袁世凱所派,為袁之親信,我新任臨時執政和國會對其並不信任,要求重派,否則不出席會議。英國方麵無法,隻能接受我重派之要求。原代表召回後,新派談判代表於10月13日才正式啟程,準備從天津坐船到印度。結果,上船時大風吹來,我方代表不慎掉落水中,雖性命無礙,但卻遭了一番罪。果不其然,重新上船後該代表就感染風寒,到上海附近海麵時已經高燒不起,本著人道原則,外交部著令其在上海下船接受治療,同時向英國聲明,究竟是改派新代表還是靜待原代表病愈重行?由於任命代表需國會表決,英方覺得麻煩,故而答應等待原代表病愈,以為風寒小病,一周必好。不料,一周後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加重,我方隻能重派代表。10月25日,經國會表決,新代表抵達上海,準備接替出行。說來也巧,正在此時,我副代表接到電報,曰父親過世,要其立刻奔喪。英國本來不允,但我以為事關孝道,不能勉強,自古都要丁憂三年,現在雖然已不那麽嚴格,至少要允許其奔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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