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近三十年來，從四十年代所謂『整風運動』起，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竄改得麵目全非，偽造得體無完膚。」「毛澤東偽造中共歷史的主要內容，是他把列寧主義思想和路線在中國勝利的歷史偽造成毛澤東『思想』和路線勝利的歷史。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共產國際領導和蘇聯共產黨及蘇聯的幫助下，艱苦奮鬥和光榮勝利的歷史，偽造成他個人業績的歷史。把他個人的極端錯誤的『思想』、路線和政策偽造成所謂『完全正確的』。他不但把自己的錯誤和罪行加在別人頭上，而且還經常偽造他在黨內的論敵的所謂『罪行』，作為抬高自己打擊別人的無賴手段。毛澤東用盡方法不斷偽造中共歷史的目的在於反對列寧主義，反對共產國際，反對蘇聯；在於用反革命的毛澤東主義代替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於把他自己神化，以便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然後，他利用這些權力在『適當』時機對內作叛黨叛國叛人民的罪惡勾當；對外作反蘇反共反民族解放運動的叛賣行徑，作為他勾結帝國主義及其他反動派的『資本』。從一九六六年起毛澤東在『文化革命』的幌子下實行反革命政變。近來他又公開走上親帝漢奸路線的道路，這就把他自己千方百計隱藏的真實麵目完全暴露於天下。」[190]
《「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預演》一文很長，內容很龐雜，共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個時期——『整風運動』的準備」，說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作了下列具體的布置：（一）用陰謀和強迫辦法把延安出版的黨的報刊全部停刊；（二）停辦學校；（三）提出毛澤東主義反對列寧主義；（四）偽造遵義會議歷史；（五）毒害和危害王明；（六）毛澤東篡奪總書記職務；（七）拚湊「整風運動」領導班子。
第二部分是「第二個時期——『整風時期』」，其內容是：（一）「整風運動委員會」與「整風」單位；（二）「整風」的方法和對象；（三）有關「整風運動」同毛澤東的三次談話；（四）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第三部分是「第三個時期——所謂『搶救時期』」，其內容是：（一）為「搶救運動」偽造藉口；（二）名為「搶救失足者」，實為迫害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幹部和黨員；（三）打擊的主要對象仍是列寧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四）給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加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罪名。
第四部分是「第四個時期——『平反』時期」，其內容是：（一）實行「平反運動」的原因；（二）所謂「寬大政策」。
第五部分是「第五個時期——『總結』時期」，其內容是：（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總結；（二）「組織結論」；（三）「作風」問題的總結。[191]
總之，王明在這篇文章中全盤地歪曲和攻擊延安整風運動，繼續誣衊和攻擊毛澤東，千方百計為自己的錯誤翻案。
8～9月 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中說：「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上搞光了。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他還說：「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192]
秋 寫完《「文化革命」與毛帝合作》—文，後收入《中共半世紀》一書。王明在「作者的話」中說，此文是「為揭露所謂毛美關係『突然變化』的真相而寫的」。[193]
文章共分為四個部分：一、名為「文化革命」，實為反革命政變；二、毛帝合作是反革命政變的組成部分；三、當前毛帝合作的史源；四、毛澤東墮落的各種根源。
文章在第一部分中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是對內反共反人民、對外反蘇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反革命政變」，「這個反革命政變的首要目的，就是用反革命的『毛澤東思想』代替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決定對內對外路線和政策的唯一依據」。「在對內政策方麵，毛澤東用武力摧毀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用武力鎮壓勤勞智慧和革命的中國人民」，並說「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起毛澤東製造他禦用的以反共反蘇為主旨的假共產黨代替真共產黨，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空前災難中」。「在對外方麵，毛澤東瘋狂地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竭力破壞和分裂世界社會主義體係，直到向蘇聯提出領土要求和向蘇聯邊境實行武裝進攻，還企圖侵吞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他還利用反蘇反共的行動作為勾結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手段」。[194]
文章第四部分認為，毛澤東「墮落」的「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軍閥主義，以及反動的實用主義」。理論根源是「毛澤東不僅是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者』外衣的假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敵人」；歷史根源是他「不僅有長期反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和反蘇的歷史，不僅有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都犯了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並在許多時候犯下嚴重罪行的歷史，而且有長期身在共產黨內，心向帝國主義的歷史」；社會根源是「毛澤東在反帝革命、反封建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方麵的立場，主要地都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他在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方麵帶著濃厚的破產失業非階級化的小有產者和流氓無產者的習氣，甚至在某些問題方麵他的行動還含有封建地主的臭味」。[195]
《「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預演》一文很長，內容很龐雜，共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個時期——『整風運動』的準備」，說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作了下列具體的布置：（一）用陰謀和強迫辦法把延安出版的黨的報刊全部停刊；（二）停辦學校；（三）提出毛澤東主義反對列寧主義；（四）偽造遵義會議歷史；（五）毒害和危害王明；（六）毛澤東篡奪總書記職務；（七）拚湊「整風運動」領導班子。
第二部分是「第二個時期——『整風時期』」，其內容是：（一）「整風運動委員會」與「整風」單位；（二）「整風」的方法和對象；（三）有關「整風運動」同毛澤東的三次談話；（四）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第三部分是「第三個時期——所謂『搶救時期』」，其內容是：（一）為「搶救運動」偽造藉口；（二）名為「搶救失足者」，實為迫害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幹部和黨員；（三）打擊的主要對象仍是列寧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四）給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加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罪名。
第四部分是「第四個時期——『平反』時期」，其內容是：（一）實行「平反運動」的原因；（二）所謂「寬大政策」。
第五部分是「第五個時期——『總結』時期」，其內容是：（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總結；（二）「組織結論」；（三）「作風」問題的總結。[191]
總之，王明在這篇文章中全盤地歪曲和攻擊延安整風運動，繼續誣衊和攻擊毛澤東，千方百計為自己的錯誤翻案。
8～9月 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中說：「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夠，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上搞光了。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他還說：「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192]
秋 寫完《「文化革命」與毛帝合作》—文，後收入《中共半世紀》一書。王明在「作者的話」中說，此文是「為揭露所謂毛美關係『突然變化』的真相而寫的」。[193]
文章共分為四個部分：一、名為「文化革命」，實為反革命政變；二、毛帝合作是反革命政變的組成部分；三、當前毛帝合作的史源；四、毛澤東墮落的各種根源。
文章在第一部分中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是對內反共反人民、對外反蘇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反革命政變」，「這個反革命政變的首要目的，就是用反革命的『毛澤東思想』代替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決定對內對外路線和政策的唯一依據」。「在對內政策方麵，毛澤東用武力摧毀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用武力鎮壓勤勞智慧和革命的中國人民」，並說「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起毛澤東製造他禦用的以反共反蘇為主旨的假共產黨代替真共產黨，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空前災難中」。「在對外方麵，毛澤東瘋狂地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竭力破壞和分裂世界社會主義體係，直到向蘇聯提出領土要求和向蘇聯邊境實行武裝進攻，還企圖侵吞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他還利用反蘇反共的行動作為勾結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手段」。[194]
文章第四部分認為，毛澤東「墮落」的「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軍閥主義，以及反動的實用主義」。理論根源是「毛澤東不僅是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者』外衣的假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敵人」；歷史根源是他「不僅有長期反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和反蘇的歷史，不僅有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都犯了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並在許多時候犯下嚴重罪行的歷史，而且有長期身在共產黨內，心向帝國主義的歷史」；社會根源是「毛澤東在反帝革命、反封建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方麵的立場，主要地都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他在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方麵帶著濃厚的破產失業非階級化的小有產者和流氓無產者的習氣，甚至在某些問題方麵他的行動還含有封建地主的臭味」。[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