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作七律《艾煙芝影》、七律《病榻對雪》、自由體《不知之談》、口語體五律《保資跨灶》。[52]
本年 還於莫斯科郊區作七絕《病重夢中憶母》5首。
本年 開始作一些回憶性的談話，由夫人孟慶樹加以記錄和整理。
從這年開始至1974年去世前，王明談了《關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路線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關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的材料》、《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誌當總書記問題》等，後來孟慶樹根據他的回憶整理成了《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未刊）。
孟慶樹1970年7月16日寫的《我的說明和希望》說：「自1958年，王明同誌又曾一度病重，情況危極，我開始感覺到要利用他身體稍好些時，寫點『王明同誌回憶談話』記錄。目的是想把他知道的一些有關中共和其他國際問題的重要歷史事實，寫出來記下來，留給中共中央作將來推翻毛澤東偽造的黨史，重寫合乎歷史事實的，合乎馬列主義歷史學原則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史的參考。」
本年 開始學習中醫。
《傳記與回憶》說：1958年，王明因屢次病重，除服西藥外，又服中藥，並從北京中醫研究院請來兩位中醫為王明治療。「王明同誌自己也經常學習中醫，他想把中醫的理論與實踐寫成一本書，可惜體力不夠，他隻寫了中醫的理論和實踐的提綱」。下麵，就是這個提綱的內容：
中醫理論與實踐問題概要（提綱）
（一）陰陽論（根本的出發點）
（二）三才論（或天人合一論——陰陽論之第一步發展）
（三）五行論（陰陽論之第二步發展）
（四）經絡論（十二經絡，十四經絡，奇經八脈——陰陽論之第三步發展）
（五）氣、血、水論（陰陽論之第四步發展）
（六）營衛論（陰陽論之第五步發展）
（以上為陰陽論在生理方麵的運用）
（七）三因論（陰陽論在病理方麵之應用）
（八）四診論（陰陽論在診斷學方麵之應用一）
（九）八綱論（陰陽論在診斷學方麵之應用二）
（十）八法論（陰陽論在治療方麵之應用）
（十一）辨症論治（陰陽論在診斷和治療方麵之聯合應用）
（十二）中醫治療方法類別（陰陽論在治療方法上之應用）
（十三）中醫之分科
回憶錄中還說：「王明同誌認為《內經》不僅是古典的醫學著作，而且是古典的哲學著作。他認為《內經》裏關於自然界和社會的各個對立麵及其相互關係，寫得最好的是《內經》的『陰陽應象大論』內篇：『夫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也，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而神仙之府也。故治病必求其本。』」「王明同誌不僅研究《內經》等古典醫書，而且研究和實踐了經絡氣功」，並寫有《經絡氣功法概要》（提綱）。
1959年 55歲
2月2日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中批評王明說：
「王明路線，教條主義，叫做『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那麽多，自己的報紙上吹，總是百分之百，而把別的人講成『一貫的機會主義』，在世界觀同方法論上，叫做『狹隘經驗論』。經驗論就是經驗論，還有什麽狹隘的經驗論，寬廣的經驗論？他要把我們這種經驗論講成比歷史上的經驗論還壞些，所以叫『狹隘經驗論』。這不是王明，而是別的人，在那個時期就是這個風。」
「第二次王明路線，根本否定我們這條路線，另提出『六大綱領』。這是在抗戰時期，他回來，那個聲勢浩大，迷惑了很多人。這個王明路線一次不行，還要搞兩次。這個路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是代表許多人，代表許多機會主義者，混入黨裏頭的中產階級分子，小資產階級中間的極不穩定的那一部分。現在這個王明路線的領導者還有沒有呢？這一次六中全會來一封信，這封信比過去的信比較好。可能是因為這樣：王明告了我三條洋狀：一是反國際路線（就是第三國際）；二是強迫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檢討（就是我們整風）；還有一條叫搞個人崇拜。蘇共中央通過庫西寧同誌（這個同誌是個好同誌，過去在共產國際負責任）告訴我們劉曉同誌，說王明反對中央，就是反對我。蘇聯想把他送回來，說這個人，現在要講他有病，隻有那麽多，要講他無病，又是有病，他拿了不好辦，怕跟我們黨搞壞關係，想送回來。這是個瘟神。（笑聲）劉曉同誌打電報來，說這個事，後頭劉曉同誌回來的時候，我就說，這個人在中國這個空氣裏難活，問題就是沒有鬼上門，誰也不去跟他吹吹談談。這個問題，他在西柏坡跟我談過，他說，沒有鬼上門啦！我說，別的犯錯誤的人為什麽有鬼上門？我就舉羅邁為例，我說，此人犯過幾次錯誤，犯過路線錯誤，現在因為他改了，鬼就上了門了，問題是你就不改，你又不放一點空氣出去，口邊又沒有一句話，說是我也犯過一些錯誤，人家那個敢惹你？他說，我這個人處之不公，對別人那麽寬大為懷，對他這麽刻薄。還說什麽鬼不上門，都是我布置的，都是招呼了的。（笑聲）我說，我就沒有招呼，那一些鬼上別人的門，所有的鬼都不上你的門，我就沒有下過這個命令。他不信，他說一定是你招呼了的。我說，這個人還是讓他在莫斯科生活，我們負責他的生活費，我們不怪你們，你們把這個消息通知我們很好，不會妨礙我們兩黨的關係。可能是因為我們把這個消息告訴蘇共中央，這回開六中全會又去信讓他來，他看到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要他，他這回不講辭職了，而積極建議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翻譯有所改正。」
本年 還於莫斯科郊區作七絕《病重夢中憶母》5首。
本年 開始作一些回憶性的談話，由夫人孟慶樹加以記錄和整理。
從這年開始至1974年去世前，王明談了《關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路線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關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的材料》、《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誌當總書記問題》等，後來孟慶樹根據他的回憶整理成了《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未刊）。
孟慶樹1970年7月16日寫的《我的說明和希望》說：「自1958年，王明同誌又曾一度病重，情況危極，我開始感覺到要利用他身體稍好些時，寫點『王明同誌回憶談話』記錄。目的是想把他知道的一些有關中共和其他國際問題的重要歷史事實，寫出來記下來，留給中共中央作將來推翻毛澤東偽造的黨史，重寫合乎歷史事實的，合乎馬列主義歷史學原則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史的參考。」
本年 開始學習中醫。
《傳記與回憶》說：1958年，王明因屢次病重，除服西藥外，又服中藥，並從北京中醫研究院請來兩位中醫為王明治療。「王明同誌自己也經常學習中醫，他想把中醫的理論與實踐寫成一本書，可惜體力不夠，他隻寫了中醫的理論和實踐的提綱」。下麵，就是這個提綱的內容：
中醫理論與實踐問題概要（提綱）
（一）陰陽論（根本的出發點）
（二）三才論（或天人合一論——陰陽論之第一步發展）
（三）五行論（陰陽論之第二步發展）
（四）經絡論（十二經絡，十四經絡，奇經八脈——陰陽論之第三步發展）
（五）氣、血、水論（陰陽論之第四步發展）
（六）營衛論（陰陽論之第五步發展）
（以上為陰陽論在生理方麵的運用）
（七）三因論（陰陽論在病理方麵之應用）
（八）四診論（陰陽論在診斷學方麵之應用一）
（九）八綱論（陰陽論在診斷學方麵之應用二）
（十）八法論（陰陽論在治療方麵之應用）
（十一）辨症論治（陰陽論在診斷和治療方麵之聯合應用）
（十二）中醫治療方法類別（陰陽論在治療方法上之應用）
（十三）中醫之分科
回憶錄中還說：「王明同誌認為《內經》不僅是古典的醫學著作，而且是古典的哲學著作。他認為《內經》裏關於自然界和社會的各個對立麵及其相互關係，寫得最好的是《內經》的『陰陽應象大論』內篇：『夫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也，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而神仙之府也。故治病必求其本。』」「王明同誌不僅研究《內經》等古典醫書，而且研究和實踐了經絡氣功」，並寫有《經絡氣功法概要》（提綱）。
1959年 55歲
2月2日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中批評王明說：
「王明路線，教條主義，叫做『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那麽多，自己的報紙上吹，總是百分之百，而把別的人講成『一貫的機會主義』，在世界觀同方法論上，叫做『狹隘經驗論』。經驗論就是經驗論，還有什麽狹隘的經驗論，寬廣的經驗論？他要把我們這種經驗論講成比歷史上的經驗論還壞些，所以叫『狹隘經驗論』。這不是王明，而是別的人，在那個時期就是這個風。」
「第二次王明路線，根本否定我們這條路線，另提出『六大綱領』。這是在抗戰時期，他回來，那個聲勢浩大，迷惑了很多人。這個王明路線一次不行，還要搞兩次。這個路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是代表許多人，代表許多機會主義者，混入黨裏頭的中產階級分子，小資產階級中間的極不穩定的那一部分。現在這個王明路線的領導者還有沒有呢？這一次六中全會來一封信，這封信比過去的信比較好。可能是因為這樣：王明告了我三條洋狀：一是反國際路線（就是第三國際）；二是強迫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檢討（就是我們整風）；還有一條叫搞個人崇拜。蘇共中央通過庫西寧同誌（這個同誌是個好同誌，過去在共產國際負責任）告訴我們劉曉同誌，說王明反對中央，就是反對我。蘇聯想把他送回來，說這個人，現在要講他有病，隻有那麽多，要講他無病，又是有病，他拿了不好辦，怕跟我們黨搞壞關係，想送回來。這是個瘟神。（笑聲）劉曉同誌打電報來，說這個事，後頭劉曉同誌回來的時候，我就說，這個人在中國這個空氣裏難活，問題就是沒有鬼上門，誰也不去跟他吹吹談談。這個問題，他在西柏坡跟我談過，他說，沒有鬼上門啦！我說，別的犯錯誤的人為什麽有鬼上門？我就舉羅邁為例，我說，此人犯過幾次錯誤，犯過路線錯誤，現在因為他改了，鬼就上了門了，問題是你就不改，你又不放一點空氣出去，口邊又沒有一句話，說是我也犯過一些錯誤，人家那個敢惹你？他說，我這個人處之不公，對別人那麽寬大為懷，對他這麽刻薄。還說什麽鬼不上門，都是我布置的，都是招呼了的。（笑聲）我說，我就沒有招呼，那一些鬼上別人的門，所有的鬼都不上你的門，我就沒有下過這個命令。他不信，他說一定是你招呼了的。我說，這個人還是讓他在莫斯科生活，我們負責他的生活費，我們不怪你們，你們把這個消息通知我們很好，不會妨礙我們兩黨的關係。可能是因為我們把這個消息告訴蘇共中央，這回開六中全會又去信讓他來，他看到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要他，他這回不講辭職了，而積極建議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翻譯有所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