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說：「八年的教條主義，沒有吸取王明教條主義的教訓。」[42]
3月10日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從內戰開始到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們黨發生了三次『左』傾路線，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線最為厲害。當時蘇聯反托派勝利了，史達林的地位開始鞏固，在理論上又戰勝了德波林學派，而共產國際遠東部實際上又是米夫在負責，他的作用太大了。這些條件使教條主義得以形成。中國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都是在蘇聯受到影響的，當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條主義者。當時去蘇聯的許多人當中，有些人是教條主義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聯繫實際，有些人不聯繫實際，隻看外國。當時王明等人搞了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幾百人在蘇聯學習，為什麽隻有二十八個半呢？就是他們『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他還說：「抗日時期我們同王明的爭論，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為止，我們提十大綱領，王明提六大綱領。按照王明的做法，即史達林的做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43]
3月18日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談話時的插話中幾次批判王明，他說：
（抗日戰爭時期）「他從國際回來，搞了『六大綱領』、兩個『優秀青年的總匯』那一套，把我們那個十大綱領推翻了，長江局成為中央，中央成為留守處，我是留守處主任，我是管城內，連城牆上都不能管。因為忽然一天早上標語由十大綱領改為『六大綱領』，你有什麽法子管？所有那個時候的中央局以及白區的工作，統統聽長江局，並不聽中央，什麽人聽中央呀？！有文件可查，有事實可查。他在那裏分裂黨，他自己實際上成立了中央。辦了一個報紙，叫『黨報』，叫『新華日報』，我說，叫『派報』比較妥當。因為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論持久戰』）他不登，說太長，但是陳克寒關於晉察冀的那個報導比我那個還要長，可以登，我這個就是以太長為理由，出個小冊子解決。打電報來，我回了電報，我說要登，決不讓步！他也是決不讓步，決不登！你看，中央在哪裏？你是黨報，還是派報？我說是『派報』，宗派主義之報，是沒有登，你們現在去查武漢時期那個『新華日報』，就不登我的文章。而延安的報紙小得多，叫『新中華報』，三日刊，給我全文登了。我是要出賣我這一套的，我是想在武漢推銷我這個貨物的，但是那個地方他不買，你有什麽法子？」
「同是第三國際回來的人，他是十二月回來的，王稼祥是第二年四月還是五月回來的，隔那麽四、五個月。王明沒有聖旨的，沒有什麽聖旨到，要我們接旨，他是口喊『天讞』，說是史達林怎麽講怎麽講。但是隔四、五個月，王稼祥回來，那是有聖旨的，有個決議案，對於中國有八條，還是幾條，那個我們是贊成的，因為它要發動群眾，要講民主。而王明他就是不要發動群眾，不要講民主，照蔣介石那一套搞，就是不要觸動蔣介石。究竟誰反共產國際？王稼祥一個共產國際，你王明一個共產國際，你也沒有旨，你究竟還是朝廷旨意，還是六部公文？既無六部公文，二無朝廷旨意，你又要收魚稅銀子。（笑聲）隔五個月，朝廷旨意來了，你說誰反共產國際呀？」
（當陳伯達說到「新華日報」不斷登王明的像片，「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王明」時）「他那個像片送得多了。賀龍也接到像片了，關向應也接到像片了，我們這些將軍都接到他的像片。可是這一條我沒有他厲害，我沒有送像片。」
（當陳伯達說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代有許多新語言時）「這要感謝王明，這是他逼出來的。第一個逼是蔣介石，還有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第二就是教條主義，把我們教會了一點。還有陳獨秀主義。有了陳獨秀，有了王明，我們這個事就好辦了。因為他們講，我們搞的是一點什麽主義都沒有了，什麽國際主義都沒有了，共產主義都沒有了，叫做『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叫做『狹隘經驗論』。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中回答了這些問題。凡是有機會，我都射箭，一切明箭、暗箭我都回的……那個時候我是個多產作家，出賣我這一套。總而言之，是他逼出來的。」
（當陳伯達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時）「就是違背王明的意誌才成立這個共和國，照他那個搞法，就是不準備勝利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六大綱領』，兩個『優秀青年的總匯』，國民黨等於共產黨，共產黨等於國民黨，那為什麽打倒國民黨呢？」
毛澤東在插話中還說了一段話，大意如下：「王明如何處理？開除不利，調回來他就沒有□了，沒有市場了。不如讓他在莫斯科，還可以有對象說說自己的話。不必調回來。可以讓他翻案，拖二十年再說，等到我們超過英國再說。」
春 作口語體七絕《戒行反言者》、民歌體《麻雀問》、七絕《廣州城南鳳凰樹（閱報隨筆）》。[44]
5月17日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談到史達林的錯誤時批評王明說：「史達林欠我們幾筆帳，主要是兩筆帳：一個是王明路線，一個是不許革命。王明路線整得我們好苦。王明路線實際是史達林路線。第二次王明路線（抗日時期）也是奉他那個聖旨。」
3月10日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從內戰開始到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們黨發生了三次『左』傾路線，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線最為厲害。當時蘇聯反托派勝利了，史達林的地位開始鞏固，在理論上又戰勝了德波林學派，而共產國際遠東部實際上又是米夫在負責，他的作用太大了。這些條件使教條主義得以形成。中國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都是在蘇聯受到影響的，當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條主義者。當時去蘇聯的許多人當中，有些人是教條主義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聯繫實際，有些人不聯繫實際，隻看外國。當時王明等人搞了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幾百人在蘇聯學習，為什麽隻有二十八個半呢？就是他們『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他還說：「抗日時期我們同王明的爭論，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為止，我們提十大綱領，王明提六大綱領。按照王明的做法，即史達林的做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43]
3月18日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談話時的插話中幾次批判王明，他說：
（抗日戰爭時期）「他從國際回來，搞了『六大綱領』、兩個『優秀青年的總匯』那一套，把我們那個十大綱領推翻了，長江局成為中央，中央成為留守處，我是留守處主任，我是管城內，連城牆上都不能管。因為忽然一天早上標語由十大綱領改為『六大綱領』，你有什麽法子管？所有那個時候的中央局以及白區的工作，統統聽長江局，並不聽中央，什麽人聽中央呀？！有文件可查，有事實可查。他在那裏分裂黨，他自己實際上成立了中央。辦了一個報紙，叫『黨報』，叫『新華日報』，我說，叫『派報』比較妥當。因為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論持久戰』）他不登，說太長，但是陳克寒關於晉察冀的那個報導比我那個還要長，可以登，我這個就是以太長為理由，出個小冊子解決。打電報來，我回了電報，我說要登，決不讓步！他也是決不讓步，決不登！你看，中央在哪裏？你是黨報，還是派報？我說是『派報』，宗派主義之報，是沒有登，你們現在去查武漢時期那個『新華日報』，就不登我的文章。而延安的報紙小得多，叫『新中華報』，三日刊，給我全文登了。我是要出賣我這一套的，我是想在武漢推銷我這個貨物的，但是那個地方他不買，你有什麽法子？」
「同是第三國際回來的人，他是十二月回來的，王稼祥是第二年四月還是五月回來的，隔那麽四、五個月。王明沒有聖旨的，沒有什麽聖旨到，要我們接旨，他是口喊『天讞』，說是史達林怎麽講怎麽講。但是隔四、五個月，王稼祥回來，那是有聖旨的，有個決議案，對於中國有八條，還是幾條，那個我們是贊成的，因為它要發動群眾，要講民主。而王明他就是不要發動群眾，不要講民主，照蔣介石那一套搞，就是不要觸動蔣介石。究竟誰反共產國際？王稼祥一個共產國際，你王明一個共產國際，你也沒有旨，你究竟還是朝廷旨意，還是六部公文？既無六部公文，二無朝廷旨意，你又要收魚稅銀子。（笑聲）隔五個月，朝廷旨意來了，你說誰反共產國際呀？」
（當陳伯達說到「新華日報」不斷登王明的像片，「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王明」時）「他那個像片送得多了。賀龍也接到像片了，關向應也接到像片了，我們這些將軍都接到他的像片。可是這一條我沒有他厲害，我沒有送像片。」
（當陳伯達說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代有許多新語言時）「這要感謝王明，這是他逼出來的。第一個逼是蔣介石，還有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第二就是教條主義，把我們教會了一點。還有陳獨秀主義。有了陳獨秀，有了王明，我們這個事就好辦了。因為他們講，我們搞的是一點什麽主義都沒有了，什麽國際主義都沒有了，共產主義都沒有了，叫做『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叫做『狹隘經驗論』。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中回答了這些問題。凡是有機會，我都射箭，一切明箭、暗箭我都回的……那個時候我是個多產作家，出賣我這一套。總而言之，是他逼出來的。」
（當陳伯達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時）「就是違背王明的意誌才成立這個共和國，照他那個搞法，就是不準備勝利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六大綱領』，兩個『優秀青年的總匯』，國民黨等於共產黨，共產黨等於國民黨，那為什麽打倒國民黨呢？」
毛澤東在插話中還說了一段話，大意如下：「王明如何處理？開除不利，調回來他就沒有□了，沒有市場了。不如讓他在莫斯科，還可以有對象說說自己的話。不必調回來。可以讓他翻案，拖二十年再說，等到我們超過英國再說。」
春 作口語體七絕《戒行反言者》、民歌體《麻雀問》、七絕《廣州城南鳳凰樹（閱報隨筆）》。[44]
5月17日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談到史達林的錯誤時批評王明說：「史達林欠我們幾筆帳，主要是兩筆帳：一個是王明路線，一個是不許革命。王明路線整得我們好苦。王明路線實際是史達林路線。第二次王明路線（抗日時期）也是奉他那個聖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