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於莫斯科郊區作七絕《雪林》、七律《久雪》。[36]
本年 作七律《太史公（見報載司馬遷誕辰隨筆）》，詩曰：
兇殘宮腐尚存頭，史記輝煌萬古留。
漢室匈奴難一理，李陵蘇武各千秋。
忠言逆耳遭橫禍，贖罪無人敢代籌。
封帝淫威雖已去，望書懷想不甚愁。[37]
本年 作七律《所謂反右運動的真相》，指責反右派運動，並攻擊毛澤東。內容是：
並無右派大聯盟，惟有一心要害人。
千樣陰謀千道詔，百花齊放百家鳴。
指毛差錯都成罪，說列高明便處刑。
迫使九州喑萬馬，獨夫神化更橫行。[38]
本年 作七絕《秦漢興亡（亮兒讀故事詩出題試作）》4首、七絕《三鎮兩山跨一橋》。[39]
本年 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陳獨秀、王明……都不能實事求是，獨立思考，都盲目地跟著別人的指揮棒轉，所以他們隻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失敗。」[40]
1958年 54歲
1月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說：「『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上學的方法……我黨在歷史上吃過這種方法的大虧，這就是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立三路線也是如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也用這種方法。陳獨秀路線和抗日時期的王明路線，就是如此。」[41]
3月4日 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致電毛澤東，報告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庫西寧所談的王明的一些情況。內容是：
二月四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庫西寧通知我關於王明的一些情況。他說，根據醫生的診斷，王明目前健康情況尚滿意，已不需再進行其他專門治療，可回到中國繼續休養，庫西寧說，最近王明主動同蘇共中央聯絡部一位工作人員談話，對蘇方把他的病況和診斷通知我中央一事表示不滿，蘇方是根據楊尚昆同誌的詢問這樣作的。此外，王明主動對這一工作人員談到，他同我中央領導的某些分歧，他同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黨內某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王明認為他一九三八年在武漢工作時期，雖然犯了個別錯誤，但不能認為是左傾或右傾的錯誤，他不同意毛主席對這些錯誤的批評和估價；一九四二——四三年中央要求他檢討自己的右傾錯誤，目的是為了要逮捕他。王明說，我中央認為他在共產國際中的全部工作是錯誤的，估價是不正確的；他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國內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批評他犯了右傾錯誤，也是不正確的。在一九四二——四三年整風時，中央毫無根據地強迫百分之八十的黨員進行自我檢查，也強迫他檢查自己，但他拒絕這樣作。王明認為那次整風運動助長了黨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個人崇拜的流行。王明說中共中央對他在反立三同誌的錯誤後，所作的批評是不公正的，不正確的，因為他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在談話中，王明還誇大了他自己在爭取蘇聯援助我們抗日方麵的作用。庫西寧說，王明對我中央依然抱著集團宗派主義的觀點和情緒，他的政治病尚未醫好。由於王明對這一工作人員談及一些與共產國際的工作有關的問題，庫西寧因當時在共產國際中工作，故認為有說明以下三點情況的必要：
（一）王明談到，毛主席懷疑共產國際方針路線的正確性問題。庫西寧說，如果過去或現在中共中央領導同誌對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某些指示的正確性表示懷疑是有權利這樣作的，也是有根據的，不能認為共產國際的所有指示都是正確的，難道共產國際會比中共中央更了解中國的具體情況嗎？執委會當時同中共的聯繫較少，基本上是通過王明聯繫的，而王明往往以個人的主觀意見代替中共中央的意見。
（二）王明在共產國際期間，曾企圖使執委會通過一些極其主觀片麵的決議，一般地都表現出左傾和官僚主義的趨勢。為此，領導機構經常批評他。他常常強調自己是享有中共中央的支持和完全信任的，他提出的建議如庫西寧（當〈時〉的東方部部長）不同意，他就向執委會書記處甚至向史達林提出。
（三）王明為了辯護自己在中國工作期間的錯誤，認為是盲目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這也是錯誤的。庫西寧說，共產國際沒有過任何讓他反對毛主席，違背中共中央的指示而活動的指示，相反的，當共產國際領導機構從來信中得知（約在一九四零年）王明的宗派活動情況時，季米特洛夫同誌曾責備過他，並將此事向庫西寧談過。
最後庫西寧說，這一工作人員是口頭向黨報告的，詞句上可能有出入，但所說的問題是不會有錯誤的。同時表示，王明不必要繼續在蘇治療，他在蘇聯也超出了病人活動的範圍，這個問題由我中央決定，希望知道我中央的意見。
根據以上情況，我認為王明仍在堅持自己的錯誤，並用兩麵手法進行挑撥性的活動，值得嚴重注意。此人已無改過認錯的希望，我建議王明的錯誤要考慮作進一步嚴肅的處理，首先應令其回國。
王明在1969年冬談的《和古西寧的爭論》的回憶中說：「1959年我和國際部某同誌談了一些中共內的情況，尤其是談了毛澤東反共反共產國際反蘇的情況。不料古西寧把我談的材料送給當時中國駐莫斯科大使劉曉去了！劉曉又送給毛澤東。但是毛澤東以為蘇聯不願幫他建立原子能研究所，所以毛澤東叫劉曉告訴古西寧說：『不要用王明來作交換！因為王明已是個政治殭屍，隨他願意在蘇聯住多久都可以！』」
本年 作七律《太史公（見報載司馬遷誕辰隨筆）》，詩曰：
兇殘宮腐尚存頭，史記輝煌萬古留。
漢室匈奴難一理，李陵蘇武各千秋。
忠言逆耳遭橫禍，贖罪無人敢代籌。
封帝淫威雖已去，望書懷想不甚愁。[37]
本年 作七律《所謂反右運動的真相》，指責反右派運動，並攻擊毛澤東。內容是：
並無右派大聯盟，惟有一心要害人。
千樣陰謀千道詔，百花齊放百家鳴。
指毛差錯都成罪，說列高明便處刑。
迫使九州喑萬馬，獨夫神化更橫行。[38]
本年 作七絕《秦漢興亡（亮兒讀故事詩出題試作）》4首、七絕《三鎮兩山跨一橋》。[39]
本年 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陳獨秀、王明……都不能實事求是，獨立思考，都盲目地跟著別人的指揮棒轉，所以他們隻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失敗。」[40]
1958年 54歲
1月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說：「『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上學的方法……我黨在歷史上吃過這種方法的大虧，這就是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立三路線也是如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也用這種方法。陳獨秀路線和抗日時期的王明路線，就是如此。」[41]
3月4日 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致電毛澤東，報告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庫西寧所談的王明的一些情況。內容是：
二月四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庫西寧通知我關於王明的一些情況。他說，根據醫生的診斷，王明目前健康情況尚滿意，已不需再進行其他專門治療，可回到中國繼續休養，庫西寧說，最近王明主動同蘇共中央聯絡部一位工作人員談話，對蘇方把他的病況和診斷通知我中央一事表示不滿，蘇方是根據楊尚昆同誌的詢問這樣作的。此外，王明主動對這一工作人員談到，他同我中央領導的某些分歧，他同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黨內某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王明認為他一九三八年在武漢工作時期，雖然犯了個別錯誤，但不能認為是左傾或右傾的錯誤，他不同意毛主席對這些錯誤的批評和估價；一九四二——四三年中央要求他檢討自己的右傾錯誤，目的是為了要逮捕他。王明說，我中央認為他在共產國際中的全部工作是錯誤的，估價是不正確的；他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國內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批評他犯了右傾錯誤，也是不正確的。在一九四二——四三年整風時，中央毫無根據地強迫百分之八十的黨員進行自我檢查，也強迫他檢查自己，但他拒絕這樣作。王明認為那次整風運動助長了黨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個人崇拜的流行。王明說中共中央對他在反立三同誌的錯誤後，所作的批評是不公正的，不正確的，因為他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在談話中，王明還誇大了他自己在爭取蘇聯援助我們抗日方麵的作用。庫西寧說，王明對我中央依然抱著集團宗派主義的觀點和情緒，他的政治病尚未醫好。由於王明對這一工作人員談及一些與共產國際的工作有關的問題，庫西寧因當時在共產國際中工作，故認為有說明以下三點情況的必要：
（一）王明談到，毛主席懷疑共產國際方針路線的正確性問題。庫西寧說，如果過去或現在中共中央領導同誌對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某些指示的正確性表示懷疑是有權利這樣作的，也是有根據的，不能認為共產國際的所有指示都是正確的，難道共產國際會比中共中央更了解中國的具體情況嗎？執委會當時同中共的聯繫較少，基本上是通過王明聯繫的，而王明往往以個人的主觀意見代替中共中央的意見。
（二）王明在共產國際期間，曾企圖使執委會通過一些極其主觀片麵的決議，一般地都表現出左傾和官僚主義的趨勢。為此，領導機構經常批評他。他常常強調自己是享有中共中央的支持和完全信任的，他提出的建議如庫西寧（當〈時〉的東方部部長）不同意，他就向執委會書記處甚至向史達林提出。
（三）王明為了辯護自己在中國工作期間的錯誤，認為是盲目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這也是錯誤的。庫西寧說，共產國際沒有過任何讓他反對毛主席，違背中共中央的指示而活動的指示，相反的，當共產國際領導機構從來信中得知（約在一九四零年）王明的宗派活動情況時，季米特洛夫同誌曾責備過他，並將此事向庫西寧談過。
最後庫西寧說，這一工作人員是口頭向黨報告的，詞句上可能有出入，但所說的問題是不會有錯誤的。同時表示，王明不必要繼續在蘇治療，他在蘇聯也超出了病人活動的範圍，這個問題由我中央決定，希望知道我中央的意見。
根據以上情況，我認為王明仍在堅持自己的錯誤，並用兩麵手法進行挑撥性的活動，值得嚴重注意。此人已無改過認錯的希望，我建議王明的錯誤要考慮作進一步嚴肅的處理，首先應令其回國。
王明在1969年冬談的《和古西寧的爭論》的回憶中說：「1959年我和國際部某同誌談了一些中共內的情況，尤其是談了毛澤東反共反共產國際反蘇的情況。不料古西寧把我談的材料送給當時中國駐莫斯科大使劉曉去了！劉曉又送給毛澤東。但是毛澤東以為蘇聯不願幫他建立原子能研究所，所以毛澤東叫劉曉告訴古西寧說：『不要用王明來作交換！因為王明已是個政治殭屍，隨他願意在蘇聯住多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