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從前有所謂「早革命不如遲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麽一種話，那末，選舉他們，黨內會不會發生正確不如錯誤，小錯誤不如大錯誤這樣的問題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線錯誤，要選他們做中央委員，結果就要正確的人或者犯小錯誤的人空出兩個位置來，讓他們登台。這樣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從這一點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確的或者犯小錯誤的人要把位置讓給那個犯大錯誤的人，這是很明顯的不公道，這裏頭沒有什麽公道。如果這樣來比，應該承認，是所謂正確不如錯誤，小錯誤不如大錯誤。但是，從另外一點看，就不是這樣。他們犯路線錯誤是全國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選舉他們的道理就是他們出了名。你有什麽辦法呀，他們是出了名的，你那個不犯錯誤的和犯小錯誤的名聲沒有他們大。在我們這個有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是旗幟。選舉他們，許多人就會這麽說：共產黨還是等待他們的，寧可讓出兩個位置來給他們，以便他們好改正錯誤。他們改不改是另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很小，隻是他們兩個人。問題是我們這個社會有這麽多小資產階級，我們黨內有這麽多小資產階級動搖分子，知識分子中間有許多這樣動搖的人，他們要看這個榜樣。他們看到這兩麵旗幟還在，他們就舒服了，他們就睡得著覺了，他們就高興了。你把這兩麵旗幟一倒，他們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問題，他們改或者不改關係不大，關係大的是黨內成百萬容易動搖的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成分，特別是知識分子，看我們對王明、李立三是怎樣一種態度。正如我們在土地改革中間對待富農一樣，我們不動富農，中農就安心。如果我們八大對他們兩位採取的態度還是同七大的態度一樣，那我們黨就可以得到一種利益，得到一種好處，就是對於改造全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比較容易些。這在全世界也有影響。在外國對犯錯誤的人採取我們這個態度的很少，可以說沒有。[19]
9月8日 自莫斯科致電劉少奇並請轉中央和主席說：「自8月7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條件許可下能出席八大電示後，我個人及醫療、護理方麵雖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體病況仍不許可我有回國參加八大學習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的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來電請假。」在讚揚了黨的七大至八大期間所取得的勝利後，他接著說：「我謹祝我黨八大工作完滿成功，我深信我黨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央領導下，一定能動員和組織全體黨員及全國人民為實現八大決議而英勇奮鬥，在與蘇聯共產黨及各國兄弟黨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援下，在建設社會主義和爭取持久和平的偉大事業中，獲得更進一步的勝利。」9月10日，毛澤東在電報上批示：「此件可以印發各代表。」[20]
9月10日 毛澤東在《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的講話中說王明在歷史上犯過很多次路線錯誤，其中就有「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王明右傾路線的錯誤」。[21]
9月12日 王觀瀾致信中共八大代表團林楓並請即轉主席並中央，說關於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問題，我完全擁護中央提出的名單，放棄不選王明同誌的意見。「但是還有一點意見，就是王明同誌，一直到今天，沒有令人滿意的表示，這是很遺憾的。王明、博古路線是完全錯誤的路線，是與黨的路線相背馳的。這已為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二十六年來革命史實證明了的。它在遵義會議前四中全會前後，整整四年中，不能領導革命基本力量和團聚可能革命的一切力量走向發展、走向勝利，而是大大地斷送和削弱了革命的基本力量和拒絕了一切可能革命的力量……歷史是無情的，王明、博古路線是完全錯誤的路線，它給中國革命以極大損害。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我個人來說，我幾乎是這個路線的犧牲者。（過程和痛苦不細說了）。我極端的仇恨這個路線……我從在莫斯科參加反王明、博古領導的支部局鬥爭受警告後，一直像負過立功似的……一九三八年王明同誌回國不久吧，他不顧青紅皂白地又給我戴上了一頂不相稱的托派嫌疑的帽子（也不合一九三九年莫斯科清黨結論）。我在痛苦中覺得他的派別成見太深了，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宗派主義者！」他還說：「黨對王明同誌本人，是做到胸襟寬大仁至義盡了。七大時沒有很好的反省，七大以後十一年的漫長時間，應該有積極反省自己錯誤的表示，可是結果沒有。到了八大是他最後表示意見承認自己錯誤的最好時刻了。因此，我還是希望他在八大正式開會以前，王明同誌對自己的錯誤有一個誠懇地無保留地承認的表示，這對他自己，對黨，對國家都有好處。」
9月15日 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說：「黨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所犯的錯誤反而比以前兩次的『左』傾錯誤更為嚴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間統治全黨的以王明、博古等同誌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不但沒有接受過去幾次錯誤路線的教訓，而且由於他們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橫蠻武斷的作風，把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發展到了黨的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們完全不顧當時國內社會各階級的實際狀況，不顧敵我力量對比的客觀形勢，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採取了極端冒險的政策，在黨內生活上也完全破壞了黨內的民主製度，發展了過火的黨內鬥爭。他們的錯誤領導，使革命鬥爭遭到嚴重的失敗，使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22]
9月8日 自莫斯科致電劉少奇並請轉中央和主席說：「自8月7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條件許可下能出席八大電示後，我個人及醫療、護理方麵雖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體病況仍不許可我有回國參加八大學習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的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來電請假。」在讚揚了黨的七大至八大期間所取得的勝利後，他接著說：「我謹祝我黨八大工作完滿成功，我深信我黨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央領導下，一定能動員和組織全體黨員及全國人民為實現八大決議而英勇奮鬥，在與蘇聯共產黨及各國兄弟黨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援下，在建設社會主義和爭取持久和平的偉大事業中，獲得更進一步的勝利。」9月10日，毛澤東在電報上批示：「此件可以印發各代表。」[20]
9月10日 毛澤東在《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的講話中說王明在歷史上犯過很多次路線錯誤，其中就有「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王明右傾路線的錯誤」。[21]
9月12日 王觀瀾致信中共八大代表團林楓並請即轉主席並中央，說關於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問題，我完全擁護中央提出的名單，放棄不選王明同誌的意見。「但是還有一點意見，就是王明同誌，一直到今天，沒有令人滿意的表示，這是很遺憾的。王明、博古路線是完全錯誤的路線，是與黨的路線相背馳的。這已為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二十六年來革命史實證明了的。它在遵義會議前四中全會前後，整整四年中，不能領導革命基本力量和團聚可能革命的一切力量走向發展、走向勝利，而是大大地斷送和削弱了革命的基本力量和拒絕了一切可能革命的力量……歷史是無情的，王明、博古路線是完全錯誤的路線，它給中國革命以極大損害。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我個人來說，我幾乎是這個路線的犧牲者。（過程和痛苦不細說了）。我極端的仇恨這個路線……我從在莫斯科參加反王明、博古領導的支部局鬥爭受警告後，一直像負過立功似的……一九三八年王明同誌回國不久吧，他不顧青紅皂白地又給我戴上了一頂不相稱的托派嫌疑的帽子（也不合一九三九年莫斯科清黨結論）。我在痛苦中覺得他的派別成見太深了，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宗派主義者！」他還說：「黨對王明同誌本人，是做到胸襟寬大仁至義盡了。七大時沒有很好的反省，七大以後十一年的漫長時間，應該有積極反省自己錯誤的表示，可是結果沒有。到了八大是他最後表示意見承認自己錯誤的最好時刻了。因此，我還是希望他在八大正式開會以前，王明同誌對自己的錯誤有一個誠懇地無保留地承認的表示，這對他自己，對黨，對國家都有好處。」
9月15日 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說：「黨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所犯的錯誤反而比以前兩次的『左』傾錯誤更為嚴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間統治全黨的以王明、博古等同誌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不但沒有接受過去幾次錯誤路線的教訓，而且由於他們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橫蠻武斷的作風，把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發展到了黨的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們完全不顧當時國內社會各階級的實際狀況，不顧敵我力量對比的客觀形勢，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採取了極端冒險的政策，在黨內生活上也完全破壞了黨內的民主製度，發展了過火的黨內鬥爭。他們的錯誤領導，使革命鬥爭遭到嚴重的失敗，使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