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 毛澤東在《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說：「失敗的教訓同樣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彎路。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曾給我國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他的錯誤對我們有幫助，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從這一點上講，我本人就是他的學生。」「史達林有正確的地方，也有不正確的地方。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就是從史達林那裏學來的。他主張打倒一切，否認同資產階級的團結。在社會上是打倒一切，在黨內則鬧不團結。後來他的右傾錯誤也是從史達林那裏學來的。」[11]
4月 作七絕《奠邊府大捷兩周年》二首。[12]
夏 作口語體七律《蜀道不再難（聞寶成鐵路通車隨筆）》、自由體詩《割麥》。[13]
6月28日 毛澤東在《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一切都是好的》談話中談到「我們也犯過很多錯誤、很大的錯誤」，其中就有「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14]
7月14日 毛澤東在《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談話中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多次『左』傾和右傾的路線錯誤。其中最嚴重的是陳獨秀的右傾和王明的『左』傾。」王明等是「反麵教員」，「向這些反麵教員學習，付出了很大的代價」。[15]
7月31日 中共中央致電駐蘇大使館轉陳紹禹同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定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召開。你將由北京市黨代表大會選舉為出席八大的代表。如果健康條件許可，中央盼你能出席這次大會。希望得到你的答覆。」[16]
8月6日 中共中央致電駐蘇大使館轉李富春同誌：「（一）請你去看陳紹禹同誌，麵告他八大的會期（九月十五日開幕，九月一日起開預備會議），問他的身體情況，可否回國參加八大（中央已有另電通知他出席八大）。如果他因健康關係不能出席八大，請問他是否準備對大會提出書麵的意見。」「（二）談話情形望電告。」[17]
8月30日 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他一方麵指出王明是「反麵教員」，說：「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18]一方麵既批評王明的錯誤，又主張繼續選舉他為中央委員，反覆闡述這樣做對於團結和教育全黨的重要意義，他說：
特別是王明，他在七次大會的時候，為了應付起見，寫了一個書麵聲明，承認中央路線正確，承認七大政治報告，願意服從大會的決定。但是，後頭我跟他談話，他又翻了，他忘記那個東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說，我寫過一個東西，是承認了錯誤的。我說，你那個時候承認，如果現在不承認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後頭，在二中全會上，我們希望他講一講他自己的錯誤，但是他講別的東西，隻講我們這些人怎麽好怎麽好。我們說，你這些話可以不講，你講一講你王明有些什麽錯誤，他不幹。他答應在二中全會以後寫反省。但是後頭他又說，他有病，用不得腦筋，一動手寫，他那個病就來了。也許他是故意這樣，那也難說。他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七次大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代表不願意選他們（不僅是王明，還有相當幾個同誌）當時我們說，如果採取這個方針，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不選舉犯錯誤的人，為什麽叫做犯錯誤呢？因為那時照他們的辦法辦事。他們的辦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錯誤，假犯錯誤，一經宣布你是機會主義，就不要了。如果我們也照這樣辦，我們就是走他們的路線，就是走王明路線，或者立三路線。這樣的事情不幹，讓我們走王明路線，立三路線，不幹。他們搞的黨內關係就是那樣一種關係，對犯過錯誤的，或者跟他們作過鬥爭的，罵過他們是機會主義的，他們都不要。他們把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後頭一查，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而我們這些被他們封為「機會主義者」的，倒是多少有點馬克思主義。
……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麽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他們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明火執仗、敲鑼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綱領，李立三也有政治綱領……所以，王明、李立三的問題，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重要的是有它的社會原因。這種社會原因在我們黨內的反映，就是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遇到重要關頭就要動搖。這種動搖就是機會主義。就是這裏有利就幹這件事，那裏有利就幹那件事，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章程，沒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比如王明就是如此，從前「左」得不得了，後頭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誌，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後這十一年來，我們有什麽損失沒有？毫無損失，並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
是不是選舉了他們，犯錯誤的人得到獎勵了呢？……會不會就學王明、李立三，也搞兩條路線，變成四條路線，以便爭取當中央委員呢？不會，沒有人這樣，而是鑑於他們的錯誤，自己更謹慎一些。
4月 作七絕《奠邊府大捷兩周年》二首。[12]
夏 作口語體七律《蜀道不再難（聞寶成鐵路通車隨筆）》、自由體詩《割麥》。[13]
6月28日 毛澤東在《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一切都是好的》談話中談到「我們也犯過很多錯誤、很大的錯誤」，其中就有「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14]
7月14日 毛澤東在《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談話中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多次『左』傾和右傾的路線錯誤。其中最嚴重的是陳獨秀的右傾和王明的『左』傾。」王明等是「反麵教員」，「向這些反麵教員學習，付出了很大的代價」。[15]
7月31日 中共中央致電駐蘇大使館轉陳紹禹同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定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召開。你將由北京市黨代表大會選舉為出席八大的代表。如果健康條件許可，中央盼你能出席這次大會。希望得到你的答覆。」[16]
8月6日 中共中央致電駐蘇大使館轉李富春同誌：「（一）請你去看陳紹禹同誌，麵告他八大的會期（九月十五日開幕，九月一日起開預備會議），問他的身體情況，可否回國參加八大（中央已有另電通知他出席八大）。如果他因健康關係不能出席八大，請問他是否準備對大會提出書麵的意見。」「（二）談話情形望電告。」[17]
8月30日 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他一方麵指出王明是「反麵教員」，說：「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18]一方麵既批評王明的錯誤，又主張繼續選舉他為中央委員，反覆闡述這樣做對於團結和教育全黨的重要意義，他說：
特別是王明，他在七次大會的時候，為了應付起見，寫了一個書麵聲明，承認中央路線正確，承認七大政治報告，願意服從大會的決定。但是，後頭我跟他談話，他又翻了，他忘記那個東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說，我寫過一個東西，是承認了錯誤的。我說，你那個時候承認，如果現在不承認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後頭，在二中全會上，我們希望他講一講他自己的錯誤，但是他講別的東西，隻講我們這些人怎麽好怎麽好。我們說，你這些話可以不講，你講一講你王明有些什麽錯誤，他不幹。他答應在二中全會以後寫反省。但是後頭他又說，他有病，用不得腦筋，一動手寫，他那個病就來了。也許他是故意這樣，那也難說。他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七次大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代表不願意選他們（不僅是王明，還有相當幾個同誌）當時我們說，如果採取這個方針，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不選舉犯錯誤的人，為什麽叫做犯錯誤呢？因為那時照他們的辦法辦事。他們的辦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錯誤，假犯錯誤，一經宣布你是機會主義，就不要了。如果我們也照這樣辦，我們就是走他們的路線，就是走王明路線，或者立三路線。這樣的事情不幹，讓我們走王明路線，立三路線，不幹。他們搞的黨內關係就是那樣一種關係，對犯過錯誤的，或者跟他們作過鬥爭的，罵過他們是機會主義的，他們都不要。他們把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後頭一查，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而我們這些被他們封為「機會主義者」的，倒是多少有點馬克思主義。
……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麽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別。他們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明火執仗、敲鑼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綱領，李立三也有政治綱領……所以，王明、李立三的問題，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重要的是有它的社會原因。這種社會原因在我們黨內的反映，就是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遇到重要關頭就要動搖。這種動搖就是機會主義。就是這裏有利就幹這件事，那裏有利就幹那件事，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章程，沒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比如王明就是如此，從前「左」得不得了，後頭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誌，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後這十一年來，我們有什麽損失沒有？毫無損失，並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
是不是選舉了他們，犯錯誤的人得到獎勵了呢？……會不會就學王明、李立三，也搞兩條路線，變成四條路線，以便爭取當中央委員呢？不會，沒有人這樣，而是鑑於他們的錯誤，自己更謹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