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關於同意王明繼續請假治病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78頁。
[225] 《關於同意王明繼續請假治病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78頁。
[226] 《傳記與回憶》。其中所寫內容與《中共半世紀》一書內容基本相同。
[227] 《中共半世紀》，第43頁。
[228] 丁曉平：《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第364頁
[229]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258頁。
[230] 《傳記與回憶》。
[231]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480頁。
[232]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260頁。
七 第三次到蘇聯
1956年1月 52歲
1月30日 再次去蘇聯治病，2月1日到達莫斯科。[1]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臨行前，周恩來、彭德懷等同誌曾去看望他。「從1956年2月1日到1974年3月27日，王明同誌在莫斯科渡〈度〉過這最後十八年漫長的歲月裏，絕大部分時間是因病犯躺在床上，最後十年連吃飯都是躺著吃的！」在這期間，王明同誌除寫詩歌200餘首外，「還經常關心國內外時事」。
由於王明是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去蘇聯治病的，而且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與蘇聯有關方麵有很熟的交往，蘇聯政府對王明的病給予了精心的治療和周到的照顧。後來根據王明的要求，中國又派中醫院的嶽美中、李大夫兩名針灸醫生赴蘇，協助蘇聯方麵給王明治療半年。由於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蘇聯方麵的精心治療，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轉，身體逐漸恢復。[2]
但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寫的《一個英雄兩個惡人》中說：王明「後因病腹瀉甚劇，蘇聯西醫束手，以聞報我中央衛生部。衛生部指派嶽美中（鍾秀）中醫師赴莫斯科為之醫治者達三個月之久。據嶽君語我，陳病初非難治，一經治好，囑其謹飲食，而陳恣意飲啖，病復作。再度為之治癒，切加囑告，不得亂吃東西，而陳漫然不聽勸戒，則又病。如是反覆至再至三，嶽醫無奈，電告衛生部請求回國」。[3]
有的文章則分析說：「中共七大以後，毛澤東在對王明的處理上，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麵，一再要求王明寫出書麵聲明，要他承認自己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頭子，以便白紙黑字，辦成鐵案。而王明則隻承認有錯誤，拒絕承擔主要責任。另一方麵，毛澤東又沒有把事情做絕，沒有強迫王明寫聲明書，並同意王明去蘇聯治病。毛澤東之所以沒有做絕，一是此時的王明已經不構成對其領袖地位的威脅和挑戰；二是考慮到王明的蘇聯背景。當時中共奉行的是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如果為王明的處理問題與蘇聯徹底鬧翻，毛澤東在此時還沒有這個膽量下賭注。可以設想，如果王明不是在1956年前往蘇聯，而是留在國內的話，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王明的下場不會比劉少奇更好；三是感到底氣不足，有點心虛。不以事實為根據，硬要把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帳算在王明頭上，的確有些理不直氣不壯。否則，以毛澤東的強悍個性，絕不會對王明高抬貴手，善罷甘休。這個事實也從側麵說明，所謂的『王明路線』，的確是毛澤東的指鹿為馬，博冠王戴。」[4]
2月14～25日 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赫魯雪夫在會上作否定史達林的秘密報告。
3月24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中，談到抗戰期間史達林開始時支持王明等等。他提議寫篇文章，這就是後來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5]
3月 於莫斯科郊區應其子明兒之求作七律《中蘇航空線上》詩一首，以記此行。[6]
春 作七絕《觀賞白石老人畫作漫題》一首，七律《詠日（應亮兒要求而作）》三首，七絕《寄明亮兩兒》一首。[7]
4月2～4日 毛澤東在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修改中，在原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時期，我們黨內出現了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這句後，加寫了下麵的話：「其中特別嚴重的是李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前者是在一九三○年發生的，後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發生的，而以王明路線對於革命的損害最為嚴重。」在「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內又出現了」一句後，加寫或改寫成了「以王明同誌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8]
4月25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史達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史達林那裏來的。」他還說：對於犯錯誤的同誌，應當「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史達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9]
4月28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談到「第三次『左』傾路線」和「第二次王明路線」，他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國際有關係，特別是王明路線。第一次『左』傾路線同共產國際的關係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傾路線從共產國際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總的路線算是中國自己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就不同了，連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案都是俄國人給寫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長達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非常強調集中統一，不許講不同的話……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給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很大的獨立性。但是，後來又發展到了有些根據地鬧獨立性，不應當由根據地自己發表的意見也發表了，應當聽中央指揮的也不聽。當然，這同第二次王明路線是有關係的。」「總而言之，我們黨有這麽一段歷史，要想一想這段歷史。曾經有很集中的時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也曾經有很分散的時期，不應當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10]
[225] 《關於同意王明繼續請假治病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78頁。
[226] 《傳記與回憶》。其中所寫內容與《中共半世紀》一書內容基本相同。
[227] 《中共半世紀》，第43頁。
[228] 丁曉平：《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第364頁
[229]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258頁。
[230] 《傳記與回憶》。
[231]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480頁。
[232]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260頁。
七 第三次到蘇聯
1956年1月 52歲
1月30日 再次去蘇聯治病，2月1日到達莫斯科。[1]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臨行前，周恩來、彭德懷等同誌曾去看望他。「從1956年2月1日到1974年3月27日，王明同誌在莫斯科渡〈度〉過這最後十八年漫長的歲月裏，絕大部分時間是因病犯躺在床上，最後十年連吃飯都是躺著吃的！」在這期間，王明同誌除寫詩歌200餘首外，「還經常關心國內外時事」。
由於王明是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去蘇聯治病的，而且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與蘇聯有關方麵有很熟的交往，蘇聯政府對王明的病給予了精心的治療和周到的照顧。後來根據王明的要求，中國又派中醫院的嶽美中、李大夫兩名針灸醫生赴蘇，協助蘇聯方麵給王明治療半年。由於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蘇聯方麵的精心治療，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轉，身體逐漸恢復。[2]
但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寫的《一個英雄兩個惡人》中說：王明「後因病腹瀉甚劇，蘇聯西醫束手，以聞報我中央衛生部。衛生部指派嶽美中（鍾秀）中醫師赴莫斯科為之醫治者達三個月之久。據嶽君語我，陳病初非難治，一經治好，囑其謹飲食，而陳恣意飲啖，病復作。再度為之治癒，切加囑告，不得亂吃東西，而陳漫然不聽勸戒，則又病。如是反覆至再至三，嶽醫無奈，電告衛生部請求回國」。[3]
有的文章則分析說：「中共七大以後，毛澤東在對王明的處理上，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麵，一再要求王明寫出書麵聲明，要他承認自己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頭子，以便白紙黑字，辦成鐵案。而王明則隻承認有錯誤，拒絕承擔主要責任。另一方麵，毛澤東又沒有把事情做絕，沒有強迫王明寫聲明書，並同意王明去蘇聯治病。毛澤東之所以沒有做絕，一是此時的王明已經不構成對其領袖地位的威脅和挑戰；二是考慮到王明的蘇聯背景。當時中共奉行的是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如果為王明的處理問題與蘇聯徹底鬧翻，毛澤東在此時還沒有這個膽量下賭注。可以設想，如果王明不是在1956年前往蘇聯，而是留在國內的話，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王明的下場不會比劉少奇更好；三是感到底氣不足，有點心虛。不以事實為根據，硬要把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帳算在王明頭上，的確有些理不直氣不壯。否則，以毛澤東的強悍個性，絕不會對王明高抬貴手，善罷甘休。這個事實也從側麵說明，所謂的『王明路線』，的確是毛澤東的指鹿為馬，博冠王戴。」[4]
2月14～25日 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赫魯雪夫在會上作否定史達林的秘密報告。
3月24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中，談到抗戰期間史達林開始時支持王明等等。他提議寫篇文章，這就是後來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5]
3月 於莫斯科郊區應其子明兒之求作七律《中蘇航空線上》詩一首，以記此行。[6]
春 作七絕《觀賞白石老人畫作漫題》一首，七律《詠日（應亮兒要求而作）》三首，七絕《寄明亮兩兒》一首。[7]
4月2～4日 毛澤東在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修改中，在原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時期，我們黨內出現了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這句後，加寫了下麵的話：「其中特別嚴重的是李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前者是在一九三○年發生的，後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發生的，而以王明路線對於革命的損害最為嚴重。」在「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內又出現了」一句後，加寫或改寫成了「以王明同誌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8]
4月25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史達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史達林那裏來的。」他還說：對於犯錯誤的同誌，應當「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史達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9]
4月28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談到「第三次『左』傾路線」和「第二次王明路線」，他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國際有關係，特別是王明路線。第一次『左』傾路線同共產國際的關係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傾路線從共產國際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總的路線算是中國自己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就不同了，連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案都是俄國人給寫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長達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非常強調集中統一，不許講不同的話……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給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很大的獨立性。但是，後來又發展到了有些根據地鬧獨立性，不應當由根據地自己發表的意見也發表了，應當聽中央指揮的也不聽。當然，這同第二次王明路線是有關係的。」「總而言之，我們黨有這麽一段歷史，要想一想這段歷史。曾經有很集中的時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也曾經有很分散的時期，不應當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