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 致信毛澤東並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主席團說：
富振聲同誌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這次全國黨代表會議，隻能在床上聽讀一部分文件，未能聽到許多同誌的發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對我確實是莫大的損失。雖然這次中央又允許我請病假，但我經常因自己不能為黨更多地工作和參加會議而痛苦萬分！同時也為五年計劃取得的每一個成績而歡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計劃初稿時，我雖有病仍在秘書同誌幫助下讀了兩遍並提了一點修改意見，為我黨完全戰勝高饒聯盟而喜悅——去年當討論高饒問題時，我曾帶病參加黨組小組會議，表明過自己的態度；因此，我自覺並未因病而和黨疏遠，更未因病而不重視黨的代表會議。但是所以使富同誌有此感覺，可能如富同誌所說由於他不了解我的情況。我現在的體力不可能給富同誌寫詳細的說明。因此，我請求主席和主席團同誌指示：我有無必要把我的有關病歷和現在身體情況的材料給富同誌看看？或者請主席和少奇同誌為我向富同誌解釋一下，因為我這十幾年的工作和身體情況，都曾經常向你們二位作過報告，想你們都是了解的。
關於我在七大前根據六屆七中全會決議所作的很長的檢查錯誤的聲明書（中央曾印發七大代表）；二中全會上我也曾作過檢討性的發言；請考慮是否可向富同誌說明，以免他誤會我從來未向黨交代。至於七屆三中全會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十幾年來我所寫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個文件都重新檢討和作出自我批評來，因為這非我的身體所能，曾經中央允許暫且不作並送我去蘇聯治病。可惜我的身體越來越壞，正如富同誌所說的這是一筆既重且多的債，至今尚未還！我自己比任何同誌都更不滿這一點，而這也是經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信中還說希望這次手術能除去膽石，「使我不經常犯病，使我有力量能向黨補課，主席和同誌們是否同意我的這個計劃，請指示」。毛澤東閱後批示：「劉少奇同誌閱後，交鄧小平同誌印發各代表，並告王明可以繼續請假治病。」[225]
春夏之間 由於病情惡化，再度住進北京醫院。[226]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五五年夏我又病重入北京醫院。外科醫生邵大夫給我滴注生理鹽水和葡萄糖液，每分鍾滴六十滴；這是邵大夫事後承認的，但他說是外科王主任吩咐的。滴注開始數分鍾後邵大夫走了。而我渾身冷得發抖，很厲害，用六個熱水袋和蓋三床棉被也毫無用處。我麵色蒼白，頭上豆大的冷汗直流，心髒顫動，渾身難受。慶樹請護士立即拔掉針頭，但護士說：『邵大夫吩咐沒有他不準停止滴注。我去找他。』護士走後，慶樹立即拔掉針頭停止滴注，並馬上注射樟腦劑強心，我才慢慢平靜下來，但心髒仍然衰弱。過了許久，護士才把邵大夫找來。他見已停注，很不高興，說應當等他來決定如何處理。」「當時在北京醫院外科工作的蘇聯專家雅·莫·沃羅申教授，聽到這個消息後告訴我們：『象王明同誌這樣的身體，最好是每分鍾注二三十滴，哪能每分鍾六十滴！以後再遇到滴注時，要密切注視玻璃管顯示的速度。』他認為孟慶樹同誌做的對，否則王明同誌的心髒會支持不住的。」[227]
10月1日 中共中央通知王明參加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228]
10月2日 由孟慶樹代筆致信劉少奇，請轉中央並主席，信中說：
今天下午孟慶樹同誌告訴我關於中央通知七屆六中全會明日開會的消息……我聽了這個消息非常難過，現在我要她用我的名義再給中央寫這封信，除再次向中央請假外，並提出下列意見，請中央考慮。
七大以來的10年期間，我隻有約一半時間曾帶病工作，另外一半時間則因病不能工作，從去年4月，我的肝膽病急性發作……尤其是今年1月以來，肝膽炎連續不斷發作，使身體健康情況更加惡化，心髒也極度衰弱，右手已10個月不能動……
由於病的關係，我不能出席中央的幾次會議和全黨代表會議，也不能參加黨的工作，這就是說，我的身體情況使我不能對黨盡一個中央委員起碼責任，因而我認為：我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的職務是不適宜的，因此，我請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員的職務，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時，再由組織另行分配工作。
秋 作五絕《傷腦筋的愉快（重新翻閱黑格爾哲學著作隨筆）》。[229]
12月 又因肝膽炎急性發作住進北京醫院。[230]
本年 試對一絕對。王明在說明中說：「兒時在家鄉，55年在北京，均聽人談幾乎百年無人能對之絕對，其聯文雲」；
雞犬過霜橋，一路梅花竹葉。
試對（一）
日月照滄海，雙懸玉兔金烏。
試對（二）
海山列關口，四時虎嘯龍吟。[231]
1956年1月 52歲
1月 於北京醫院作七律《學氣功》。[232]
* * *
[1]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91頁。
[2]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93頁。
[3]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95頁。
[4]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90、194頁。
[5] 又見《傳記與回憶》。
富振聲同誌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這次全國黨代表會議，隻能在床上聽讀一部分文件，未能聽到許多同誌的發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對我確實是莫大的損失。雖然這次中央又允許我請病假，但我經常因自己不能為黨更多地工作和參加會議而痛苦萬分！同時也為五年計劃取得的每一個成績而歡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計劃初稿時，我雖有病仍在秘書同誌幫助下讀了兩遍並提了一點修改意見，為我黨完全戰勝高饒聯盟而喜悅——去年當討論高饒問題時，我曾帶病參加黨組小組會議，表明過自己的態度；因此，我自覺並未因病而和黨疏遠，更未因病而不重視黨的代表會議。但是所以使富同誌有此感覺，可能如富同誌所說由於他不了解我的情況。我現在的體力不可能給富同誌寫詳細的說明。因此，我請求主席和主席團同誌指示：我有無必要把我的有關病歷和現在身體情況的材料給富同誌看看？或者請主席和少奇同誌為我向富同誌解釋一下，因為我這十幾年的工作和身體情況，都曾經常向你們二位作過報告，想你們都是了解的。
關於我在七大前根據六屆七中全會決議所作的很長的檢查錯誤的聲明書（中央曾印發七大代表）；二中全會上我也曾作過檢討性的發言；請考慮是否可向富同誌說明，以免他誤會我從來未向黨交代。至於七屆三中全會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十幾年來我所寫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個文件都重新檢討和作出自我批評來，因為這非我的身體所能，曾經中央允許暫且不作並送我去蘇聯治病。可惜我的身體越來越壞，正如富同誌所說的這是一筆既重且多的債，至今尚未還！我自己比任何同誌都更不滿這一點，而這也是經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信中還說希望這次手術能除去膽石，「使我不經常犯病，使我有力量能向黨補課，主席和同誌們是否同意我的這個計劃，請指示」。毛澤東閱後批示：「劉少奇同誌閱後，交鄧小平同誌印發各代表，並告王明可以繼續請假治病。」[225]
春夏之間 由於病情惡化，再度住進北京醫院。[226]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五五年夏我又病重入北京醫院。外科醫生邵大夫給我滴注生理鹽水和葡萄糖液，每分鍾滴六十滴；這是邵大夫事後承認的，但他說是外科王主任吩咐的。滴注開始數分鍾後邵大夫走了。而我渾身冷得發抖，很厲害，用六個熱水袋和蓋三床棉被也毫無用處。我麵色蒼白，頭上豆大的冷汗直流，心髒顫動，渾身難受。慶樹請護士立即拔掉針頭，但護士說：『邵大夫吩咐沒有他不準停止滴注。我去找他。』護士走後，慶樹立即拔掉針頭停止滴注，並馬上注射樟腦劑強心，我才慢慢平靜下來，但心髒仍然衰弱。過了許久，護士才把邵大夫找來。他見已停注，很不高興，說應當等他來決定如何處理。」「當時在北京醫院外科工作的蘇聯專家雅·莫·沃羅申教授，聽到這個消息後告訴我們：『象王明同誌這樣的身體，最好是每分鍾注二三十滴，哪能每分鍾六十滴！以後再遇到滴注時，要密切注視玻璃管顯示的速度。』他認為孟慶樹同誌做的對，否則王明同誌的心髒會支持不住的。」[227]
10月1日 中共中央通知王明參加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228]
10月2日 由孟慶樹代筆致信劉少奇，請轉中央並主席，信中說：
今天下午孟慶樹同誌告訴我關於中央通知七屆六中全會明日開會的消息……我聽了這個消息非常難過，現在我要她用我的名義再給中央寫這封信，除再次向中央請假外，並提出下列意見，請中央考慮。
七大以來的10年期間，我隻有約一半時間曾帶病工作，另外一半時間則因病不能工作，從去年4月，我的肝膽病急性發作……尤其是今年1月以來，肝膽炎連續不斷發作，使身體健康情況更加惡化，心髒也極度衰弱，右手已10個月不能動……
由於病的關係，我不能出席中央的幾次會議和全黨代表會議，也不能參加黨的工作，這就是說，我的身體情況使我不能對黨盡一個中央委員起碼責任，因而我認為：我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的職務是不適宜的，因此，我請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員的職務，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時，再由組織另行分配工作。
秋 作五絕《傷腦筋的愉快（重新翻閱黑格爾哲學著作隨筆）》。[229]
12月 又因肝膽炎急性發作住進北京醫院。[230]
本年 試對一絕對。王明在說明中說：「兒時在家鄉，55年在北京，均聽人談幾乎百年無人能對之絕對，其聯文雲」；
雞犬過霜橋，一路梅花竹葉。
試對（一）
日月照滄海，雙懸玉兔金烏。
試對（二）
海山列關口，四時虎嘯龍吟。[231]
1956年1月 52歲
1月 於北京醫院作七律《學氣功》。[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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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91頁。
[2]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93頁。
[3]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95頁。
[4]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90、194頁。
[5] 又見《傳記與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