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還說，王明和謝覺哉這次過河，除報告憲法小組（王明為組長）起草工作總結外，還參加了土改工作座談會。「在座談會上王明同誌就土地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作了重要的發言，會後任弼時同誌在報上發表關於糾正土改工作錯誤的文章，從此使全國各地土改工作錯誤得以初步糾正」。
回憶錄還說，當謝老、王明二次過河去中央時，一些犯土改錯誤的青年人，要求把孟慶樹交給所謂群眾處理——即交給流氓打死，說我犯了保護富農的錯誤，幸而當時的總支書記張老（曙時）不同意，提議把問題交給後方黨委去處理，後方黨委也不同意他們的意見。王明和謝老回來後，王明又一次有係統地從理論上和實際上說明了這些青年人的錯誤及其危害性。
12月25日 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麵報告。在闡述各項政策時，毛澤東批評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所推行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如報告中說：「地主富農應得的土地和財產，不能超過農民群眾。但是，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實行過的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的政策，也不應重複。」「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採取過左的錯誤的政策，如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麵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這些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63]對於王明在抗日戰爭時期所犯的右傾錯誤，報告也作了精闢的分析，「即是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人民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鬥爭，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這是一種「軟弱無能的腐朽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思想」，「這些歷史教訓，全黨同誌都要牢記」。[64]
12月26日 在楊家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毛澤東的報告時發言，說毛澤東的報告「恰恰回答了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完全正確」。他主要講了以下幾個問題。
統一戰線問題。他說：「統一戰線問題現在也非常需要解決，過去我們的確孤立了蔣介石，但現在也要防止蘇維埃時期『左』的錯誤，否則客觀上幫助敵人孤立自己的危險不是沒有的。總結歷史，指出歷史上的錯誤，我都同意。現在隻講幾個問題：打擊與消滅之不同，不但過去蘇維埃時期沒有弄清楚，以後也有許多人沒有弄清楚。我就是這樣。大革命時期對農民問題是右的，但城市政策是『左』的。內戰時期福建事變恐怕也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糊塗。打擊當然包含準備消滅在內，但不是現在就消滅。中農問題過去常常是：第一，注意了領導方麵，而忽視了被領導方麵；第二，不知道如何去領導，除了做先鋒隊還要注意被領導者的物質福利，佃中農可以得地，在必要時拿他的東西可以在農民內部解決，政治教育也要採取說服解釋方法。對中農聯盟與對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性質上不同，這是勞〈動〉人民內部的、帶永久性的統一戰線。中國沒有農民黨，沒有在農民中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政黨，這幫助了我們團結中農。」
群眾路線問題。他說：「偏向是尾巴主義（隻要是幾個非黨員的意見，不論是代表多少人什麽人什麽意見，都是對的），包辦代替，與尾巴主義的外衣，包辦代替的內容。」
學習思想方法問題。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就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黨內要提倡學毛主席的方法論」。
關於憲法草案。他說：「因為用的時間沒有看清楚，以為三五個月就要用，故帶臨時政策性宣傳性。各同誌的意見兼容並收，以供中央採擇，故內容形式都有毛病。憲草的事實出發點：解放區現存的事實。領導思想：新民主主義。參考：蘇聯社會主義憲法，英美資產階級憲法與法國新憲法。基本內容：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作風。政治上：國體與政體。國體表現於第一條，政體則為憲法的主體。總綱中講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經濟除總綱外在人民權利義務與政策等部分也講到了。作風是這個草案的特點，其他各國沒有。政體中的幾個問題：兩院製。為了照顧小省、小民族、非農民階級、華僑，為了考慮問題更慎重，主席團製還是總統製、聯合政府。民族問題。聚居、雜居、散居。政府、軍隊、法庭。民族自治與民族聯邦問題。司法：越級、選舉、人民法庭、檢查製度。」
王明的這個發言，很多內容雖然是正確的，但大道理多，聯繫實際少，特別是聯繫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少。正如李維漢在回憶中所說的：「討論報告時，王明和我在一個小組，他講了不少的話，根本不接觸報告中的批評。」[65]
本年 據《寫作要目》說：這年王明曾給盧化蓬寫信，談「關於土改問題」。《傳記與回憶》的《書後》還說，在後甘泉，王明除起草憲法，參加土改，還時常閱讀黑格爾的哲學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筆記，並寫有《象棋遊戲漫談——象棋辯證法要點試擬》。
回憶錄還說，當謝老、王明二次過河去中央時，一些犯土改錯誤的青年人，要求把孟慶樹交給所謂群眾處理——即交給流氓打死，說我犯了保護富農的錯誤，幸而當時的總支書記張老（曙時）不同意，提議把問題交給後方黨委去處理，後方黨委也不同意他們的意見。王明和謝老回來後，王明又一次有係統地從理論上和實際上說明了這些青年人的錯誤及其危害性。
12月25日 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麵報告。在闡述各項政策時，毛澤東批評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所推行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如報告中說：「地主富農應得的土地和財產，不能超過農民群眾。但是，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實行過的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的政策，也不應重複。」「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採取過左的錯誤的政策，如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麵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這些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63]對於王明在抗日戰爭時期所犯的右傾錯誤，報告也作了精闢的分析，「即是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人民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鬥爭，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這是一種「軟弱無能的腐朽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思想」，「這些歷史教訓，全黨同誌都要牢記」。[64]
12月26日 在楊家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毛澤東的報告時發言，說毛澤東的報告「恰恰回答了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完全正確」。他主要講了以下幾個問題。
統一戰線問題。他說：「統一戰線問題現在也非常需要解決，過去我們的確孤立了蔣介石，但現在也要防止蘇維埃時期『左』的錯誤，否則客觀上幫助敵人孤立自己的危險不是沒有的。總結歷史，指出歷史上的錯誤，我都同意。現在隻講幾個問題：打擊與消滅之不同，不但過去蘇維埃時期沒有弄清楚，以後也有許多人沒有弄清楚。我就是這樣。大革命時期對農民問題是右的，但城市政策是『左』的。內戰時期福建事變恐怕也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糊塗。打擊當然包含準備消滅在內，但不是現在就消滅。中農問題過去常常是：第一，注意了領導方麵，而忽視了被領導方麵；第二，不知道如何去領導，除了做先鋒隊還要注意被領導者的物質福利，佃中農可以得地，在必要時拿他的東西可以在農民內部解決，政治教育也要採取說服解釋方法。對中農聯盟與對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性質上不同，這是勞〈動〉人民內部的、帶永久性的統一戰線。中國沒有農民黨，沒有在農民中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政黨，這幫助了我們團結中農。」
群眾路線問題。他說：「偏向是尾巴主義（隻要是幾個非黨員的意見，不論是代表多少人什麽人什麽意見，都是對的），包辦代替，與尾巴主義的外衣，包辦代替的內容。」
學習思想方法問題。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就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黨內要提倡學毛主席的方法論」。
關於憲法草案。他說：「因為用的時間沒有看清楚，以為三五個月就要用，故帶臨時政策性宣傳性。各同誌的意見兼容並收，以供中央採擇，故內容形式都有毛病。憲草的事實出發點：解放區現存的事實。領導思想：新民主主義。參考：蘇聯社會主義憲法，英美資產階級憲法與法國新憲法。基本內容：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作風。政治上：國體與政體。國體表現於第一條，政體則為憲法的主體。總綱中講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經濟除總綱外在人民權利義務與政策等部分也講到了。作風是這個草案的特點，其他各國沒有。政體中的幾個問題：兩院製。為了照顧小省、小民族、非農民階級、華僑，為了考慮問題更慎重，主席團製還是總統製、聯合政府。民族問題。聚居、雜居、散居。政府、軍隊、法庭。民族自治與民族聯邦問題。司法：越級、選舉、人民法庭、檢查製度。」
王明的這個發言，很多內容雖然是正確的，但大道理多，聯繫實際少，特別是聯繫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少。正如李維漢在回憶中所說的：「討論報告時，王明和我在一個小組，他講了不少的話，根本不接觸報告中的批評。」[65]
本年 據《寫作要目》說：這年王明曾給盧化蓬寫信，談「關於土改問題」。《傳記與回憶》的《書後》還說，在後甘泉，王明除起草憲法，參加土改，還時常閱讀黑格爾的哲學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筆記，並寫有《象棋遊戲漫談——象棋辯證法要點試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