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寫的《三個月總結》，確定對蔣介石「和平攻勢」的對策。[20]
11月18日 因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延安，王明全家隨中央機關撤退到綏德。[21]他先在王家山住了幾天，後搬到綏德師範，並作了一次報告。
據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經過》說：那裏的負責同誌向王明同誌說：「此間幹部聽說你在延安作了報告，他們說：請王明同誌也給我們報告一次吧！……」於是王明又給他們作了一次報告，「這次報告的題目還和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做的一樣，而講得更生動了。因為客觀形勢比1945年12月更清楚了」。報告後，一位幹部同誌把聽眾的意見告訴王明同誌說：「我們大家都一致認為你的報告是很正確很有條理的報告。」
12月 於綏德作口語體七律《綏德王家山農友談話記》。[22]
冬 於綏德師範作七律《祝朱德同誌六十壽辰》，從綏德寄延安。詩曰：
借箸壽筵共運籌，軍民與我盡同仇。
倘教振臂開金鎖，終令降幡出石頭。
戎馬半生天下定，歡聲遍地萬家庥。
延安預飲成功酒，遙向南星一唱酬。[23]
年底 全家返回延安，朱德到楊家嶺來接送致謝，緩步間兩人談起中國詩來。晚間王明憶及朱德的評論，作口語體五律《中國詩小贊（與朱總談中國詩後隨筆）》。[24]
1947年 43歲
1月6日 與徐特立、柳湜、謝覺哉談話約三小時。[25]
1月25日 致謝覺哉信，談法律研究委員會有關事項。[26]
1月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召集了一次會議，要法律研究委員會起草一個全國性的憲法草案，供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之用，並限定於5月1日前交稿。[27]
1月28日～3月上旬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開始研究及草擬全國性憲法草案，參加的有徐特立、謝覺哉等，指定王明為憲法組長，陳瑾昆為法律組長。[28]
2月3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決定分為憲法組和法製組，憲法組組長王明，法製組組長陳謹昆，由委員會三個主任和王明、陳謹昆組成常委會。[29]
2月5日 因王明與徐特立均病，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工作不能進行。[30]
2月6日 病稍愈，謝覺哉來談。[31]
3月上旬 因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人員疏散至晉綏。離延安前，王明向毛澤東、劉少奇口頭請示過起草憲法草案的原則。
3月28日 撤到晉綏解放區臨縣後甘泉村，以後即長居於此。[32]
《傳記與回憶》說：「1947年3月14日，因國民黨進攻延安，我們第二次，也就是最後一次離開延安。這次是坐的騾窩子（兩個騾子抬一個轎窩），剛走到離延安四十裏處，敵機即開始轟炸。夜間在朱家川過黃河，真是波濤翻瀾，擁擠不堪。幸而吳堡縣長幫忙，否則就過不了河。大約走了七八天，才到前甘泉後麵的後甘泉。後甘泉屬山西臨縣，是山高泉甜的小村莊。」「我們在後甘泉共住了一年多。」
當晚，王明與孟慶樹拜訪謝覺哉。《謝覺哉日記》3月29日記載：「昨夜王明同誌夫婦來。」[33]
春 於山西臨縣後甘泉村作五絕《悼中醫李老鼎銘》。注中說：1942年王明被毒害時，幸由李老醫治才轉危為安，「不料1947年他被毛澤東迫害而死」。詩曰：
岐黃真妙手，著手竟回春。
感類再生德，聞噩淚滿襟。[34]
4月17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討論憲法，王明報告總綱草案。[35]
4月27日 與孟慶樹同謝覺哉夫婦往前村訪霍維德夫婦。[36]
4月底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在晉綏正式開始工作，參加的有王明、謝覺哉、吳玉章等，這一時期的任務是起草全國憲法及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工作。[37]
5月5日 對下列問題提出怎樣建立人民的司法製度的意見：（一）法官之選舉與罷免；（二）人民法庭之建立；（三）陪審製之建立；（四）公開審判；（五）公律師製；（六）訴訟免費；（七）口頭訴訟之合法；（八）簡化程序與形式；（九）巡迴法庭；（十）公斷（講理）委員會之組織；（十一）監獄之徹底改革（廢除暴政，實行教育）；（十二）嚴懲違法徇私與確認冤獄賠償；（十三）廢止□刑，慎重死刑；（十四）幹部之改造與培養。[38]
5月 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報告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又開始起草憲草工作，以及準備參加地方土改工作等，請求指示。
5月～8月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起草照顧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對憲草問題協議原則的新憲草，即所謂後甘泉初期憲草初稿。[39]
7月12日 作時事報告。[40]
7月13日 毛澤東給王明覆信，內容是：「王明同誌：大示敬悉。你們都好，法律工作日起正規，指導方針亦正確，甚以為慰。我們在此甚好，我身體較在延安時有進步，無以為念。問小孟同誌好。」[41]
8月14日夜 於山西臨縣前甘泉村作七律《病苦（聞續範亭同誌病苦嚴重而作）》，留交續範亭病榻上。詩曰：
病中情景我深知，苦到難言不自恃。
心硬成鋼超百鍊，事關革命倍三思。
待驅科學消仇菌，誓抵狂瀾壯怒獅。
11月18日 因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延安，王明全家隨中央機關撤退到綏德。[21]他先在王家山住了幾天，後搬到綏德師範，並作了一次報告。
據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經過》說：那裏的負責同誌向王明同誌說：「此間幹部聽說你在延安作了報告，他們說：請王明同誌也給我們報告一次吧！……」於是王明又給他們作了一次報告，「這次報告的題目還和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做的一樣，而講得更生動了。因為客觀形勢比1945年12月更清楚了」。報告後，一位幹部同誌把聽眾的意見告訴王明同誌說：「我們大家都一致認為你的報告是很正確很有條理的報告。」
12月 於綏德作口語體七律《綏德王家山農友談話記》。[22]
冬 於綏德師範作七律《祝朱德同誌六十壽辰》，從綏德寄延安。詩曰：
借箸壽筵共運籌，軍民與我盡同仇。
倘教振臂開金鎖，終令降幡出石頭。
戎馬半生天下定，歡聲遍地萬家庥。
延安預飲成功酒，遙向南星一唱酬。[23]
年底 全家返回延安，朱德到楊家嶺來接送致謝，緩步間兩人談起中國詩來。晚間王明憶及朱德的評論，作口語體五律《中國詩小贊（與朱總談中國詩後隨筆）》。[24]
1947年 43歲
1月6日 與徐特立、柳湜、謝覺哉談話約三小時。[25]
1月25日 致謝覺哉信，談法律研究委員會有關事項。[26]
1月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召集了一次會議，要法律研究委員會起草一個全國性的憲法草案，供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之用，並限定於5月1日前交稿。[27]
1月28日～3月上旬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開始研究及草擬全國性憲法草案，參加的有徐特立、謝覺哉等，指定王明為憲法組長，陳瑾昆為法律組長。[28]
2月3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決定分為憲法組和法製組，憲法組組長王明，法製組組長陳謹昆，由委員會三個主任和王明、陳謹昆組成常委會。[29]
2月5日 因王明與徐特立均病，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工作不能進行。[30]
2月6日 病稍愈，謝覺哉來談。[31]
3月上旬 因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人員疏散至晉綏。離延安前，王明向毛澤東、劉少奇口頭請示過起草憲法草案的原則。
3月28日 撤到晉綏解放區臨縣後甘泉村，以後即長居於此。[32]
《傳記與回憶》說：「1947年3月14日，因國民黨進攻延安，我們第二次，也就是最後一次離開延安。這次是坐的騾窩子（兩個騾子抬一個轎窩），剛走到離延安四十裏處，敵機即開始轟炸。夜間在朱家川過黃河，真是波濤翻瀾，擁擠不堪。幸而吳堡縣長幫忙，否則就過不了河。大約走了七八天，才到前甘泉後麵的後甘泉。後甘泉屬山西臨縣，是山高泉甜的小村莊。」「我們在後甘泉共住了一年多。」
當晚，王明與孟慶樹拜訪謝覺哉。《謝覺哉日記》3月29日記載：「昨夜王明同誌夫婦來。」[33]
春 於山西臨縣後甘泉村作五絕《悼中醫李老鼎銘》。注中說：1942年王明被毒害時，幸由李老醫治才轉危為安，「不料1947年他被毛澤東迫害而死」。詩曰：
岐黃真妙手，著手竟回春。
感類再生德，聞噩淚滿襟。[34]
4月17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討論憲法，王明報告總綱草案。[35]
4月27日 與孟慶樹同謝覺哉夫婦往前村訪霍維德夫婦。[36]
4月底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在晉綏正式開始工作，參加的有王明、謝覺哉、吳玉章等，這一時期的任務是起草全國憲法及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工作。[37]
5月5日 對下列問題提出怎樣建立人民的司法製度的意見：（一）法官之選舉與罷免；（二）人民法庭之建立；（三）陪審製之建立；（四）公開審判；（五）公律師製；（六）訴訟免費；（七）口頭訴訟之合法；（八）簡化程序與形式；（九）巡迴法庭；（十）公斷（講理）委員會之組織；（十一）監獄之徹底改革（廢除暴政，實行教育）；（十二）嚴懲違法徇私與確認冤獄賠償；（十三）廢止□刑，慎重死刑；（十四）幹部之改造與培養。[38]
5月 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報告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又開始起草憲草工作，以及準備參加地方土改工作等，請求指示。
5月～8月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起草照顧到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對憲草問題協議原則的新憲草，即所謂後甘泉初期憲草初稿。[39]
7月12日 作時事報告。[40]
7月13日 毛澤東給王明覆信，內容是：「王明同誌：大示敬悉。你們都好，法律工作日起正規，指導方針亦正確，甚以為慰。我們在此甚好，我身體較在延安時有進步，無以為念。問小孟同誌好。」[41]
8月14日夜 於山西臨縣前甘泉村作七律《病苦（聞續範亭同誌病苦嚴重而作）》，留交續範亭病榻上。詩曰：
病中情景我深知，苦到難言不自恃。
心硬成鋼超百鍊，事關革命倍三思。
待驅科學消仇菌，誓抵狂瀾壯怒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