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 於延安楊家嶺作五絕《患難見朋友（謝岡野進同誌）》。[3]這天，岡野進（即野阪參三）離開延安，臨別留給王明信和罐頭。
秋 在延安作七絕《生死光輝（悼台爾曼同誌）》和七絕《寤寐難忘（悼冼星海同誌）》。[4]
12月中旬 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孟慶樹在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經過》中說：1945年「12月中，毛澤東要王明同誌做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5]王明的警衛員田書元回憶說：「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王明擔任主任六七個月……上班在楊家嶺。」[6]
12月20日 致謝覺哉信，附去年為郭沫若祝壽詩。[7]
12月25日 在中央直屬黨委、中共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黨委全體幹部1000多人出席的會上作《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黨委聯合召開的一千多人的幹部大會上，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政策方針的內容與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報告《論聯合政府》完全相反。我作報告後，幾位同誌來向我致賀時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呀！』」[8]
《傳記與回憶》說：這個報告是因中央機要科科長兼中央機關直屬黨委書記曾三的要求，並經毛澤東同意後作的。王明開始不同意，後來又想：利用這個機會講講自己對國際國內問題的意見也好。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看他怎麽辦？！就來一個和毛澤東在七大作的估計完全相反的意見。因為毛澤東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共七次大會上的報告《論聯合政府》的主要出發點是「戰時合作決定戰後合作」。毛澤東認為，國際上戰後仍是英美法蘇的合作，國內仍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因此，他決定的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建立各黨派合作的聯合政府。王明決定從另一種觀點出發，就是：戰後矛盾不同於戰時矛盾，因而戰時合作不決定戰後合作。因為戰後沒有共同敵人。所以在國際上不再是英美法蘇等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的聯合戰線，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首先是美蘇矛盾的尖銳對立；在國內的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沒有了，所以不能再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而也不會再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且不可免的要發生國共內戰。所以黨的當前主要任務就是要用全力準備和蔣介石打內戰。當然，從現在到公開爆發國共內戰還可能有一個暫時和平時期，因為雙方都沒有準備好，無論是國民黨統治區或是解放區，老百姓都希望和平，所以我們現在是處在過渡期間。一方麵要全力準備戰爭；另一方麵要爭取和平。這樣才能博得全國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但必須看清，蔣介石正在極力準備打內戰。報告中有幾次聽眾鼓掌表示贊同。1946年1月1日到任弼時同誌家裏拜年時，任弼時同誌說：「你沒有想到毛主席要你做這樣的報告；而毛主席沒有想到你的報告內容和他在七大的報告內容完全相反。所以你們倆人都沒有料想到，雙方料想不到！」
冬 於延安作七律《彌天風雷（悼朱老寶庭同誌）》。[9]
1946年 42歲
3月 遇訪問延安的梁漱溟。
梁漱溟在《憶往談舊錄》中說：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訪延安時，「陳忽來招待處看我，麵容消瘦，意興不佳，自雲一場大病初癒。據傳說陳遭受黨內群眾大會鬥爭也。陳在黨內不得群眾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張開除其中央委員，從而其中委職名保留很久」。[10]
4月8日 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黃齊生、李少華、黃曉莊等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途中，在晉西北興縣黑茶山遇難，俗稱「四八烈士」。王明為悼念「四八烈士」題詞曰：「悼念死者應加強戰鬥——王秦鄧葉黃等十三烈士遇難」。[11]
4月20日 與謝覺哉、陳伯達、徐特立、廖魯言在延安楊家嶺參加憲法起草。[12]
4月 於楊家嶺作五絕《雲天在望（悼博古、鄧發、王若飛，葉挺並黃齊生等「四八」烈士）》及七律《生死離別（憶鄧發同誌）》，第一首詩曰：
翹首雲天望，噩音傷眾心。
捐軀為革命，留念在人民。[13]
5月29日 找謝覺哉談組織法律研究委員會事。[14]
6月17日 與徐特立找謝覺哉說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成立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以謝覺哉、林伯渠、李木庵、張曙時、劉景範、馬錫五、徐特立、陳伯達、魯宜、鬆齡、王明、覺民為委員，囑早召開成立會。[15]
6月22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在延安交際處成立。[16]以林伯渠、徐特立、陳紹禹、謝覺哉、陳伯達等12人為委員，謝覺哉為主任委員。此外，當時中央政治研究室內還設有法律研究組。當時的任務都是研究各種法律問題及試擬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17]
7月1日 周恩來、李維漢致電陳伯達、王明、謝覺哉、胡喬木：不論時局變化如何，製憲一事終會正式提出，我們的發言權必須充分使用。甚盼延安憲法委員會繼續其工作，有計劃地寫些文章廣播。[18]
夏 於楊家嶺作七律《平民（悼陶行知先生）》。[19]
秋 在延安作七絕《生死光輝（悼台爾曼同誌）》和七絕《寤寐難忘（悼冼星海同誌）》。[4]
12月中旬 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孟慶樹在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經過》中說：1945年「12月中，毛澤東要王明同誌做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5]王明的警衛員田書元回憶說：「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王明擔任主任六七個月……上班在楊家嶺。」[6]
12月20日 致謝覺哉信，附去年為郭沫若祝壽詩。[7]
12月25日 在中央直屬黨委、中共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黨委全體幹部1000多人出席的會上作《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黨委聯合召開的一千多人的幹部大會上，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政策方針的內容與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報告《論聯合政府》完全相反。我作報告後，幾位同誌來向我致賀時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呀！』」[8]
《傳記與回憶》說：這個報告是因中央機要科科長兼中央機關直屬黨委書記曾三的要求，並經毛澤東同意後作的。王明開始不同意，後來又想：利用這個機會講講自己對國際國內問題的意見也好。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看他怎麽辦？！就來一個和毛澤東在七大作的估計完全相反的意見。因為毛澤東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共七次大會上的報告《論聯合政府》的主要出發點是「戰時合作決定戰後合作」。毛澤東認為，國際上戰後仍是英美法蘇的合作，國內仍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因此，他決定的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建立各黨派合作的聯合政府。王明決定從另一種觀點出發，就是：戰後矛盾不同於戰時矛盾，因而戰時合作不決定戰後合作。因為戰後沒有共同敵人。所以在國際上不再是英美法蘇等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的聯合戰線，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首先是美蘇矛盾的尖銳對立；在國內的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沒有了，所以不能再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而也不會再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且不可免的要發生國共內戰。所以黨的當前主要任務就是要用全力準備和蔣介石打內戰。當然，從現在到公開爆發國共內戰還可能有一個暫時和平時期，因為雙方都沒有準備好，無論是國民黨統治區或是解放區，老百姓都希望和平，所以我們現在是處在過渡期間。一方麵要全力準備戰爭；另一方麵要爭取和平。這樣才能博得全國大多數人民的擁護。但必須看清，蔣介石正在極力準備打內戰。報告中有幾次聽眾鼓掌表示贊同。1946年1月1日到任弼時同誌家裏拜年時，任弼時同誌說：「你沒有想到毛主席要你做這樣的報告；而毛主席沒有想到你的報告內容和他在七大的報告內容完全相反。所以你們倆人都沒有料想到，雙方料想不到！」
冬 於延安作七律《彌天風雷（悼朱老寶庭同誌）》。[9]
1946年 42歲
3月 遇訪問延安的梁漱溟。
梁漱溟在《憶往談舊錄》中說：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訪延安時，「陳忽來招待處看我，麵容消瘦，意興不佳，自雲一場大病初癒。據傳說陳遭受黨內群眾大會鬥爭也。陳在黨內不得群眾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張開除其中央委員，從而其中委職名保留很久」。[10]
4月8日 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黃齊生、李少華、黃曉莊等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途中，在晉西北興縣黑茶山遇難，俗稱「四八烈士」。王明為悼念「四八烈士」題詞曰：「悼念死者應加強戰鬥——王秦鄧葉黃等十三烈士遇難」。[11]
4月20日 與謝覺哉、陳伯達、徐特立、廖魯言在延安楊家嶺參加憲法起草。[12]
4月 於楊家嶺作五絕《雲天在望（悼博古、鄧發、王若飛，葉挺並黃齊生等「四八」烈士）》及七律《生死離別（憶鄧發同誌）》，第一首詩曰：
翹首雲天望，噩音傷眾心。
捐軀為革命，留念在人民。[13]
5月29日 找謝覺哉談組織法律研究委員會事。[14]
6月17日 與徐特立找謝覺哉說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成立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以謝覺哉、林伯渠、李木庵、張曙時、劉景範、馬錫五、徐特立、陳伯達、魯宜、鬆齡、王明、覺民為委員，囑早召開成立會。[15]
6月22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在延安交際處成立。[16]以林伯渠、徐特立、陳紹禹、謝覺哉、陳伯達等12人為委員，謝覺哉為主任委員。此外，當時中央政治研究室內還設有法律研究組。當時的任務都是研究各種法律問題及試擬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17]
7月1日 周恩來、李維漢致電陳伯達、王明、謝覺哉、胡喬木：不論時局變化如何，製憲一事終會正式提出，我們的發言權必須充分使用。甚盼延安憲法委員會繼續其工作，有計劃地寫些文章廣播。[18]
夏 於楊家嶺作七律《平民（悼陶行知先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