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 《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的最後勝利——在中共六中全會上的發言提綱》,1938年10月20日,《王明言論選輯》,第619頁。


    [170]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17頁。


    [171]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18頁。


    [172]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19頁。


    [173]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120頁。


    [174] 原件無日期,此日期是檔案編輯者根據內容判定的。


    [175] 曉農:《張國燾延安叛逃的兩個原因》,《黨史文匯》2005年第7期。


    [17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26、428頁。


    [177] 姚金果、蘇杭:《張國燾傳》,第564頁。


    [178] 指1938年3月28日該報發表的記者洛基採訪錄《張聞天論當前抗戰諸問題》。


    [179]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554~555頁。此聲明在4月12~14日《新華日報》連續刊登。


    [180] 吳葆樸、李誌英:《秦邦憲(博古)傳》,第282~283頁。


    [181] 原件無日期,此日期是編者判定的。


    [182] 張國燾的妻子。


    [183] 《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09頁。


    [184] 《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10頁。


    [185] 《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有的學者評論說:「任弼時的這份大綱巧妙地揉和了毛澤東和王明的觀點,既迎合了史達林,又不失時機,為毛澤東在共產國際打下了楔子,『掛上號』。」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第141頁。


    [186] 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77~78頁。


    [18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10頁。


    [188] 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答覆子鍵的一封信》,李誌英主編《秦邦憲(博古)文集》,第380頁;參見張海《張國燾從延安到武漢叛逃的經過》,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楚暉》叢書第3輯,第63~64頁。


    [189] 《我的回憶》第3冊,第432頁。


    [190] 《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關於我方參政員名單的提議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15頁。


    [191] 《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關於張國燾脫黨情形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11頁。


    [192]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修訂本)》下冊,第545頁。


    [193] 吳葆樸、李誌英:《秦邦憲(博古)傳》,第285~286頁。


    [194]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560~561頁;《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23~224頁。


    [195] 吳葆樸、李誌英:《秦邦憲(博古)傳》一書認為是4月26日,有誤,見該書第286頁。


    [196] 李誌英主編《秦邦憲(博古)文集》,第381頁。


    [19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錄》,第97頁。


    [198] 曉風主編《我與胡風》,第25頁。


    [199] 南新宙:《周恩來一生》,第240頁。原書未說明具體時間,因說者期間發生了張國燾叛逃事件,故判定是春天。


    [20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11頁。


    [201] 《毛澤東關於敵後遊擊戰爭致項英電》,《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28頁。


    [202] 《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關於三青團問題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原件無日期,此日期是中央檔案註明的,見《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30頁。


    [203] 姚金果、蘇杭:《張國燾傳》,第578頁。


    [204] 詳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563~564頁;《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32~233頁。


    [205] 吳葆樸、李誌英:《秦邦憲(博古)傳》,第270頁。


    [206] 《〈大公報〉提倡準決戰的論調是不對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22頁。


    [207]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565頁。


    [208] 原載1938年5月18日《每日譯報》,轉引自《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752頁。


    [209] 《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冊,第123、128頁。有的學者認為:「任弼時在這份『補充說明』中,雖然對王明及其思想觀點作出進一步的肯定,但這隻是策略手段,任弼時的目的是要盡量消除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懷疑,力爭共產國際盡早批準4月14日提交的報告大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第143頁。


    [210] 吳葆樸、李誌英:《秦邦憲(博古)傳》,第270頁。


    [211] 《準備向豫皖蘇魯敵後發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25頁。


    [212]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566~567頁。


    [21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12頁。


    [21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12頁。


    [215] 《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關於三青團問題的意見致張聞天、毛澤東等電》,《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42頁。


    [216] 胡傳章、哈經雄:《董必武傳記》,第156~157頁。


    [217] 有的學者認為:這篇文章和《論持久戰》一樣,都是「反擊王明等的『炮彈』」。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第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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