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汙衊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誌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同誌從各方麵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誌對於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繫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盡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隻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準了那個代表著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麵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麵，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麵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誌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麵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誌，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誌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並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誌……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於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係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時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為領導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誌，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786]
接著，《決議》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錯誤，以及它產生的社會根源。
4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全會就任弼時的報告，通過了一項《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文件大部分是誹謗博古和王明的，特別是誹謗共產國際的觀點的。」[787]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同誌從各方麵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誌對於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繫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盡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著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隻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準了那個代表著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麵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麵，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麵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誌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麵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誌，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誌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並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接著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誌……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於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更著重地更有係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時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為領導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誌，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786]
接著，《決議》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錯誤，以及它產生的社會根源。
4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全會就任弼時的報告，通過了一項《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文件大部分是誹謗博古和王明的，特別是誹謗共產國際的觀點的。」[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