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 毛澤東函告李富春，說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要給陳紹禹等各發一本。[769]
3月31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為七大準備的政治報告草案時說：1937年12月會議到六中全會時期的錯誤傾向是「主張依靠國民黨，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義的」。並說：「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於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誌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誌最近寫信給我，也贊成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與團結全黨兩點，這是很好的。」[770]
春 毛澤東對《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作了多次修改。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黨的歷史決議》稿說，這幾次修改與王明有關的內容有以下幾處。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題目《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改為《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
第二次修改主要對第二個問題涉及黨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增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話。對於六屆四中全會打擊所謂「右派」的嚴重錯誤加以進一步的強調，指出：四中全會除了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誌及錯誤地打擊了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以外，還很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的全體同誌。毛主席還寫道：其實，當時的反黨的右派，是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幾個人。至於所謂右派大多數同誌，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十餘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與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雖然他們對於三中全會的中央採取了錯誤的態度。接著不久，這十餘個同誌就被敵人逮捕。但是這些同誌在敵人麵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表現了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他們的這種可歌可泣的事跡，長留在全黨同誌的心中。這段話在以後的決議改稿中基本保留下來了，並不斷地得到了充實和完善。
第三次修改比較重要的修改有這樣幾處：（1）強調《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提出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全部綱領。從此就在黨內產生了一條錯誤的新的左傾路線」。與此相聯繫，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傾路線的特點是不但不批評立三路線的「左」，卻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以強調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來掩護它自身的「左」傾路線。改稿還增加了不少文字來敘述從四中全會到五中全會期間「左」傾路線的發展過程及各方麵的「左」傾政策所帶來的惡果，基本上形成了後來歷史決議關於這段歷史敘述的大體格局。（2）加寫了關於抗戰時期黨史路線問題不作結論的一段極為重要的話，明確提出，「擴大的七中全會認為：關於抗戰後黨內若幹歷史問題，因為抗戰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這個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會上作了進一步發揮，指出七大的方針是隻解決已經成熟的歷史問題，沒有成熟的問題都不必急於做結論。這樣，以後稿上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的內容統統刪去了。（3）對於「左」傾路線的8條基本錯誤內容增改得更為充實，同時進一步強調了在「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廣大黨員和幹部群眾的英勇鬥爭。（4）在分析「左」傾路線產生的社會根源時，指出了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左右搖擺、動搖不定、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等特點，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不穩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771]
春 作五絕《延安春興》：
延河岸草綠，嘉嶺山花紅。
春色空依舊，人心感不同。[772]
4月1～2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還說：「在四月一日至二日的第一次談話中，王明承認一九三七年回國後，在十二月會議上的講話『沒有調查研究』，後來在武漢工作時『組織上對中央尊重不夠，這是不對的，但主觀上不知有何原則錯誤』。他主管的《新華日報》不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恐發表後又有不同意見，反而更不好，但另方麵對毛尊重不夠』等等。他拋開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就一些事實的過程為自己開脫、辯解，仿佛他的錯誤是別人對他的『誤解』。」[773]
據《任弼時日記》記載，他們徵求了王明對黨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的意見，聽取對黨史上一些問題的看法。王明對黨的歷史決議草案的「內容和寫法都同意」。認為「有兩點對他是新的：（一）以前隻以為五中全會後是路線錯誤，現在是三年半，可同意『九一八』後即路線錯誤，也可以說是戰略錯誤，因同盟軍已改變了」。「（二）連四中全會也是路線錯誤那更是新的。」[774]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人人都相信這樣的話：『王明卑鄙地想當黨的統治者。他向蔣介石卑躬屈膝，他是個機會主義者』，等等。這就是說，王明所主張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譽掃地。這不是『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副嘴臉又是什麽呢？」「共產黨內對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視，首先就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拒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勞動人民要聯合起來共同鬥爭。延安與這個原理背道而馳，事事都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775]
3月31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為七大準備的政治報告草案時說：1937年12月會議到六中全會時期的錯誤傾向是「主張依靠國民黨，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義的」。並說：「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於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誌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誌最近寫信給我，也贊成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與團結全黨兩點，這是很好的。」[770]
春 毛澤東對《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作了多次修改。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黨的歷史決議》稿說，這幾次修改與王明有關的內容有以下幾處。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題目《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改為《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
第二次修改主要對第二個問題涉及黨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增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話。對於六屆四中全會打擊所謂「右派」的嚴重錯誤加以進一步的強調，指出：四中全會除了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誌及錯誤地打擊了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以外，還很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的全體同誌。毛主席還寫道：其實，當時的反黨的右派，是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幾個人。至於所謂右派大多數同誌，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十餘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與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雖然他們對於三中全會的中央採取了錯誤的態度。接著不久，這十餘個同誌就被敵人逮捕。但是這些同誌在敵人麵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表現了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他們的這種可歌可泣的事跡，長留在全黨同誌的心中。這段話在以後的決議改稿中基本保留下來了，並不斷地得到了充實和完善。
第三次修改比較重要的修改有這樣幾處：（1）強調《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提出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全部綱領。從此就在黨內產生了一條錯誤的新的左傾路線」。與此相聯繫，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傾路線的特點是不但不批評立三路線的「左」，卻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以強調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來掩護它自身的「左」傾路線。改稿還增加了不少文字來敘述從四中全會到五中全會期間「左」傾路線的發展過程及各方麵的「左」傾政策所帶來的惡果，基本上形成了後來歷史決議關於這段歷史敘述的大體格局。（2）加寫了關於抗戰時期黨史路線問題不作結論的一段極為重要的話，明確提出，「擴大的七中全會認為：關於抗戰後黨內若幹歷史問題，因為抗戰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這個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會上作了進一步發揮，指出七大的方針是隻解決已經成熟的歷史問題，沒有成熟的問題都不必急於做結論。這樣，以後稿上涉及抗戰時期歷史問題的內容統統刪去了。（3）對於「左」傾路線的8條基本錯誤內容增改得更為充實，同時進一步強調了在「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廣大黨員和幹部群眾的英勇鬥爭。（4）在分析「左」傾路線產生的社會根源時，指出了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左右搖擺、動搖不定、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等特點，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不穩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771]
春 作五絕《延安春興》：
延河岸草綠，嘉嶺山花紅。
春色空依舊，人心感不同。[772]
4月1～2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還說：「在四月一日至二日的第一次談話中，王明承認一九三七年回國後，在十二月會議上的講話『沒有調查研究』，後來在武漢工作時『組織上對中央尊重不夠，這是不對的，但主觀上不知有何原則錯誤』。他主管的《新華日報》不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恐發表後又有不同意見，反而更不好，但另方麵對毛尊重不夠』等等。他拋開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就一些事實的過程為自己開脫、辯解，仿佛他的錯誤是別人對他的『誤解』。」[773]
據《任弼時日記》記載，他們徵求了王明對黨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的意見，聽取對黨史上一些問題的看法。王明對黨的歷史決議草案的「內容和寫法都同意」。認為「有兩點對他是新的：（一）以前隻以為五中全會後是路線錯誤，現在是三年半，可同意『九一八』後即路線錯誤，也可以說是戰略錯誤，因同盟軍已改變了」。「（二）連四中全會也是路線錯誤那更是新的。」[774]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人人都相信這樣的話：『王明卑鄙地想當黨的統治者。他向蔣介石卑躬屈膝，他是個機會主義者』，等等。這就是說，王明所主張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譽掃地。這不是『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副嘴臉又是什麽呢？」「共產黨內對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視，首先就是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拒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勞動人民要聯合起來共同鬥爭。延安與這個原理背道而馳，事事都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