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博古證實了我的猜測：莫斯科來了電報。」「季米特洛夫在電報中表示關心中共同國民黨的關係和中共領導對『莫斯科派』的政策，並且對康生在延安事務中所扮演的極其兇惡的角色作出了評價。」[739]
1月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澤東的邀請，讓我晚上跟他一起看平劇。」「周圍無人的時候，毛說，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誌關於共產國際政策的電報。他仔細考慮了這份使他激動的電報，他對其中表示的擔心和關注銘記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誌幫助中共領導的深切而又真誠的願望，感謝他那種一向考慮得很周到的援助。」「分手時，毛澤東說他一定要找我談談電報中所提出的問題。」[740]
1月7日 毛澤東再次給季米特洛夫復電，其中說：「關於黨內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適用於王明。由於在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結果，黨內的形勢，黨的團結都很大程度地得到改善。」[741]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昨天上午九點鍾，毛澤東突然來訪。」「中共中央主席幾乎在每句話的結尾都要重複一下，他對史達林同誌、季米特洛夫同誌的豐富經驗是極為尊重的。」「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談起王明來了——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幾乎是友好的語調！開頭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談王明。」「這次會見結束得頗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幾張紙。他在桌旁坐下，寫了一份給季米特洛夫同誌的電報稿，要我立即發往莫斯科。」「他寫道，從1943年7月至今，他一直都在採取有力措施來加強黨的團結。結果，黨內形勢大為改善。這一黨內政策的實質是統一和團結。至於對王明，也完全是按黨內統一和團結政策這個主要原則來對待的。」[742]
1月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電報。人們不可能把來電的事告訴他。情況變化了，毛澤東正力圖對王明施加壓力，以便不僅徹底搞臭他的政敵，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證明季米特洛夫的電報沒有事實根據。」「王明屈服了，說他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毛澤東使王明繼續處於隔離狀態，而且開始施展陰謀，根據答覆季米特洛夫電報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確，假如連王明本人都認為他的政策錯了，那麽對中共領導的行動的正確性還有什麽可懷疑的呢？」「1月6日，毛澤東同王明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從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話來判斷，在那次談話中，他的態度相當溫和，跟他以前那種絕不妥協的態度迥然不同……而且，毛還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進步，認了錯，和解是可能的，將來共事也是可能的。」「這種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來了電報，把中共中央主席態度的改變，當作是要結束衝突的願望。隨著這種看法堅定起來，他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立場。王明把毛的翻雲覆雨當作真心誠意，把他們之間關係的變化按表麵現象接受下來。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標前進。」[743]
1月1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這裏的一些人繼續背誦『二十二個文件』，批評『教條主義者』，否定王明。大家積極地學習上述文件，好像它們是福音書。」[744]
1月19日 季米特洛夫通過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電台，將他與毛澤東就有關王明問題的相互來往的電報發給王明。[745]
王明1965年秋談的《由宣傳毛澤東到提毛澤東做中共總書記》的回憶錄說，季米特洛夫曾多次給王明來信。其中說：1953年冬，王明夫婦回國前去看一位曾在共產國際工作過的俄國同誌，那位同誌說：「季米特洛夫1943年得知毛澤東反共產國際，反中共內國際主義者的消息後，非常不安！但可惜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了。他想：用什麽方法壓一下毛澤東，支持一下王明？他想到用個人寫信的方法，他於1943年冬用芳妮[746]的名義寫信給你們，又用毛澤東兒子的名義寫信給你和康生，信內說季米特洛夫問候你。後來他想到這還不夠。1944年春他又用個人名義給你寫過一封信，我隻見到信封，未見內容。但是季米特洛夫未得到你的回信。因此，1944年秋回保加利亞前又寫了一封信給你，是經過蘇共中央轉的。但是，仍未得到你的回信。他到保加利亞後，於1945年德國快失敗前，又從保加利亞經蘇共中央發給你一封信，可惜還是沒有得到你的回信！至此，季米特洛夫才相信：寫信給你，你是收不到的。這些信可能都在你們的中央？你回去向毛澤東要這些信。」
1月2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在季米特洛夫同誌的電報影響之下，我同中共領導人的關係改進了。由於電報上有對康生的直率的政治評價，情報局長便設法對我（並通過我對莫斯科）表示忠誠。他和我說話一直是非常謹慎的，我們上次見麵時，他突然談起王明來了，過去是忌諱談這個話題的。雖然並沒有下過禁令，但是沒有誰敢談。我也迴避這個話題。
康生幸災樂禍地告訴我，王明已經當麵向中共中央主席承認了錯誤。他說，王明要求毛澤東不要在即將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著重提他的錯誤，至少討論起他的錯誤來也要緩和點。
康生說，主要是王明已經承認了政治上的錯誤，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向他保證，在即將召開的大會上，他要採取一切措施，來防止發生一場反王明的鬥爭。
1月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澤東的邀請，讓我晚上跟他一起看平劇。」「周圍無人的時候，毛說，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誌關於共產國際政策的電報。他仔細考慮了這份使他激動的電報，他對其中表示的擔心和關注銘記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誌幫助中共領導的深切而又真誠的願望，感謝他那種一向考慮得很周到的援助。」「分手時，毛澤東說他一定要找我談談電報中所提出的問題。」[740]
1月7日 毛澤東再次給季米特洛夫復電，其中說：「關於黨內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適用於王明。由於在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結果，黨內的形勢，黨的團結都很大程度地得到改善。」[741]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昨天上午九點鍾，毛澤東突然來訪。」「中共中央主席幾乎在每句話的結尾都要重複一下，他對史達林同誌、季米特洛夫同誌的豐富經驗是極為尊重的。」「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談起王明來了——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幾乎是友好的語調！開頭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談王明。」「這次會見結束得頗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幾張紙。他在桌旁坐下，寫了一份給季米特洛夫同誌的電報稿，要我立即發往莫斯科。」「他寫道，從1943年7月至今，他一直都在採取有力措施來加強黨的團結。結果，黨內形勢大為改善。這一黨內政策的實質是統一和團結。至於對王明，也完全是按黨內統一和團結政策這個主要原則來對待的。」[742]
1月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電報。人們不可能把來電的事告訴他。情況變化了，毛澤東正力圖對王明施加壓力，以便不僅徹底搞臭他的政敵，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證明季米特洛夫的電報沒有事實根據。」「王明屈服了，說他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毛澤東使王明繼續處於隔離狀態，而且開始施展陰謀，根據答覆季米特洛夫電報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確，假如連王明本人都認為他的政策錯了，那麽對中共領導的行動的正確性還有什麽可懷疑的呢？」「1月6日，毛澤東同王明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從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話來判斷，在那次談話中，他的態度相當溫和，跟他以前那種絕不妥協的態度迥然不同……而且，毛還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進步，認了錯，和解是可能的，將來共事也是可能的。」「這種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來了電報，把中共中央主席態度的改變，當作是要結束衝突的願望。隨著這種看法堅定起來，他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立場。王明把毛的翻雲覆雨當作真心誠意，把他們之間關係的變化按表麵現象接受下來。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標前進。」[743]
1月1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這裏的一些人繼續背誦『二十二個文件』，批評『教條主義者』，否定王明。大家積極地學習上述文件，好像它們是福音書。」[744]
1月19日 季米特洛夫通過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電台，將他與毛澤東就有關王明問題的相互來往的電報發給王明。[745]
王明1965年秋談的《由宣傳毛澤東到提毛澤東做中共總書記》的回憶錄說，季米特洛夫曾多次給王明來信。其中說：1953年冬，王明夫婦回國前去看一位曾在共產國際工作過的俄國同誌，那位同誌說：「季米特洛夫1943年得知毛澤東反共產國際，反中共內國際主義者的消息後，非常不安！但可惜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了。他想：用什麽方法壓一下毛澤東，支持一下王明？他想到用個人寫信的方法，他於1943年冬用芳妮[746]的名義寫信給你們，又用毛澤東兒子的名義寫信給你和康生，信內說季米特洛夫問候你。後來他想到這還不夠。1944年春他又用個人名義給你寫過一封信，我隻見到信封，未見內容。但是季米特洛夫未得到你的回信。因此，1944年秋回保加利亞前又寫了一封信給你，是經過蘇共中央轉的。但是，仍未得到你的回信。他到保加利亞後，於1945年德國快失敗前，又從保加利亞經蘇共中央發給你一封信，可惜還是沒有得到你的回信！至此，季米特洛夫才相信：寫信給你，你是收不到的。這些信可能都在你們的中央？你回去向毛澤東要這些信。」
1月2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在季米特洛夫同誌的電報影響之下，我同中共領導人的關係改進了。由於電報上有對康生的直率的政治評價，情報局長便設法對我（並通過我對莫斯科）表示忠誠。他和我說話一直是非常謹慎的，我們上次見麵時，他突然談起王明來了，過去是忌諱談這個話題的。雖然並沒有下過禁令，但是沒有誰敢談。我也迴避這個話題。
康生幸災樂禍地告訴我，王明已經當麵向中共中央主席承認了錯誤。他說，王明要求毛澤東不要在即將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著重提他的錯誤，至少討論起他的錯誤來也要緩和點。
康生說，主要是王明已經承認了政治上的錯誤，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向他保證，在即將召開的大會上，他要採取一切措施，來防止發生一場反王明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