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在給其女兒（寄養在季米特洛夫家）的信裏，再一次向季米特洛夫反映了他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分歧，要求季米特洛夫幹預。[734]
本年 毛澤東重讀了他於1941年寫的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即《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覺得原來的認識不夠了。於是作了修改，不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視為那條「左」傾路線的禍首。這份修改過的筆記，第一篇就是評論王明起草的、1931年9月20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文件。毛澤東改變了1942年上半年的估計，否定了六屆四中全會，並肯定王明是這個時期「左」傾路線的始作俑者。筆記寫道：
「這個決議是中國共產黨第六屆全黨代表大會第四次中央全會以後王明同誌（即陳紹禹）為首的中央發出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此形成，並由博古（即秦邦憲）、洛甫（即張聞天）繼續發展，到後來成了一條比較立三路線還更完備的極端反馬列主義的路線。對於這條路線，王明是創始與支持者，博、洛等人則是發展者與執行者。」
「當時的四中全會是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目標的。這種批判是錯誤的，因為在三中全會上已經基本將立三路線從基本上批判過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這個問題來批判，是別有用心的，其證據就是在其後出現的王明路線比立三路線更左，比立三時期的結果更壞……因此四中全會是完全錯了，從此種了以後的惡果。」
「王明反對立三路線奪取中央權力以來還不到九個月，就又恢復了立三路線，可見他反時立三路線是假的，不過借著反立三路線之名，行奪取黨權之實。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樣，都是反馬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野心家。」
「王明諸人不但沒有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知識也都沒有，所以他們寫起文章來，就特別顯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這一類人。真是天地之大，無奇不有，連共產黨內也不能免……如果他們掌了權就會要做出許多壞事來。這一點應當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麽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這批人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家裏有成堆的馬克思主義出賣，裝潢美麗，自賣自誇，隻此一家，並無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認……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鏡，才發現其寶號裏麵盡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可是受騙的人已不知有幾千幾萬，其亦可謂慘也已矣！」
「我們老爺是一條最可憐的小蟲，任何世事一竅不通，隻知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史達林，搬運共產國際，欺負我黨與中國人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與對於中國革命實踐的認識水平的暫時落後而加以剝削，而對於許多聰明的勇敢的同誌，例如所有白區、蘇區、紅軍的主要負責人，則加以流氓式的武斷與威脅，把他們放在托洛茨基及陳獨秀取消派的範疇內，這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中央與地方的領導者們，當他們實行篡黨、篡軍、篡政之時，照例都是有這一手的。為了建設他們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領導者們的威信下死勁地給以破壞，而且破壞得異常徹底，使用的手段是異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這一手，不獨中央蘇區為然。我黨在這一時期領導方麵所犯的錯誤，以事業說，黨、政、軍、民、學，以地域說，東、西、南、北、中，無往而不被其荼毒，實屬我黨的空前大劫，全黨均應引為鑑戒，再不要重複此類錯誤。」[735]
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寫下如此激烈的批判王明的筆記，除了發泄其內心的激憤和鬱悶之氣以外，當然還有別的目的。他需要政治局主要成員在他發動批判王明問題上給予理解和支持。因此，他特地將這篇筆記送給新成立的書記處的另外兩位書記劉少奇和任弼時去看。然後，毛澤東越來越激烈地把鬥爭矛頭對準了王明。」[736]
1944年 40歲
1月2日 毛澤東通過彼得·符拉基米洛夫電復季米特洛夫，其中說：「王明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黨活動。這一切都已通報給全黨幹部。但是我們不想把此事向全體黨員群眾公開，更不準備向所有非黨群眾公布。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對王明所犯錯誤進行批判的結果，則是這些幹部更加團結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個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幾個人說他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員的身份，之後被釋放。還有人說他同米夫有可疑的關係。王明進行了很多的反黨活動。」[737]
1月3日 據有的學者說，毛澤東在這天急忙找弗拉基米洛夫，有些不安地詢問弗拉基米洛夫，那封回電是否發出去。他告訴弗拉基米洛夫說，他對季老的電報想了很多，前麵的復電可能不十分妥當。他最擔心會引起不滿的顯然是上封電報中他在國共關係和對王明態度問題上的說法。談到黨內王明的問題時，他雖然仍舊強調王明的錯誤，但沒有提到王明的「反黨」和政治上可疑的問題。[738]
本年 毛澤東重讀了他於1941年寫的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即《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覺得原來的認識不夠了。於是作了修改，不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視為那條「左」傾路線的禍首。這份修改過的筆記，第一篇就是評論王明起草的、1931年9月20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文件。毛澤東改變了1942年上半年的估計，否定了六屆四中全會，並肯定王明是這個時期「左」傾路線的始作俑者。筆記寫道：
「這個決議是中國共產黨第六屆全黨代表大會第四次中央全會以後王明同誌（即陳紹禹）為首的中央發出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此形成，並由博古（即秦邦憲）、洛甫（即張聞天）繼續發展，到後來成了一條比較立三路線還更完備的極端反馬列主義的路線。對於這條路線，王明是創始與支持者，博、洛等人則是發展者與執行者。」
「當時的四中全會是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目標的。這種批判是錯誤的，因為在三中全會上已經基本將立三路線從基本上批判過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這個問題來批判，是別有用心的，其證據就是在其後出現的王明路線比立三路線更左，比立三時期的結果更壞……因此四中全會是完全錯了，從此種了以後的惡果。」
「王明反對立三路線奪取中央權力以來還不到九個月，就又恢復了立三路線，可見他反時立三路線是假的，不過借著反立三路線之名，行奪取黨權之實。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樣，都是反馬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野心家。」
「王明諸人不但沒有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知識也都沒有，所以他們寫起文章來，就特別顯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這一類人。真是天地之大，無奇不有，連共產黨內也不能免……如果他們掌了權就會要做出許多壞事來。這一點應當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麽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這批人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家裏有成堆的馬克思主義出賣，裝潢美麗，自賣自誇，隻此一家，並無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認……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鏡，才發現其寶號裏麵盡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可是受騙的人已不知有幾千幾萬，其亦可謂慘也已矣！」
「我們老爺是一條最可憐的小蟲，任何世事一竅不通，隻知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史達林，搬運共產國際，欺負我黨與中國人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與對於中國革命實踐的認識水平的暫時落後而加以剝削，而對於許多聰明的勇敢的同誌，例如所有白區、蘇區、紅軍的主要負責人，則加以流氓式的武斷與威脅，把他們放在托洛茨基及陳獨秀取消派的範疇內，這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中央與地方的領導者們，當他們實行篡黨、篡軍、篡政之時，照例都是有這一手的。為了建設他們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領導者們的威信下死勁地給以破壞，而且破壞得異常徹底，使用的手段是異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這一手，不獨中央蘇區為然。我黨在這一時期領導方麵所犯的錯誤，以事業說，黨、政、軍、民、學，以地域說，東、西、南、北、中，無往而不被其荼毒，實屬我黨的空前大劫，全黨均應引為鑑戒，再不要重複此類錯誤。」[735]
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寫下如此激烈的批判王明的筆記，除了發泄其內心的激憤和鬱悶之氣以外，當然還有別的目的。他需要政治局主要成員在他發動批判王明問題上給予理解和支持。因此，他特地將這篇筆記送給新成立的書記處的另外兩位書記劉少奇和任弼時去看。然後，毛澤東越來越激烈地把鬥爭矛頭對準了王明。」[736]
1944年 40歲
1月2日 毛澤東通過彼得·符拉基米洛夫電復季米特洛夫，其中說：「王明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黨活動。這一切都已通報給全黨幹部。但是我們不想把此事向全體黨員群眾公開，更不準備向所有非黨群眾公布。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對王明所犯錯誤進行批判的結果，則是這些幹部更加團結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個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幾個人說他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員的身份，之後被釋放。還有人說他同米夫有可疑的關係。王明進行了很多的反黨活動。」[737]
1月3日 據有的學者說，毛澤東在這天急忙找弗拉基米洛夫，有些不安地詢問弗拉基米洛夫，那封回電是否發出去。他告訴弗拉基米洛夫說，他對季老的電報想了很多，前麵的復電可能不十分妥當。他最擔心會引起不滿的顯然是上封電報中他在國共關係和對王明態度問題上的說法。談到黨內王明的問題時，他雖然仍舊強調王明的錯誤，但沒有提到王明的「反黨」和政治上可疑的問題。[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