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延安的形勢令人沮喪。最近的事態發展，使人們不敢與朋友往來，避免在公事以外進行接觸，彼此之間互不信任。人們露出緊張和恐懼的神情。
……
在這種情況下，王明不可能指望得到諒解，甚至不可能指望按照公認的黨的準則對他進行客觀的批評。他處境非常困難。疾病和卑鄙的影射攻擊，把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搞垮了。
王明被指控為犯有十惡不赦的罪行。據說，他跟人民的敵人、漢奸以及蔣介石有來往。他妄圖把投降主義路線強加給黨（就是堅持共產國際的路線），從而「暴露」了自己的麵目。他「迷戀機會主義」（也是他支持共產國際路線和主張同聯共（布）友好）。
康生幹得最起勁。所有的會議、集會和其他事情，可以說都是由他的人來組織的。使國際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丟臉的惡言穢語，都是從他的辦公室放出來的。他使整風高速進行。劉少奇是整風的理論家，康生是整風的實際組織者，而中共中央主席則是整個運動的教父。
康生對王明特別冷酷無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個人對王明抱有強烈的惡感。他死抓住他的政敵不放（過去在莫斯科，康對王明在若幹問題上對他態度不誠懇，懷恨在心）。我跟他談話時提到王明，刑官的臉色就變了，顯露出敵意來。不斷激怒康生的，是他不能幹脆殺掉王明，是他對王明的政治鬥爭進行得不順當，因為王明在黨內有身居高位的支持者，而且直到最近他還代表了一個強有力的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的路線。康生以公開蔑視的態度來談王明。
反對共產國際的運動是以開除王明出黨為前提的。聽康生的口氣，我感到王明有被開除的危險，而且實際上這是毛的一夥人策劃的。
王明處於絕境。他難以相信，由於他忠於共產國際及其所製定的政策，由於同這個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的傑出的工作人員接觸，政治生命就要被毀掉。他確信共產國際的政治方針是十分正確的。他認為，抗日統一戰線是打垮軍國主義的日本、解放祖國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捷徑。不能見到王明了，刑官採取一切警戒措施把他隔離起來。我設法得到毛澤東的準許，讓奧爾洛夫去探望王明。對康生派去的醫生的工作情況加以監督，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康是什麽都幹得出來的。
奧爾洛夫去的時候，王明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一看到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不禁潸然淚下。
王明的體重大大減輕了；他很衰弱，還不能走動。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給他查病時，王明要求他發一份電報給季米特洛夫同誌。
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說，他把滿足這個要求看成是他的義務。王明口述了電稿。奧爾洛夫答應立即通過我們的電台把電報發出。王明叫他不要把發電報的事告訴任何人，因為他這樣做是不會受到寬恕的。
王明看來精神沮喪，疲憊不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問題不在於他有病，而在於他處境特別困難。王明的朋友拋棄了他，誰也不去看他。總之，他是完全孤立了。更有甚者，他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他的妻子不敢告訴他反共產國際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反王明的運動）的真正規模。他不知道他即將被開除出黨，不知道黨的工作人員都厭惡他，不知道其他許多事情。過去跟他一起工作過的人，一些確信共產國際的政治指導正確的人，都聲明與他脫離關係。他不知道他的追隨者中，絕大部分人拋棄了他，甚至站出來反對他，給他加上一些新的罪名（為了討得中共中央主席的歡心），在黨的麵前貶損他。
康生越幹越起勁。眼下他在組織人折磨王明的妻子。
康生的打算，簡單說就是，如果不能毒死王明，也要把他迫害致死。王明沒有一天不受到「關注」。
我立刻把王明的電報發出。王明要求前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告訴中共領導，說他是遵循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是遵照其決議去做的，這是他的任務和職責。他堅持認為，毛的新路線違背了反法西斯鬥爭的利益，因而實質上是一條分裂的路線。
1937年12月會議的決議和六中全會的部分決議已被看成是機會主義的了。這對中共的國際主義派又是一個打擊。[704]
王明還曾經想給史達林寫信。據一份題為《王明和小孟的材料》，孟慶樹曾對別人說，「王明是病人，病人躺在床上好欺負，王明又一次病重，問我要紙，要給史大林寫信，我難過極了」。
10月 中共中央編輯的《兩條路線》一書在延安出版。
根據這部書中收錄的毛澤東和王明的文章，有的人編寫了《抗戰時期兩條政治路線的對比（根據文件所作的對比）》。這個材料共四個部分。
第一，抗戰前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兩條路線的分歧（1935年）（王明投降路線的萌芽）：1935年11月王明《新形勢與新政策》一文有嚴重的右傾投降思想。
第二，兩條路線對立的第二個時期（1937.5～12）（王明投降路線的形成）：1937年5月毛主席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同時期王明的《救中國人民的關鍵》，其立場、觀點、政策完全背道而馳；七七抗戰後毛主席在7月23日發布《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同期內王明發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王明回國後一反中央與毛主席既定方針，最後形成其右傾投降主義的全部綱領。12月9日在政治局報告大綱是一個完整的投降綱領。
延安的形勢令人沮喪。最近的事態發展，使人們不敢與朋友往來，避免在公事以外進行接觸，彼此之間互不信任。人們露出緊張和恐懼的神情。
……
在這種情況下，王明不可能指望得到諒解，甚至不可能指望按照公認的黨的準則對他進行客觀的批評。他處境非常困難。疾病和卑鄙的影射攻擊，把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搞垮了。
王明被指控為犯有十惡不赦的罪行。據說，他跟人民的敵人、漢奸以及蔣介石有來往。他妄圖把投降主義路線強加給黨（就是堅持共產國際的路線），從而「暴露」了自己的麵目。他「迷戀機會主義」（也是他支持共產國際路線和主張同聯共（布）友好）。
康生幹得最起勁。所有的會議、集會和其他事情，可以說都是由他的人來組織的。使國際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丟臉的惡言穢語，都是從他的辦公室放出來的。他使整風高速進行。劉少奇是整風的理論家，康生是整風的實際組織者，而中共中央主席則是整個運動的教父。
康生對王明特別冷酷無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個人對王明抱有強烈的惡感。他死抓住他的政敵不放（過去在莫斯科，康對王明在若幹問題上對他態度不誠懇，懷恨在心）。我跟他談話時提到王明，刑官的臉色就變了，顯露出敵意來。不斷激怒康生的，是他不能幹脆殺掉王明，是他對王明的政治鬥爭進行得不順當，因為王明在黨內有身居高位的支持者，而且直到最近他還代表了一個強有力的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的路線。康生以公開蔑視的態度來談王明。
反對共產國際的運動是以開除王明出黨為前提的。聽康生的口氣，我感到王明有被開除的危險，而且實際上這是毛的一夥人策劃的。
王明處於絕境。他難以相信，由於他忠於共產國際及其所製定的政策，由於同這個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的傑出的工作人員接觸，政治生命就要被毀掉。他確信共產國際的政治方針是十分正確的。他認為，抗日統一戰線是打垮軍國主義的日本、解放祖國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捷徑。不能見到王明了，刑官採取一切警戒措施把他隔離起來。我設法得到毛澤東的準許，讓奧爾洛夫去探望王明。對康生派去的醫生的工作情況加以監督，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康是什麽都幹得出來的。
奧爾洛夫去的時候，王明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一看到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不禁潸然淚下。
王明的體重大大減輕了；他很衰弱，還不能走動。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給他查病時，王明要求他發一份電報給季米特洛夫同誌。
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說，他把滿足這個要求看成是他的義務。王明口述了電稿。奧爾洛夫答應立即通過我們的電台把電報發出。王明叫他不要把發電報的事告訴任何人，因為他這樣做是不會受到寬恕的。
王明看來精神沮喪，疲憊不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問題不在於他有病，而在於他處境特別困難。王明的朋友拋棄了他，誰也不去看他。總之，他是完全孤立了。更有甚者，他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他的妻子不敢告訴他反共產國際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反王明的運動）的真正規模。他不知道他即將被開除出黨，不知道黨的工作人員都厭惡他，不知道其他許多事情。過去跟他一起工作過的人，一些確信共產國際的政治指導正確的人，都聲明與他脫離關係。他不知道他的追隨者中，絕大部分人拋棄了他，甚至站出來反對他，給他加上一些新的罪名（為了討得中共中央主席的歡心），在黨的麵前貶損他。
康生越幹越起勁。眼下他在組織人折磨王明的妻子。
康生的打算，簡單說就是，如果不能毒死王明，也要把他迫害致死。王明沒有一天不受到「關注」。
我立刻把王明的電報發出。王明要求前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告訴中共領導，說他是遵循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是遵照其決議去做的，這是他的任務和職責。他堅持認為，毛的新路線違背了反法西斯鬥爭的利益，因而實質上是一條分裂的路線。
1937年12月會議的決議和六中全會的部分決議已被看成是機會主義的了。這對中共的國際主義派又是一個打擊。[704]
王明還曾經想給史達林寫信。據一份題為《王明和小孟的材料》，孟慶樹曾對別人說，「王明是病人，病人躺在床上好欺負，王明又一次病重，問我要紙，要給史大林寫信，我難過極了」。
10月 中共中央編輯的《兩條路線》一書在延安出版。
根據這部書中收錄的毛澤東和王明的文章，有的人編寫了《抗戰時期兩條政治路線的對比（根據文件所作的對比）》。這個材料共四個部分。
第一，抗戰前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兩條路線的分歧（1935年）（王明投降路線的萌芽）：1935年11月王明《新形勢與新政策》一文有嚴重的右傾投降思想。
第二，兩條路線對立的第二個時期（1937.5～12）（王明投降路線的形成）：1937年5月毛主席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同時期王明的《救中國人民的關鍵》，其立場、觀點、政策完全背道而馳；七七抗戰後毛主席在7月23日發布《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同期內王明發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王明回國後一反中央與毛主席既定方針，最後形成其右傾投降主義的全部綱領。12月9日在政治局報告大綱是一個完整的投降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