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中共中央主席怕大家知道，也怕共產國際揭露，正設法『說服』王明。為了這個目的，他『特派』任弼時、王稼祥和劉少奇去協商。」「王明藉口身體不好，拒絕協商，但是他聲明，毛澤東在處理所有黨內生活的問題和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時，執行的都是他自己的政策，未經任何人同意。」「毛澤東建議在王明家裏召開政治局會議，後者再次拒絕。但是，醫生都堅持王明應該去長期住院治療，毛澤東才讓了步，決定派王稼祥作為中共中央的正式匯報人和王明的對手，陪他去莫斯科。」[629]
3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
莫斯科來電說：「配方對，但有差錯，會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時間，會分解成升汞和汞，長期服用這種已分解的藥物，就會慢性中毒，並導致汞中毒。嚴重時還會因急性貧血而死亡。」
……
毛澤東對王明抱有很深的成見。主席對他的敵視態度，現已發展為仇恨了。王明也許是他奪取黨內不受控製的權力的最大障礙。因此，康、毛以及他們所有的支持者都竭盡全力孤立王明，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王明在黨內是孤立的，王明的觀點不符合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因而也就與中國共產黨背道而馳。雖然至今還沒有公開這樣說，但是康生和毛的全部活動的目的，實際上就在於此。不然，又怎麽來解釋洛甫的突然被召回呢？洛甫在思想上是追隨王明的。無論如何，洛甫贊成過共產國際的活動。在遵義，他是毛打擊的對象之一。不錯，他仍然擔任非常重要的職務，這似乎難以解釋。毛保留洛甫，顯然有其一定的原因。但是，在這次運動中，洛甫實際是作為「教條主義者」來參加的。
對洛甫要特殊優待和關心，私下則不斷在他耳邊吹王明的種種壞話，這就是毛的一套做法。
他們原諒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條主義」和不妥協行為。
在此之前，刑官[630]把洛甫趕出延安，惟一的目的是拆散「莫斯科派」，孤立王明，對這派人逐個進行威脅，使他們都無所適從。
現在，毛和康企圖借「莫斯科派」成員之力從思想上摧毀王明。如果他們得逞，那麽，不僅對毛澤東，對其他人來說，王明也將成為一具政治殭屍了。[631]
3月2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
這樣，就產生了「處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問題，一直在問奧爾洛夫的意見，並解釋說，他之所以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妻子是個醫生。
奧爾洛夫對他已經知道金的處方一事不露聲色，向王解釋說，大劑量的甘汞配上鹽鹼藥物，產生毒性，影響肝腎，並損壞牙齒。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來看我。她大談什麽「金醫生靠不住，可能是國民黨特務」等。
盡管毛和康耍盡了花招，黨的領導機關中還是沒有出現他們所期望的那種一致。甚至像劉少奇這樣的要人，顯然也被「黨員幹部和非黨人員審查委員會」採用的那些辦法激怒了。他認為，從黨的政策標準來看，康生領導的這個委員會所採用的辦法是不能容許的。
他親口對我說，他認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誌是錯誤的。
劉少奇勸王明堅持要政治局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分析這個委員會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動。[632]
3月30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由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關於國共談判問題復周恩來、林彪電。電文中講到擬安排王明、王稼祥去蘇聯治病事：「王明、稼祥病重，不論彼方允否，請提出要求。」由於國共談判情況複雜，周恩來考慮再三，為慎重起見，並未向國民黨方麵提出。[633]
3月 劉少奇在《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中，總結了抗戰初期華中工作的經驗，批評了抗戰初期華中黨的領導，實際上是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右傾錯誤。指出華中黨的領導在當時是有成績的，但「工作中還有重大缺點」，「這就是：沒有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重要敵占城市的附近組織起黨所領導的廣大的遊擊戰爭，沒有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敵後及鄉村中的工作特別薄弱或者完全沒有工作。新四軍的發展還很小，在給養方麵很困難，在戰略上所處的地位很危險。華中敵後許多自發的抗日遊擊戰爭，很久也沒有得到我黨我軍的領導。因此，我黨我軍在華中抗戰中所占的實際地位是很微弱的。這就是當時華中黨的工作中最大的缺點。我認為，這些缺點主要是由於以下的錯誤觀點造成的」：「第一，是不了解蘆溝橋事變以後民族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和主要鬥爭形式的新變動，不懂得根據這種新形勢和新變動來決定自己的行動路線與布置自己的工作。」「第二，我們華中的負責同誌在最初一個時期對於抗戰形勢有不正確的估計。」「第三，華中黨的領導機關在當時情況下，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執行中採取了不正確的方針。」「第四，不能不說到華中負責同誌的組織紀律問題、黨性問題以及思想方法問題……他們不執行中央的屢次指示，輕視在華北實踐中已經證明了的經驗，而強調華中的特殊性，在行動中堅持自己的與中央牴觸的錯誤路線，才在工作中造成這樣不美妙的結果。」[634]
同月 張聞天偕夫人劉英去看望有病的王明。
3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
莫斯科來電說：「配方對，但有差錯，會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時間，會分解成升汞和汞，長期服用這種已分解的藥物，就會慢性中毒，並導致汞中毒。嚴重時還會因急性貧血而死亡。」
……
毛澤東對王明抱有很深的成見。主席對他的敵視態度，現已發展為仇恨了。王明也許是他奪取黨內不受控製的權力的最大障礙。因此，康、毛以及他們所有的支持者都竭盡全力孤立王明，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王明在黨內是孤立的，王明的觀點不符合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因而也就與中國共產黨背道而馳。雖然至今還沒有公開這樣說，但是康生和毛的全部活動的目的，實際上就在於此。不然，又怎麽來解釋洛甫的突然被召回呢？洛甫在思想上是追隨王明的。無論如何，洛甫贊成過共產國際的活動。在遵義，他是毛打擊的對象之一。不錯，他仍然擔任非常重要的職務，這似乎難以解釋。毛保留洛甫，顯然有其一定的原因。但是，在這次運動中，洛甫實際是作為「教條主義者」來參加的。
對洛甫要特殊優待和關心，私下則不斷在他耳邊吹王明的種種壞話，這就是毛的一套做法。
他們原諒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條主義」和不妥協行為。
在此之前，刑官[630]把洛甫趕出延安，惟一的目的是拆散「莫斯科派」，孤立王明，對這派人逐個進行威脅，使他們都無所適從。
現在，毛和康企圖借「莫斯科派」成員之力從思想上摧毀王明。如果他們得逞，那麽，不僅對毛澤東，對其他人來說，王明也將成為一具政治殭屍了。[631]
3月2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
這樣，就產生了「處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問題，一直在問奧爾洛夫的意見，並解釋說，他之所以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妻子是個醫生。
奧爾洛夫對他已經知道金的處方一事不露聲色，向王解釋說，大劑量的甘汞配上鹽鹼藥物，產生毒性，影響肝腎，並損壞牙齒。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來看我。她大談什麽「金醫生靠不住，可能是國民黨特務」等。
盡管毛和康耍盡了花招，黨的領導機關中還是沒有出現他們所期望的那種一致。甚至像劉少奇這樣的要人，顯然也被「黨員幹部和非黨人員審查委員會」採用的那些辦法激怒了。他認為，從黨的政策標準來看，康生領導的這個委員會所採用的辦法是不能容許的。
他親口對我說，他認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誌是錯誤的。
劉少奇勸王明堅持要政治局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分析這個委員會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動。[632]
3月30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由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關於國共談判問題復周恩來、林彪電。電文中講到擬安排王明、王稼祥去蘇聯治病事：「王明、稼祥病重，不論彼方允否，請提出要求。」由於國共談判情況複雜，周恩來考慮再三，為慎重起見，並未向國民黨方麵提出。[633]
3月 劉少奇在《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中，總結了抗戰初期華中工作的經驗，批評了抗戰初期華中黨的領導，實際上是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右傾錯誤。指出華中黨的領導在當時是有成績的，但「工作中還有重大缺點」，「這就是：沒有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重要敵占城市的附近組織起黨所領導的廣大的遊擊戰爭，沒有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敵後及鄉村中的工作特別薄弱或者完全沒有工作。新四軍的發展還很小，在給養方麵很困難，在戰略上所處的地位很危險。華中敵後許多自發的抗日遊擊戰爭，很久也沒有得到我黨我軍的領導。因此，我黨我軍在華中抗戰中所占的實際地位是很微弱的。這就是當時華中黨的工作中最大的缺點。我認為，這些缺點主要是由於以下的錯誤觀點造成的」：「第一，是不了解蘆溝橋事變以後民族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和主要鬥爭形式的新變動，不懂得根據這種新形勢和新變動來決定自己的行動路線與布置自己的工作。」「第二，我們華中的負責同誌在最初一個時期對於抗戰形勢有不正確的估計。」「第三，華中黨的領導機關在當時情況下，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執行中採取了不正確的方針。」「第四，不能不說到華中負責同誌的組織紀律問題、黨性問題以及思想方法問題……他們不執行中央的屢次指示，輕視在華北實踐中已經證明了的經驗，而強調華中的特殊性，在行動中堅持自己的與中央牴觸的錯誤路線，才在工作中造成這樣不美妙的結果。」[634]
同月 張聞天偕夫人劉英去看望有病的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