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中共黨內毛澤東與『莫斯科派』的鬥爭是在中國內戰期間開始的。」「王明從莫斯科一回來，就向中共中央匯報，提出需要改變策略，同國民黨搞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議。」「可以想得到，從那天起，毛澤東就把王明視為頭號政敵了。」[606]
11月21日、23日 毛澤東在西北高級幹部會議上結合中國的情況，講解史達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
有的著作認為：「顯然，這是針對王明所謂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命題而來的。毛澤東將史達林所講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標準與中共的歷史和現狀逐條加以比照，得出結論：理論是從客觀實際中抽出來，又從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的；堅持馬列主義，就必須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明確地指出，史達林所講的十二條，是我們全黨的『聖經』，而不是教條，是可以變化的。」[607]
12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住在女子大學附近。我們按俄國人的習慣管他的中國妻子叫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608]
12月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教條主義者』受到譴責，說他們想把革命鬥爭的主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想『通過奪取城市』獲得勝利。」「毛澤東認為，這是『教條主義者』的主要錯誤。」「毛澤東點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們列為『教條主義者』的思想領袖，並說共產國際是他們的基地。」「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與博古、王明等人聯繫起來。」「既然李立三已經受到黨的譴責，那麽，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該受譴責了。這步棋真高！」「毛澤東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使黨的革命鬥爭遭到慘重失敗的就是他們。」「毛澤東說，1935年1月在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撤了『共產黨內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職。現在擺在議事日程上的問題，是要從思想上根除『教條主義』的一切殘餘。」[609]
12月2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受到高壓，要他承認自己的『路線錯誤』。他拒不認錯，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惱火。」[610]
12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的健康每況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維奇為他的生命擔憂。」[611]
本年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五絕《思往增悲（悼張浩同誌）》，詩曰：
往事憶當年，臨風淚不幹；
星霜千萬裏，政策送延安。[612]
本年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七律《舊遊（悼楊鬆同誌）》，詩曰：
十七年前一舊遊，同舟橫破楚江愁。
……
風雲變幻海神廟，煙雨依稀黃鶴樓。
回憶莫都添別緒，遙知關外更悲秋。
傷情最是延河水，縈繞清涼日夜流。[613]
本年 還作七絕《百團大戰》。[614]
1943年 39歲
年初 劉少奇回延安後，王明聽到劉少奇曾批評華中個別地區執行統一戰線政策時出現過左的錯誤，就「興奮不能自主」，向劉少奇宣傳了他在1941年10月提出的那些意見，要少奇同誌「主持公道」。不料劉少奇聽了以後，馬上對他有了警覺，指出這些意見應該在政治局會議上講。[615]
王明1943年12月1日寫給毛澤東並中央政治局諸同誌的信中說：「當我和少奇同誌談後，我很快即感到這是不對的」，「所以當劉少奇同誌提議把我的意見提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討論時，我曾再三的堅決的不同意。又當少奇同誌通知我他已將我的意見提到政治局會議上，並已經政治局決定由少奇、弼時、稼祥三同誌來和我談這個問題時，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誌表示，我已放棄這些意見，不願再談。同時，我又請了毛主席來我處，向他聲明我決不堅持自己的這些意見，請求不必再談。毛主席當時也表示同意」。
1月初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他同他的政治秘書廖魯言作過一次談話，談黨的歷史上所謂三次反對「莫斯科集團」的問題。書中說：「關於我們黨內三次反『莫斯科派』問題，一九四三年一月初我同當時作我的政治秘書的廖魯言談過。他把談話寫成報告向毛澤東告密。柯慶施同誌知道這件事後，來向我說：毛可能有很大反應。可是毛澤東始終未敢把這個告密報告公開宣布。」[616]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延安給重慶發電，要求派一名有經驗的醫生到延安來。發電之前發生了幾件事」：「中央醫院的醫生起草了一份電報稿，談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蘇聯去治療。」「電報是在王明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之後起草的。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現在生命垂危。肝和腎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說他頭痛欲裂，而且渾身無力。」「一次，主治醫生開會時，提出需要電告蔣介石派飛機來接病人的問題。中共中央主席勾掉醫生們擬的電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慶派一名有經驗的醫生來延安會診——如此而已！」[617]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兩位軍事記者同誌來看我。我問可否經由他們的電台代我發報給季米特洛夫同誌。他們回答說可以。當時我的病情很重。我想也許這是我能盡的最後一次國際主義責任。我請同誌們報告共產國際領導，從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回延安後五年來，毛澤東犯了許多原則性政治錯誤和罪行，特別是他已經實行了一年多的實質上是反列寧主義、反共、反蘇和反黨的所謂『整風運動』。隻是在最後我提出可否派飛機接我到莫斯科治病的問題，以便我同時可以向共產國際領導報告毛澤東所犯罪行的詳情。」[618]
11月21日、23日 毛澤東在西北高級幹部會議上結合中國的情況，講解史達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
有的著作認為：「顯然，這是針對王明所謂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命題而來的。毛澤東將史達林所講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標準與中共的歷史和現狀逐條加以比照，得出結論：理論是從客觀實際中抽出來，又從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的；堅持馬列主義，就必須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明確地指出，史達林所講的十二條，是我們全黨的『聖經』，而不是教條，是可以變化的。」[607]
12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住在女子大學附近。我們按俄國人的習慣管他的中國妻子叫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608]
12月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教條主義者』受到譴責，說他們想把革命鬥爭的主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想『通過奪取城市』獲得勝利。」「毛澤東認為，這是『教條主義者』的主要錯誤。」「毛澤東點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們列為『教條主義者』的思想領袖，並說共產國際是他們的基地。」「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與博古、王明等人聯繫起來。」「既然李立三已經受到黨的譴責，那麽，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該受譴責了。這步棋真高！」「毛澤東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使黨的革命鬥爭遭到慘重失敗的就是他們。」「毛澤東說，1935年1月在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撤了『共產黨內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職。現在擺在議事日程上的問題，是要從思想上根除『教條主義』的一切殘餘。」[609]
12月2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受到高壓，要他承認自己的『路線錯誤』。他拒不認錯，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惱火。」[610]
12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的健康每況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維奇為他的生命擔憂。」[611]
本年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五絕《思往增悲（悼張浩同誌）》，詩曰：
往事憶當年，臨風淚不幹；
星霜千萬裏，政策送延安。[612]
本年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七律《舊遊（悼楊鬆同誌）》，詩曰：
十七年前一舊遊，同舟橫破楚江愁。
……
風雲變幻海神廟，煙雨依稀黃鶴樓。
回憶莫都添別緒，遙知關外更悲秋。
傷情最是延河水，縈繞清涼日夜流。[613]
本年 還作七絕《百團大戰》。[614]
1943年 39歲
年初 劉少奇回延安後，王明聽到劉少奇曾批評華中個別地區執行統一戰線政策時出現過左的錯誤，就「興奮不能自主」，向劉少奇宣傳了他在1941年10月提出的那些意見，要少奇同誌「主持公道」。不料劉少奇聽了以後，馬上對他有了警覺，指出這些意見應該在政治局會議上講。[615]
王明1943年12月1日寫給毛澤東並中央政治局諸同誌的信中說：「當我和少奇同誌談後，我很快即感到這是不對的」，「所以當劉少奇同誌提議把我的意見提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討論時，我曾再三的堅決的不同意。又當少奇同誌通知我他已將我的意見提到政治局會議上，並已經政治局決定由少奇、弼時、稼祥三同誌來和我談這個問題時，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誌表示，我已放棄這些意見，不願再談。同時，我又請了毛主席來我處，向他聲明我決不堅持自己的這些意見，請求不必再談。毛主席當時也表示同意」。
1月初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他同他的政治秘書廖魯言作過一次談話，談黨的歷史上所謂三次反對「莫斯科集團」的問題。書中說：「關於我們黨內三次反『莫斯科派』問題，一九四三年一月初我同當時作我的政治秘書的廖魯言談過。他把談話寫成報告向毛澤東告密。柯慶施同誌知道這件事後，來向我說：毛可能有很大反應。可是毛澤東始終未敢把這個告密報告公開宣布。」[616]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延安給重慶發電，要求派一名有經驗的醫生到延安來。發電之前發生了幾件事」：「中央醫院的醫生起草了一份電報稿，談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蘇聯去治療。」「電報是在王明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之後起草的。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現在生命垂危。肝和腎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說他頭痛欲裂，而且渾身無力。」「一次，主治醫生開會時，提出需要電告蔣介石派飛機來接病人的問題。中共中央主席勾掉醫生們擬的電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慶派一名有經驗的醫生來延安會診——如此而已！」[617]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兩位軍事記者同誌來看我。我問可否經由他們的電台代我發報給季米特洛夫同誌。他們回答說可以。當時我的病情很重。我想也許這是我能盡的最後一次國際主義責任。我請同誌們報告共產國際領導，從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回延安後五年來，毛澤東犯了許多原則性政治錯誤和罪行，特別是他已經實行了一年多的實質上是反列寧主義、反共、反蘇和反黨的所謂『整風運動』。隻是在最後我提出可否派飛機接我到莫斯科治病的問題，以便我同時可以向共產國際領導報告毛澤東所犯罪行的詳情。」[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