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 王明請李鼎銘先生為其開中醫處方，服後病情好轉。[585]
5月1日 王明再請李鼎銘先生為其開中醫處方。[586]
春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五律《謝中醫李老鼎銘》及《題誌丹陵》。前一首內容是：
舊疾聯新疾，呻吟逾數旬。
金醫雲無望，國手妙回春。
照世留肝膽，愛人以腹心。
忘年友知己，深感幸平生。[587]
5月19日夜 作雙五律《陝甘寧邊區地圖漫題》。[588]
5月22日 被派駐延安的共產國際駐中共區的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蘇聯人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陳紹禹）是政治局委員，女子大學校長。該校有1500多名學生。王明38歲。」[589]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看來，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是錯誤的。王明（陳紹禹）堅持共產國際的立場。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贊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以及與聯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590]
6月29日 蘇聯醫生阿洛夫到延安後，王明吃黃胺後得了急性腎炎。[591]
金茂嶽在回憶中說：蘇聯醫生阿洛夫來了以後，他請阿洛夫給王明看病，阿洛夫說吃黃胺應一個星期一個療程，七六五四三二一，即第一天吃七克，第二天吃六克，依次類推。但第二天王明剛吃了兩片，就肚子疼，尿血，得了急性腎炎。[592]1943年7月20日延安醫生所作的《關於王明同誌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也把這個責任歸於阿洛夫，說：「王明同誌在吃sulfhldine前，內髒主要器官如肝腎等部曾被所謂『streptocidum』及甘汞所侵害，在中毒的肝與腎上用sulfidin促進sulfhldine（下麵並列寫有sulfidin——筆者）可能有的副作用發展起來，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九日到七月三日中間共服九克sulfhldine使王明同誌血尿，尿中有蛋白，腎區痛得難忍，為腎髒炎症。阿洛夫同誌為了治肝病而未經詳查病人肝病的緣因，就用sulfhldine，是不對的。在發生腎髒炎後，阿洛夫同誌仍認為不是sulfhldine所致，所以在治療上主張少吃水，這更是不對的。」
7月6日 據季米特洛夫日記記載，紅軍情報局人員「通報說，王明臥病治療九個月後，現已瀕臨死亡」。[593]
7月1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我又去看王明。他說，如果日本進攻蘇聯，中共很可能會考慮自己和敵人力量的對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領導真正的政策以前，蘇聯不應把八路軍的力量考慮進去。」[594]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毛澤東和他的反對派，即被他諷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間的不和，越來越明顯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王明和博古支持忠於國際主義以及與蘇聯友好的政策。」[595]
8月13日 從中央醫院回到楊家嶺家中繼續由金茂嶽大夫治療。據延安十多位醫生會診的總結說，在治療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三類是「所謂的莫斯科派，是毛澤東及其支持者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反對派，即王明、博古、洛甫」。[596]
夏 毛澤東去看望王明，談了半個多小時。[597]
9月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透過整風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鬥爭有個特點。毛澤東譴責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為『教條主義』——機械地搬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驗，而不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對派』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遺憾的是，不知道這次鬥爭的詳細情況。」「楊尚昆是王明的擁護者之一。」還說：「毛澤東把在蘇聯學習過的共產黨員，把在黨內負責政治工作的黨員，以及在工作中以聯共（布）的經驗為指導的黨內知識分子，都算成『教條主義者』。」[598]
10月8日 毛澤東起草中共在延安的四位參政員毛澤東、陳紹禹、林伯渠、秦邦憲致重慶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電：「聞參政會定本月二十二日開會，弟等因事不克到會，特此請假。」並復電周恩來，告知在延安的四位參政員已於今日致電參政會秘書處請假。[599]
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著重檢討陝甘寧邊區黨的歷史，批判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下陝北黨內少數同誌所犯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600]
10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病了。奧爾洛夫[601]很著急。」
10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中共中央主席[602]的觀點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的。有個時期，傑出的國際主義者、中國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領導人王明，把朱德、周恩來、博古、洛甫都團結到自己身邊。依我看還有現役軍人中許多著名的軍官。」[603]
10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身體很不好。他的妻子很著急。」「王明由專為中共中央領導成員治病的中國醫生來進行觀察。」[604]
10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是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是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的成員。公開攻擊他就意味著蔑視共產國際的路線。這種棘手的局麵使毛澤東很惱火。換上另一個對手，毛澤東早就把他幹掉了。」「博古不重視毛『對黨的貢獻』，很有主見。這就使毛澤東特別容不得他。」「『教條主義』的帽子有助於清算『王明—博古集團』，不必正式攻擊共產國際的政策。」[605]
5月1日 王明再請李鼎銘先生為其開中醫處方。[586]
春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五律《謝中醫李老鼎銘》及《題誌丹陵》。前一首內容是：
舊疾聯新疾，呻吟逾數旬。
金醫雲無望，國手妙回春。
照世留肝膽，愛人以腹心。
忘年友知己，深感幸平生。[587]
5月19日夜 作雙五律《陝甘寧邊區地圖漫題》。[588]
5月22日 被派駐延安的共產國際駐中共區的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蘇聯人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陳紹禹）是政治局委員，女子大學校長。該校有1500多名學生。王明38歲。」[589]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看來，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是錯誤的。王明（陳紹禹）堅持共產國際的立場。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贊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以及與聯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590]
6月29日 蘇聯醫生阿洛夫到延安後，王明吃黃胺後得了急性腎炎。[591]
金茂嶽在回憶中說：蘇聯醫生阿洛夫來了以後，他請阿洛夫給王明看病，阿洛夫說吃黃胺應一個星期一個療程，七六五四三二一，即第一天吃七克，第二天吃六克，依次類推。但第二天王明剛吃了兩片，就肚子疼，尿血，得了急性腎炎。[592]1943年7月20日延安醫生所作的《關於王明同誌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也把這個責任歸於阿洛夫，說：「王明同誌在吃sulfhldine前，內髒主要器官如肝腎等部曾被所謂『streptocidum』及甘汞所侵害，在中毒的肝與腎上用sulfidin促進sulfhldine（下麵並列寫有sulfidin——筆者）可能有的副作用發展起來，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九日到七月三日中間共服九克sulfhldine使王明同誌血尿，尿中有蛋白，腎區痛得難忍，為腎髒炎症。阿洛夫同誌為了治肝病而未經詳查病人肝病的緣因，就用sulfhldine，是不對的。在發生腎髒炎後，阿洛夫同誌仍認為不是sulfhldine所致，所以在治療上主張少吃水，這更是不對的。」
7月6日 據季米特洛夫日記記載，紅軍情報局人員「通報說，王明臥病治療九個月後，現已瀕臨死亡」。[593]
7月1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我又去看王明。他說，如果日本進攻蘇聯，中共很可能會考慮自己和敵人力量的對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領導真正的政策以前，蘇聯不應把八路軍的力量考慮進去。」[594]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毛澤東和他的反對派，即被他諷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間的不和，越來越明顯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王明和博古支持忠於國際主義以及與蘇聯友好的政策。」[595]
8月13日 從中央醫院回到楊家嶺家中繼續由金茂嶽大夫治療。據延安十多位醫生會診的總結說，在治療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三類是「所謂的莫斯科派，是毛澤東及其支持者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反對派，即王明、博古、洛甫」。[596]
夏 毛澤東去看望王明，談了半個多小時。[597]
9月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透過整風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鬥爭有個特點。毛澤東譴責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為『教條主義』——機械地搬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驗，而不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對派』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遺憾的是，不知道這次鬥爭的詳細情況。」「楊尚昆是王明的擁護者之一。」還說：「毛澤東把在蘇聯學習過的共產黨員，把在黨內負責政治工作的黨員，以及在工作中以聯共（布）的經驗為指導的黨內知識分子，都算成『教條主義者』。」[598]
10月8日 毛澤東起草中共在延安的四位參政員毛澤東、陳紹禹、林伯渠、秦邦憲致重慶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電：「聞參政會定本月二十二日開會，弟等因事不克到會，特此請假。」並復電周恩來，告知在延安的四位參政員已於今日致電參政會秘書處請假。[599]
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著重檢討陝甘寧邊區黨的歷史，批判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下陝北黨內少數同誌所犯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600]
10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病了。奧爾洛夫[601]很著急。」
10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中共中央主席[602]的觀點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的。有個時期，傑出的國際主義者、中國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領導人王明，把朱德、周恩來、博古、洛甫都團結到自己身邊。依我看還有現役軍人中許多著名的軍官。」[603]
10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身體很不好。他的妻子很著急。」「王明由專為中共中央領導成員治病的中國醫生來進行觀察。」[604]
10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記載：「王明是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是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的成員。公開攻擊他就意味著蔑視共產國際的路線。這種棘手的局麵使毛澤東很惱火。換上另一個對手，毛澤東早就把他幹掉了。」「博古不重視毛『對黨的貢獻』，很有主見。這就使毛澤東特別容不得他。」「『教條主義』的帽子有助於清算『王明—博古集團』，不必正式攻擊共產國際的政策。」[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