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屆四中全會至九一八事變這個時期的中央路線，草案首先肯定了「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麵」，接著指出了四中全會的五條錯誤：（一）四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思想根源是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水火不相容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埋伏了後來「左」傾路線的思想根源。（二）四中全會沒有對於當時的國際關係與國內階級關係作出任何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沒有具體指出中國革命特點的極大的不平衡性和長期性，因而沒有具體規定當時蘇區和白區的策略任務。他們隻是抽象地了解立三路線，而不能反對其具體的錯誤策略，並認為白區的工人運動和群眾鬥爭應當繼續「舉行集會、遊行示威」一類的盲動策略，這就埋伏了後來「左」傾路線的政治根源。（三）四中全會在組織路線方麵犯了類似立三路線「壓迫政策」的錯誤，打擊了太多的人，如瞿秋白、關向應，還有何孟雄、林育南等，這些同誌在本質上都是好的，這就埋伏了後來的「左」傾路線採取宗派立場的根源。在組織政策上的宗派立場還表現為，不相信蘇區黨與紅軍的原有領導，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去取而代之。所謂「欽差大臣」製度自此始。（四）四中全會認為「右傾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對反羅章龍來說是對的，但對全黨來說是錯的。當時黨內情緒以反映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躁性為多，四中全會沒有指出黨內「左」傾危險的嚴重性，並強調反對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這就埋伏了後來「左」傾路線在全黨大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源。（五）四中全會「全靠共產國際」，隻克服了當作政治形態（其主要部分）的立三路線，不能克服當作思想形態的立三路線，這是後來形成新的立三路線的最主要原因。他們強迫推行共產國際東方部製定的極左的土地政策，大反其所謂「富農路線」，造成了在經濟上消滅富農，在肉體上消滅地主，影響中農利益的嚴重局麵。[550]
關於九一八事變到遵義會議期間的中央路線，草案認為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麵都犯了嚴重的原則錯誤，形成了一條形態最完備、時間最長久、危害最嚴重的錯誤路線。草案概括地說明：「這條路線的性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而在形態的完備上，在時間的長久上，在結果的嚴重上，則超過了陳獨秀、李立三兩次的錯誤路線。」草案分析：這條路線在思想方麵犯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在政治方麵，對形勢的估計，對策略任務的提出與實施，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都犯了過「左」的錯誤；在軍事方麵，犯了從攻打大城市中的軍事冒險主義轉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保守主義（同時也包含著拚命主義），最後在長征中轉到完全的逃跑主義的錯誤；組織方麵犯了宗派主義錯誤。草案還指出，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幹部政策，實際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這個結論草案的許多重要內容後來被吸收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551]
這次會議，對十年內戰後期中共中央領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所說的「十年內戰後期」，是指從一九三一年九月開始的中共臨時中央領導的時期。[552]
關於九一八至遵義會議期間錯誤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原來隻寫了博古，後來在修改時才加上王明的名字，將這條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改為「王明同誌和博古同誌」，認為「王明同誌與博古同誌領導的這條路線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麵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集各方麵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條錯誤路線」。[553]有的文章認為：「通過給王明戴上第三次『左』傾路線代表人物的帽子，進而搞臭王明，最終目的是為了打倒王明，鞏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554]
為什麽當時沒有提王明路線呢？1985、1986年胡喬木在《關於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的談話中說：「1941年歷史問題草案稿為什麽寫博古路線而沒有提王明路線，這一方麵是因為博古的錯誤時間較長，另一方麵是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國，又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對毛主席的領導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雖然六中全會批評了王明，不讓他去南方局作負責人，留在延安，但王明始終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而說是博古的錯誤。」「《決議》最初不提四中全會是路線錯誤，這裏有認識方麵的原因。毛主席對四中全會不完全了解，情況不熟悉，對王明小組織也不很清楚。對博古的錯誤雖然知道，但還牽涉一些同誌，他對這些同誌的來龍去脈是逐步弄清楚的。至於共產國際這個因素，一般都會考慮到的。四中全會蒙上一個共產國際的影子，不了解內幕的人不容易理解。開始，中央沒有集中力量考慮這些歷史問題……毛主席最初把『九一八』看得比較突出，因為『九一八』後國內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555]
有的學者評論說：「從毛澤東此時就王明問題所作的結論，和他起草的這一決議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對王明的問題及反抗雖有諸多不滿，但至少在這段時間裏仍抱與人為善之心，對其在武漢時期的問題隻提到個別的原則性錯誤的高度，對其在蘇維埃後期的表現隻提出反立三路線不夠徹底。即使是對王稼祥、任弼時在書記處會議上介紹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個人品質方麵的種種批評，毛澤東也明確提議不要擴散，包括在政治局會議上也不必再講。這顯示毛澤東這時並不感覺王明對他的領導地位存在任何威脅，仍準備王明病好之後重回政治局和書記處工作，沒有藉機上綱上線，把王明搞臭，一棍子打死，一了百了的想法。」[556]
關於九一八事變到遵義會議期間的中央路線，草案認為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麵都犯了嚴重的原則錯誤，形成了一條形態最完備、時間最長久、危害最嚴重的錯誤路線。草案概括地說明：「這條路線的性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而在形態的完備上，在時間的長久上，在結果的嚴重上，則超過了陳獨秀、李立三兩次的錯誤路線。」草案分析：這條路線在思想方麵犯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在政治方麵，對形勢的估計，對策略任務的提出與實施，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都犯了過「左」的錯誤；在軍事方麵，犯了從攻打大城市中的軍事冒險主義轉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保守主義（同時也包含著拚命主義），最後在長征中轉到完全的逃跑主義的錯誤；組織方麵犯了宗派主義錯誤。草案還指出，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幹部政策，實際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這個結論草案的許多重要內容後來被吸收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551]
這次會議，對十年內戰後期中共中央領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所說的「十年內戰後期」，是指從一九三一年九月開始的中共臨時中央領導的時期。[552]
關於九一八至遵義會議期間錯誤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原來隻寫了博古，後來在修改時才加上王明的名字，將這條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改為「王明同誌和博古同誌」，認為「王明同誌與博古同誌領導的這條路線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麵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集各方麵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條錯誤路線」。[553]有的文章認為：「通過給王明戴上第三次『左』傾路線代表人物的帽子，進而搞臭王明，最終目的是為了打倒王明，鞏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554]
為什麽當時沒有提王明路線呢？1985、1986年胡喬木在《關於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的談話中說：「1941年歷史問題草案稿為什麽寫博古路線而沒有提王明路線，這一方麵是因為博古的錯誤時間較長，另一方麵是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國，又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對毛主席的領導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雖然六中全會批評了王明，不讓他去南方局作負責人，留在延安，但王明始終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而說是博古的錯誤。」「《決議》最初不提四中全會是路線錯誤，這裏有認識方麵的原因。毛主席對四中全會不完全了解，情況不熟悉，對王明小組織也不很清楚。對博古的錯誤雖然知道，但還牽涉一些同誌，他對這些同誌的來龍去脈是逐步弄清楚的。至於共產國際這個因素，一般都會考慮到的。四中全會蒙上一個共產國際的影子，不了解內幕的人不容易理解。開始，中央沒有集中力量考慮這些歷史問題……毛主席最初把『九一八』看得比較突出，因為『九一八』後國內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555]
有的學者評論說：「從毛澤東此時就王明問題所作的結論，和他起草的這一決議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對王明的問題及反抗雖有諸多不滿，但至少在這段時間裏仍抱與人為善之心，對其在武漢時期的問題隻提到個別的原則性錯誤的高度，對其在蘇維埃後期的表現隻提出反立三路線不夠徹底。即使是對王稼祥、任弼時在書記處會議上介紹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個人品質方麵的種種批評，毛澤東也明確提議不要擴散，包括在政治局會議上也不必再講。這顯示毛澤東這時並不感覺王明對他的領導地位存在任何威脅，仍準備王明病好之後重回政治局和書記處工作，沒有藉機上綱上線，把王明搞臭，一棍子打死，一了百了的想法。」[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