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開始使用「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提法。這說明他已經把王明的錯誤包括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之中。文章說：「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戰線鬥爭是主觀主義的」[544]，並說王明等人的路線並不是真正的「國際路線」：
「左」傾路線隨時都把自己的路線冒稱為國際路線，許多文件上都可見到。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說共產國際在這個時期內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上沒有錯誤，這是有過的，並且是嚴重的；但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基本路線就是糾正李立三冒險主義的那個路線，就是反對先鋒隊不顧主客觀條件，脫離群眾，冒險激進的「左」傾機會主義，同時又反對不顧主客觀條件，脫離群眾，畏縮不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那種路線。王明、博古、洛甫的路線並不是共產國際的路線，共產國際並沒有叫我們舉行上海暴動，又沒有叫我們號召罷操，搶劫軍糧與舉行飛行集會，又沒有叫我們強迫示威與強迫罷工，又沒有叫我們率領災民在武漢、九江、蕪湖、江北成立蘇維埃，又沒有叫我們否認革命不平衡，又沒有叫我們在華北建立蘇維埃，又沒有叫我們在廣東、江蘇、山東組織義勇軍，又沒有叫我們指揮紅軍打大城市，又沒有叫我們成天地說什麽帝國主義全體一致地進攻蘇聯，又沒有叫我們成天地說什麽國民經濟總崩潰或國民黨統治總崩潰，又沒有叫我們成天地說什麽兵變潮流普及全國，又沒有叫我們不顧實際地實行那些錯誤的脫離群眾的土地政策、勞動政策、肅反政策與文化政策，又沒有叫我們指定幾個毫無經驗的新黨員成立臨時中央這樣一件大事也不告訴大多數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一聲，就大搖大擺地壟斷一切與命令一切……又沒有叫我們幼稚得像個三歲小孩子，蠢笨得像個陝北的驢狗子，滑稽得像個魯迅的阿q，狂妄得像個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一切這些，共產國際都並沒有叫我們做過，都是我們這批堅決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老爺們自造自賣的道地貨色，這一點是斷不可以不辨的。[545]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九篇文章』表示毛主席對第三次『左』傾錯誤的認識深化了，以前沒有這樣深化。盡管裏麵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後來還有發展，但當時毛主席的這種認識是比較係統的，從毛主席的思想上來說是弄清楚了的。」[546]編寫組在幫助胡喬木寫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和「歷史草案」》稿中說：「『九篇文章』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批判，在毛主席對這條錯誤路線的認識史上，是一個巨大的跨越。」「毛主席是三十年代初最早認識並堅決抵製王明『左』傾錯誤的蘇區領導人之一。他也因此成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經常打擊的對象，被他們罵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絲毫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的『庸俗的保守主義者』，並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被排擠出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但那時毛主席並沒有認識到臨時中央領導者的錯誤是路線錯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在長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紅軍失敗的原因，得出了臨時中央領導者在軍事領導上存在著一條錯誤路線的結論，但對其政治路線還沒有明確提出疑義。這從張聞天同誌根據毛主席的發言起草的『九篇文章』在『九月會議』對蘇維埃運動後期錯誤所作批判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其實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其理論的理論，脫離群眾四字盡之矣』；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創始者與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繼承者與發展者）；其特徵是比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危害時間更長久、造成損失更慘重；其形成標誌是王明中央1931年9月20日發表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這一點，在起草歷史決議過程中，毛主席的認識又發生了變化）。此外，『九篇文章』還指出了蘇維埃運動後期在形勢估計上、在黨的策略任務上、在黨內鬥爭上，在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階級關係、土地革命、反帝鬥爭、革命戰爭等的解決上存在的錯誤，並列舉了大量的證據。」[547]
10月21日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七律《陰謀畢露》，說毛澤東陰謀謀害他，內容是：
季電力爭尚未完，王突病倒毛開顏。
令轟岩石山腰畔，直逼我窯門麵前。
日夜炮聲無止息，身心疾患更加添。
因知理屈陰謀使，危害行汙共黨員。[548]
同日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七律《病重即事和謝老原韻》，詩曰：
一身僵臥腦難停，靜瞰碧空數列星。
有病方知鍵時樂，失眠深感夢中馨。
歐亞戰息長矛盾，今昨脈評總逕庭。
寄語謝公善珍攝，食多事少自遐齡。[549]
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通過了前此中央學習組有關過去歷史的基本結論之後，毛澤東當即開始起草《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
這個草案長約兩萬字。主要觀點是：「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內，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
「左」傾路線隨時都把自己的路線冒稱為國際路線，許多文件上都可見到。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說共產國際在這個時期內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上沒有錯誤，這是有過的，並且是嚴重的；但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基本路線就是糾正李立三冒險主義的那個路線，就是反對先鋒隊不顧主客觀條件，脫離群眾，冒險激進的「左」傾機會主義，同時又反對不顧主客觀條件，脫離群眾，畏縮不前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那種路線。王明、博古、洛甫的路線並不是共產國際的路線，共產國際並沒有叫我們舉行上海暴動，又沒有叫我們號召罷操，搶劫軍糧與舉行飛行集會，又沒有叫我們強迫示威與強迫罷工，又沒有叫我們率領災民在武漢、九江、蕪湖、江北成立蘇維埃，又沒有叫我們否認革命不平衡，又沒有叫我們在華北建立蘇維埃，又沒有叫我們在廣東、江蘇、山東組織義勇軍，又沒有叫我們指揮紅軍打大城市，又沒有叫我們成天地說什麽帝國主義全體一致地進攻蘇聯，又沒有叫我們成天地說什麽國民經濟總崩潰或國民黨統治總崩潰，又沒有叫我們成天地說什麽兵變潮流普及全國，又沒有叫我們不顧實際地實行那些錯誤的脫離群眾的土地政策、勞動政策、肅反政策與文化政策，又沒有叫我們指定幾個毫無經驗的新黨員成立臨時中央這樣一件大事也不告訴大多數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一聲，就大搖大擺地壟斷一切與命令一切……又沒有叫我們幼稚得像個三歲小孩子，蠢笨得像個陝北的驢狗子，滑稽得像個魯迅的阿q，狂妄得像個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一切這些，共產國際都並沒有叫我們做過，都是我們這批堅決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老爺們自造自賣的道地貨色，這一點是斷不可以不辨的。[545]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九篇文章』表示毛主席對第三次『左』傾錯誤的認識深化了，以前沒有這樣深化。盡管裏麵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後來還有發展，但當時毛主席的這種認識是比較係統的，從毛主席的思想上來說是弄清楚了的。」[546]編寫組在幫助胡喬木寫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和「歷史草案」》稿中說：「『九篇文章』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批判，在毛主席對這條錯誤路線的認識史上，是一個巨大的跨越。」「毛主席是三十年代初最早認識並堅決抵製王明『左』傾錯誤的蘇區領導人之一。他也因此成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經常打擊的對象，被他們罵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絲毫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的『庸俗的保守主義者』，並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被排擠出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但那時毛主席並沒有認識到臨時中央領導者的錯誤是路線錯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在長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紅軍失敗的原因，得出了臨時中央領導者在軍事領導上存在著一條錯誤路線的結論，但對其政治路線還沒有明確提出疑義。這從張聞天同誌根據毛主席的發言起草的『九篇文章』在『九月會議』對蘇維埃運動後期錯誤所作批判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其實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其理論的理論，脫離群眾四字盡之矣』；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創始者與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繼承者與發展者）；其特徵是比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危害時間更長久、造成損失更慘重；其形成標誌是王明中央1931年9月20日發表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這一點，在起草歷史決議過程中，毛主席的認識又發生了變化）。此外，『九篇文章』還指出了蘇維埃運動後期在形勢估計上、在黨的策略任務上、在黨內鬥爭上，在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階級關係、土地革命、反帝鬥爭、革命戰爭等的解決上存在的錯誤，並列舉了大量的證據。」[547]
10月21日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七律《陰謀畢露》，說毛澤東陰謀謀害他，內容是：
季電力爭尚未完，王突病倒毛開顏。
令轟岩石山腰畔，直逼我窯門麵前。
日夜炮聲無止息，身心疾患更加添。
因知理屈陰謀使，危害行汙共黨員。[548]
同日 於延安中央醫院作七律《病重即事和謝老原韻》，詩曰：
一身僵臥腦難停，靜瞰碧空數列星。
有病方知鍵時樂，失眠深感夢中馨。
歐亞戰息長矛盾，今昨脈評總逕庭。
寄語謝公善珍攝，食多事少自遐齡。[549]
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討論通過了前此中央學習組有關過去歷史的基本結論之後，毛澤東當即開始起草《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
這個草案長約兩萬字。主要觀點是：「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內，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