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 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關於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與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指示電。第二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陳紹禹、博古、凱豐，表示同意共產國際指示，指出中國共產黨過去所採取的方針與國際指示是一致的。
9月12日 包括陳紹禹在內的中共七參政員，每人捐資50元，電慰香港反汪罷工工人。[384]
9月13日 周恩來到莫斯科做手術和治療，帶去王明給季米特洛夫的信。[385]
9月20日 在《新華日報》工作人員會上作《目前國內外形勢與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成績》的長篇報告。報告共分三部分：1.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政治環境和政治任務；2.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成績和意義；3.全國人民今後應有之努力。報告認為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是：「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全力對華的敵寇政策，戰降鬥爭的緊張局勢。」報告指出抗戰營壘內部還暗藏有主降派的妥協分子，他們用「散布對抗戰悲觀失望的情緒」，「挑撥國共兩黨的關係及盡力分裂國內民族團結」，「盡力作反共的言論和行動」等，來達到破壞抗戰與對敵投降的陰謀，因此對他們「不能不力加反對」。報告還指出，為加強抗戰建國力量，「必須擁護政府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必須用一切力量反對敵寇汪逆招降的陰謀」等。[386]這個報告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於9月20《新中華報》第75號，9月28日《新華日報》，《解放》周刊第89期，《抗敵報》第103期，香港時論編譯社於10月、上海先行出版社於11月、解放社於12月分別出版了單行本，並收入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9冊。[387]
9月28日 李克農就白崇禧作國際問題報告及我之對策致電王明、博古。[388]
9月 毛澤民到烏克蘭共和國著名的旅遊和療養勝地雅爾達休養，按照季米特洛夫要他寫一份全麵反映中國共產黨工作情況的報告的要求，寫出了題為《讀後感》的匯報材料，其中幾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點歷數了「左」傾錯誤路線給中共帶來的教訓。他重點剖析了「立三路線」產生的背景和基礎，一針見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縱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的真正立場，認為正是在四中全會新的「左」傾路線的指導下，在1932～1935年這一時期，黨不僅沒有清除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相反，某些忠於錯誤路線的人仍然掌握著黨的高層領導權，由此帶來一係列沉痛的教訓。在《關於對某些事實的造假和歪曲》一節中，毛澤民駁斥了王明在聯共（布）十七大上關於紅軍反「圍剿」中繳獲、俘敵以及中共黨員等極端誇大了的數字，最後得出如下結論：「我不知道王明同誌從何處得到的這些材料。如果這些材料的依據是上海黨組織的報告，那麽，這些材料毫無疑問是虛假的，是不可信的，因為上海黨組織當時被叛徒李竹聲控製。如果是這樣，王明同誌是被叛徒欺騙了。」「如果王明同誌被欺騙了，那麽他也欺騙了曼努伊爾斯基同誌，因為曼努伊爾斯基同誌在他的報告中說，他是根據王明同誌提供的材料寫的。」「總之，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都被李竹聲這個壞蛋欺騙了。除此之外，別無解釋！」[389]
10月6日 《新華日報》刊登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葉劍英、吳克堅等人寫的《哀悼吳誌堅同誌》。
10月18日 葉青撰寫《與陳紹禹論民主問題》，認為陳紹禹的《目前國內外形勢與參政會第四次大會底成績》的「錯誤之多與其字數之多成為比例。為了糾正紛歧與錯誤的思想，不能不予以批評」。[390]
10月19日 在重慶各界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在魯迅先生紀念會上的演詞》，第二天在以陳紹禹的名字《新華日報》上發表，同時發表於《群眾》第5卷第15、16期合刊。其中說：「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一個天才的政論家，一個堅強不屈的革命戰士，一個忠實模範的青年導師，同時，因為魯迅先生不但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和光榮，而且是世界文化和人類解放事業中的一顆巨星。」[391]
10月 明明書店出版毛澤東、王明的《抗日戰爭的新階段》。[392]
秋 於重慶作七絕《讓他「死不瞑目」（評蔣介石與中共代表團談的「肺腑之言」）》、七律《小官僚（聽友人說國民黨中央黨部一機關故事隨筆）》、七絕《過留侯廟》。[393]
11月4日 李立三出獄。
有的著作說：王明曾向蘇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涼的西伯利亞去，欲置李立三於死地。幸虧當時周恩來幫說話，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沒有戶口（當時蘇聯當局規定，凡坐過牢的人，戶口必須遷出莫斯科101公裏以外），沒有了黨籍，沒有職務，沒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寫文章、翻譯文學作品掙些稿費維持生活。[394]
11月中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於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的報告。[395]
l1月24日 與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康生等共同發起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並於這天召開發起人會議。[396]
11月下旬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彭德懷作的關於華北工作報告。[397]
11月 作七絕《謁黃帝陵》。[398]
12月5日 新四軍第四師《拂曉報》出版百期紀念特刊，毛澤東、劉少奇、陳紹禹，王稼祥、滕代遠、張聞天、譚政、徐海東等題詞鼓勵。[399]
9月12日 包括陳紹禹在內的中共七參政員，每人捐資50元，電慰香港反汪罷工工人。[384]
9月13日 周恩來到莫斯科做手術和治療，帶去王明給季米特洛夫的信。[385]
9月20日 在《新華日報》工作人員會上作《目前國內外形勢與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成績》的長篇報告。報告共分三部分：1.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政治環境和政治任務；2.參政會第四次大會的成績和意義；3.全國人民今後應有之努力。報告認為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是：「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全力對華的敵寇政策，戰降鬥爭的緊張局勢。」報告指出抗戰營壘內部還暗藏有主降派的妥協分子，他們用「散布對抗戰悲觀失望的情緒」，「挑撥國共兩黨的關係及盡力分裂國內民族團結」，「盡力作反共的言論和行動」等，來達到破壞抗戰與對敵投降的陰謀，因此對他們「不能不力加反對」。報告還指出，為加強抗戰建國力量，「必須擁護政府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必須用一切力量反對敵寇汪逆招降的陰謀」等。[386]這個報告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於9月20《新中華報》第75號，9月28日《新華日報》，《解放》周刊第89期，《抗敵報》第103期，香港時論編譯社於10月、上海先行出版社於11月、解放社於12月分別出版了單行本，並收入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9冊。[387]
9月28日 李克農就白崇禧作國際問題報告及我之對策致電王明、博古。[388]
9月 毛澤民到烏克蘭共和國著名的旅遊和療養勝地雅爾達休養，按照季米特洛夫要他寫一份全麵反映中國共產黨工作情況的報告的要求，寫出了題為《讀後感》的匯報材料，其中幾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點歷數了「左」傾錯誤路線給中共帶來的教訓。他重點剖析了「立三路線」產生的背景和基礎，一針見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縱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的真正立場，認為正是在四中全會新的「左」傾路線的指導下，在1932～1935年這一時期，黨不僅沒有清除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相反，某些忠於錯誤路線的人仍然掌握著黨的高層領導權，由此帶來一係列沉痛的教訓。在《關於對某些事實的造假和歪曲》一節中，毛澤民駁斥了王明在聯共（布）十七大上關於紅軍反「圍剿」中繳獲、俘敵以及中共黨員等極端誇大了的數字，最後得出如下結論：「我不知道王明同誌從何處得到的這些材料。如果這些材料的依據是上海黨組織的報告，那麽，這些材料毫無疑問是虛假的，是不可信的，因為上海黨組織當時被叛徒李竹聲控製。如果是這樣，王明同誌是被叛徒欺騙了。」「如果王明同誌被欺騙了，那麽他也欺騙了曼努伊爾斯基同誌，因為曼努伊爾斯基同誌在他的報告中說，他是根據王明同誌提供的材料寫的。」「總之，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都被李竹聲這個壞蛋欺騙了。除此之外，別無解釋！」[389]
10月6日 《新華日報》刊登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葉劍英、吳克堅等人寫的《哀悼吳誌堅同誌》。
10月18日 葉青撰寫《與陳紹禹論民主問題》，認為陳紹禹的《目前國內外形勢與參政會第四次大會底成績》的「錯誤之多與其字數之多成為比例。為了糾正紛歧與錯誤的思想，不能不予以批評」。[390]
10月19日 在重慶各界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在魯迅先生紀念會上的演詞》，第二天在以陳紹禹的名字《新華日報》上發表，同時發表於《群眾》第5卷第15、16期合刊。其中說：「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一個天才的政論家，一個堅強不屈的革命戰士，一個忠實模範的青年導師，同時，因為魯迅先生不但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和光榮，而且是世界文化和人類解放事業中的一顆巨星。」[391]
10月 明明書店出版毛澤東、王明的《抗日戰爭的新階段》。[392]
秋 於重慶作七絕《讓他「死不瞑目」（評蔣介石與中共代表團談的「肺腑之言」）》、七律《小官僚（聽友人說國民黨中央黨部一機關故事隨筆）》、七絕《過留侯廟》。[393]
11月4日 李立三出獄。
有的著作說：王明曾向蘇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涼的西伯利亞去，欲置李立三於死地。幸虧當時周恩來幫說話，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沒有戶口（當時蘇聯當局規定，凡坐過牢的人，戶口必須遷出莫斯科101公裏以外），沒有了黨籍，沒有職務，沒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寫文章、翻譯文學作品掙些稿費維持生活。[394]
11月中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於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的報告。[395]
l1月24日 與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康生等共同發起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並於這天召開發起人會議。[396]
11月下旬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彭德懷作的關於華北工作報告。[397]
11月 作七絕《謁黃帝陵》。[398]
12月5日 新四軍第四師《拂曉報》出版百期紀念特刊，毛澤東、劉少奇、陳紹禹，王稼祥、滕代遠、張聞天、譚政、徐海東等題詞鼓勵。[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