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 《新中華報》載：延安青年記者協會舉行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王明冒雨講話，提了三點要求。
6月6日 《新中華報》發表王明寫的代論《反共是日寇漢奸和投降派的陰謀》，指出「反共在日寇口中成了滅華的代名詞，在漢奸口中成了賣國與投降的賣身契」，「反共是投降派的陰謀，反共是投降派的準備」，「時局的最大危險，就是妥協投降的可能」。文章駁斥了反共的主張，批評了輕視反共、對反共坐視不理、不偏不倚的種種錯誤態度，揭露「有些人一方麵仍想繼續抗戰，另方麵又想進行反共，幻想抗戰與反共可以同時並行」，呼籲他們「及早回頭」。文章指出：「要抗戰建國，就必須聯共，要反共，結果就隻能賣國投降，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每個中國人，隻能在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懇切希望主戰派的朋友認清反共與投降問題之間的有機聯繫，「為堅決抗戰而起來打擊那些以反共去準備投降的陰謀分子」。此文同時刊載於《解放》第73期，後收入8月10日出版的《時論叢刊》第5輯，解放社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7冊。
6月8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保衛邊區問題。[360]
7月3～4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為紀念抗戰兩周年對時局宣言和致國民黨書等文件。會議決定「致國民黨書」由「毛、（王）明、周三人起草，恩來為主」。[361]
7月5日 郭沫若之父郭朝沛逝世，王明與毛澤東、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合送輓聯：「先生為有道後身，衡門潛隱，克享遐齡，明德通玄超往；哲嗣乃文壇宗匠，戎幕奮飛，共驅日寇，豐功勒石勵來。」[362]
7月7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華報》、《新華日報》發表《堅持抗戰國策克服投降危險》。文章指出武漢被占領後，日寇「主要的是著眼於逼誘中國投降」，因此，「全中國人民當前的緊急任務，就是堅持抗戰到底國策，克服妥協投降危險」。但是文章對抗戰時間的估計是過於樂觀的，談抗戰一般地來說，「大概要4年左右」，「因為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能堅持4年以上而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或經濟破產的，而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內力量和國際環境更無法支持長期的戰爭，我們已經抗戰兩年，我們差不多已走了整個抗戰和取得勝利道路的一半」。此文同時發表於《解放》周刊第75、76期合刊，《群眾》周刊第3卷第8、9期合刊，《新華日報》（華北版）號外第4期；並收入7月出版的王明著《當前時局最大的危機》，8月10日出版的《時論叢刊》第5輯，1940年6月出版的《統一》雜誌第7期，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7冊。[363]
同日 在抗戰兩周年紀念會上講話，指出投降是目前主要危險，「反共」是投降的準備。7月11日的《新中華報》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了他的《在抗戰兩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投降是目前的主要危險，「反共」是投降的準備》。
同日 廖承誌就香港政府壓迫抗日言論及請示在菲律賓等地建立辦報據點事致電王明、洛甫。[364]
7月20日前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中國女子大學。當時在中共中央分管婦女工作的王明被任命為女大校長。據《王明詩歌選集》一書中的註解說，這年春天，他就應女大校友會主席丁雪鬆等之請，並根據她的意思作了一首歌詞，經冼星海修改和譜曲後，就作為《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校歌》發給了女大同學。這首校歌的歌詞是：
我們是婦女先鋒，我們是婦女榜樣。
來自不同的四麵八方，在女大親愛地歡聚一堂。
女大是我們的母親，比母親更慈祥。
女大是我們的太陽，比太陽更光亮。
要努力學習革命方法，學習理論武裝，
學習職業技能，學習道德修養。
我們要深入農村工廠，
我們要英勇地走上戰場。
一個個鍛鍊得如鐵似鋼；
一個個鍛鍊得如鐵似鋼！
爭取民族社會和婦女的解放！[365]
7月20日 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作報告。報告共分四部分：1.為什麽要創辦女大？2.女大需要培養什麽樣的幹部？3.女大現狀。4.女大能否完成任務？主要是說明女大舉辦的意義、宗旨和介紹女大的情況。他說，為什麽要創辦女大？第一個原因是為了適應抗戰建國大時代的需要，第二個原因是根據婦女運動的特點，第三個原因為的是使中國婦女運動起一個歷史的轉變，第四個原因是為的特別提高婦女的地位。女大需要培養什麽樣的幹部？他說，從女大的簡章、校訓、校歌所標明的宗旨和方向看來，「一般地講，女大要培養的是為民族解放為社會解放為婦女解放而奮鬥的婦女幹部。特殊地講，女大要培養的是能在抗戰建國時代忠誠獻身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婦女幹部」；其次，「就是女大培養出來的幹部，不僅在革命工作革命事業方麵是優秀的婦女代表，而且在個人生活家庭生活方麵，也應當是新時代的新女性」。總而言之，女大培養出來的人才，應當具備兩方麵的特點：「一方麵，她們是不依賴男子，有獨立人格，獨立生活，獨立工作，獨立鬥爭的能力的革命女性」；「另方麵，她們是新時代的新賢妻新良母新孝女的模範。凡是女性，差不多都要經過女兒、妻子、母親這三個階段。所以，新時代的婦女，應當在社會事業社會生活中是先進革命的戰士，在個人生活家庭生活中，是高尚模範的人物」。關於女大的現狀，他說學生人數將近500人，一般生活如衣食住行與延安其他學校沒有什麽差別，與他們一樣很艱苦，各方麵還有很多的困難和缺點，課程一般地分為必修與選修兩種，教育方法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集體學習與個人專修並重」。最後他說，女大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學校，它有著共產黨的堅定的政治方向和艱苦的工作作風，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難，它有中共中央領導的熱烈關心和各方麵的愛護與幫助，經過本校工作人員和全體學生的努力，女大的成功是有保證的，定能完成任務的。此報告發表於8月8日《新中華報》及8月31日出版的《中國婦女》第1卷第3期，[366]以及7月29日出版的《新華日報》（華北版）號外第11期；並收入12月出版的《婦女運動的理論與實踐》。[367]
6月6日 《新中華報》發表王明寫的代論《反共是日寇漢奸和投降派的陰謀》，指出「反共在日寇口中成了滅華的代名詞，在漢奸口中成了賣國與投降的賣身契」，「反共是投降派的陰謀，反共是投降派的準備」，「時局的最大危險，就是妥協投降的可能」。文章駁斥了反共的主張，批評了輕視反共、對反共坐視不理、不偏不倚的種種錯誤態度，揭露「有些人一方麵仍想繼續抗戰，另方麵又想進行反共，幻想抗戰與反共可以同時並行」，呼籲他們「及早回頭」。文章指出：「要抗戰建國，就必須聯共，要反共，結果就隻能賣國投降，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每個中國人，隻能在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懇切希望主戰派的朋友認清反共與投降問題之間的有機聯繫，「為堅決抗戰而起來打擊那些以反共去準備投降的陰謀分子」。此文同時刊載於《解放》第73期，後收入8月10日出版的《時論叢刊》第5輯，解放社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7冊。
6月8日 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保衛邊區問題。[360]
7月3～4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為紀念抗戰兩周年對時局宣言和致國民黨書等文件。會議決定「致國民黨書」由「毛、（王）明、周三人起草，恩來為主」。[361]
7月5日 郭沫若之父郭朝沛逝世，王明與毛澤東、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合送輓聯：「先生為有道後身，衡門潛隱，克享遐齡，明德通玄超往；哲嗣乃文壇宗匠，戎幕奮飛，共驅日寇，豐功勒石勵來。」[362]
7月7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華報》、《新華日報》發表《堅持抗戰國策克服投降危險》。文章指出武漢被占領後，日寇「主要的是著眼於逼誘中國投降」，因此，「全中國人民當前的緊急任務，就是堅持抗戰到底國策，克服妥協投降危險」。但是文章對抗戰時間的估計是過於樂觀的，談抗戰一般地來說，「大概要4年左右」，「因為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能堅持4年以上而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或經濟破產的，而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內力量和國際環境更無法支持長期的戰爭，我們已經抗戰兩年，我們差不多已走了整個抗戰和取得勝利道路的一半」。此文同時發表於《解放》周刊第75、76期合刊，《群眾》周刊第3卷第8、9期合刊，《新華日報》（華北版）號外第4期；並收入7月出版的王明著《當前時局最大的危機》，8月10日出版的《時論叢刊》第5輯，1940年6月出版的《統一》雜誌第7期，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7冊。[363]
同日 在抗戰兩周年紀念會上講話，指出投降是目前主要危險，「反共」是投降的準備。7月11日的《新中華報》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了他的《在抗戰兩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投降是目前的主要危險，「反共」是投降的準備》。
同日 廖承誌就香港政府壓迫抗日言論及請示在菲律賓等地建立辦報據點事致電王明、洛甫。[364]
7月20日前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中國女子大學。當時在中共中央分管婦女工作的王明被任命為女大校長。據《王明詩歌選集》一書中的註解說，這年春天，他就應女大校友會主席丁雪鬆等之請，並根據她的意思作了一首歌詞，經冼星海修改和譜曲後，就作為《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校歌》發給了女大同學。這首校歌的歌詞是：
我們是婦女先鋒，我們是婦女榜樣。
來自不同的四麵八方，在女大親愛地歡聚一堂。
女大是我們的母親，比母親更慈祥。
女大是我們的太陽，比太陽更光亮。
要努力學習革命方法，學習理論武裝，
學習職業技能，學習道德修養。
我們要深入農村工廠，
我們要英勇地走上戰場。
一個個鍛鍊得如鐵似鋼；
一個個鍛鍊得如鐵似鋼！
爭取民族社會和婦女的解放！[365]
7月20日 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作報告。報告共分四部分：1.為什麽要創辦女大？2.女大需要培養什麽樣的幹部？3.女大現狀。4.女大能否完成任務？主要是說明女大舉辦的意義、宗旨和介紹女大的情況。他說，為什麽要創辦女大？第一個原因是為了適應抗戰建國大時代的需要，第二個原因是根據婦女運動的特點，第三個原因為的是使中國婦女運動起一個歷史的轉變，第四個原因是為的特別提高婦女的地位。女大需要培養什麽樣的幹部？他說，從女大的簡章、校訓、校歌所標明的宗旨和方向看來，「一般地講，女大要培養的是為民族解放為社會解放為婦女解放而奮鬥的婦女幹部。特殊地講，女大要培養的是能在抗戰建國時代忠誠獻身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婦女幹部」；其次，「就是女大培養出來的幹部，不僅在革命工作革命事業方麵是優秀的婦女代表，而且在個人生活家庭生活方麵，也應當是新時代的新女性」。總而言之，女大培養出來的人才，應當具備兩方麵的特點：「一方麵，她們是不依賴男子，有獨立人格，獨立生活，獨立工作，獨立鬥爭的能力的革命女性」；「另方麵，她們是新時代的新賢妻新良母新孝女的模範。凡是女性，差不多都要經過女兒、妻子、母親這三個階段。所以，新時代的婦女，應當在社會事業社會生活中是先進革命的戰士，在個人生活家庭生活中，是高尚模範的人物」。關於女大的現狀，他說學生人數將近500人，一般生活如衣食住行與延安其他學校沒有什麽差別，與他們一樣很艱苦，各方麵還有很多的困難和缺點，課程一般地分為必修與選修兩種，教育方法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集體學習與個人專修並重」。最後他說，女大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學校，它有著共產黨的堅定的政治方向和艱苦的工作作風，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難，它有中共中央領導的熱烈關心和各方麵的愛護與幫助，經過本校工作人員和全體學生的努力，女大的成功是有保證的，定能完成任務的。此報告發表於8月8日《新中華報》及8月31日出版的《中國婦女》第1卷第3期，[366]以及7月29日出版的《新華日報》（華北版）號外第11期；並收入12月出版的《婦女運動的理論與實踐》。[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