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民黨內存在不存在法西斯蒂的問題，報告也改變了過去的看法，指出：「中國雖然今天沒有明目張膽的法西斯組織，但是確有一小部分人相當地受了外國法西斯思想的渲染，有時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自命為法西斯蒂的學徒——至少是法西斯的手段和方法的學習者。正因為如此，不僅有些局外人有時不免把他們看作是中國法西斯蒂派的分子，而且他們本身也時常過著思想混亂和行為矛盾的生活……我們誠懇地希望和忠告他們說：你們之中許多人是勇敢有為的青年，應該趕快從這種思想混亂和言行矛盾的環境中解脫出來，換句話說，應該毅然拋棄那些反民族解放和反社會進化的反動的法西斯思想，誠誠懇懇做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300]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在這個報告中也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中國化的問題。他說：「馬列主義理論中國化問題——馬列主義理論民族化，即是將馬列主義具體應用於中國，是完全對的。的確，隻有使馬列主義深廣的中國化，成為中國人民血肉至親的東西，成為中國歷史發展和社會進化的必然產物，成為繼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從孔子到孫中山），才能夠真正家喻戶曉和深入人心。季米特洛夫在國際七次大會上對此問題指示的重要，毛、洛報告提出的全對。同時，要注意以下幾點」：（1）「首先必須學習馬列主義——不僅政治理論，而且軍事理論；隻有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然後才能運用和民族化」；（2）「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煩瑣哲學代替唯物辯證法」；（4）「不能以中國舊文化學說來曲解馬列主義，而要以馬列主義來了解和開發中國文化」；（5）「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運用。具體例子，聯邦共產黨經驗的國際意義（列寧說布爾塞維克主義原則對於各國均是適用的）……」。[301]
但是，王明在這個報告中，仍然繼續宣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口號，並說「毛、洛均指出，我們要做模範，即是：一方麵我們要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戰利益，一切為著抗戰勝利』的原則，對友黨、友軍採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裏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302]王明後來在《中共半世紀》中卻說：他在這次會上「批判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中提出的錯誤路線」。[303]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同誌在會上作了《論武漢失守後的抗戰形勢》的發言。他根據列寧主義關於被壓迫民族進行反帝民族國民戰爭的必然性、進步性和可能勝利的條件，說明擁有幾萬萬人口，又得到社會主義蘇聯的援助的中國人民隻要堅持對日作戰，最後一定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他批判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中提出的錯誤路線。」[304]
10月25日前[305] 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請陳紹禹、林伯渠、吳玉章速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306]
10月25日 與吳玉章、林伯渠上午10時由西安飛抵成都。晚8時各報社、通訊社記者二十餘人同往拜謁，王明作了較「詳盡之談話」，各報同時發表。[307]
劉文輝在其《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中說：「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等由陝北去漢口[308]參加國民黨參政會會議，途經成都，與我會麵於我方正街住所。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誌第一次正式接觸。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逆流泛濫於國民黨的權貴之中，抗日形勢非常險惡，所以我們這次的話題也是以如何團結地方力量，堅持抗日戰爭，反對蔣介石投降妥協為中心。從他們三人的談話中，我已初步了解了黨的抗日救國方針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策；同時我也把自己反對蔣政權和擁護中共抗日方針的態度向他們作了明確的表示。經過這次會晤，我同黨相互間有了了解，為我進一步親共開闢了一條坦途。」[309]有的著作還說：「1938年夏以後，中共領導人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和周恩來先後會見劉文輝，致使劉文輝與共產黨的關係變得密切，中央在他的部隊設立電台，與延安直接通報。」[310]
王明等人在成都期間，還會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副主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311]
10月26日 與吳玉章、林伯渠從成都轉赴重慶。[312]
10月28日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在重慶召開。王明與博古、林伯渠、吳玉章參加了這次會議。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中說：「我在六中〈全會〉發過言，並根據政治局決定起草六中〈全會〉決議草案後，離開六中全會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313]
秋 於重慶與黃任之談八路軍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問題時，應黃之請賦《太行山抗日根據地》七絕一首。[314]
11月1日 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通過王明等73人提出的《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緊全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案》，有王明參加的胡景伊等44人提出的《擁護蔣委員長持久抗戰宣言案》，以及有王明參加的王造時等66人提出的《參政會應發表宣言，擁護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並號召全國同胞，一致奮起繼續抗戰，以爭取最後勝利案》，《新華日報》於第二天全部刊載。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在這個報告中也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中國化的問題。他說：「馬列主義理論中國化問題——馬列主義理論民族化，即是將馬列主義具體應用於中國，是完全對的。的確，隻有使馬列主義深廣的中國化，成為中國人民血肉至親的東西，成為中國歷史發展和社會進化的必然產物，成為繼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從孔子到孫中山），才能夠真正家喻戶曉和深入人心。季米特洛夫在國際七次大會上對此問題指示的重要，毛、洛報告提出的全對。同時，要注意以下幾點」：（1）「首先必須學習馬列主義——不僅政治理論，而且軍事理論；隻有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然後才能運用和民族化」；（2）「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煩瑣哲學代替唯物辯證法」；（4）「不能以中國舊文化學說來曲解馬列主義，而要以馬列主義來了解和開發中國文化」；（5）「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運用。具體例子，聯邦共產黨經驗的國際意義（列寧說布爾塞維克主義原則對於各國均是適用的）……」。[301]
但是，王明在這個報告中，仍然繼續宣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口號，並說「毛、洛均指出，我們要做模範，即是：一方麵我們要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戰利益，一切為著抗戰勝利』的原則，對友黨、友軍採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裏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302]王明後來在《中共半世紀》中卻說：他在這次會上「批判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中提出的錯誤路線」。[303]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同誌在會上作了《論武漢失守後的抗戰形勢》的發言。他根據列寧主義關於被壓迫民族進行反帝民族國民戰爭的必然性、進步性和可能勝利的條件，說明擁有幾萬萬人口，又得到社會主義蘇聯的援助的中國人民隻要堅持對日作戰，最後一定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他批判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中提出的錯誤路線。」[304]
10月25日前[305] 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請陳紹禹、林伯渠、吳玉章速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306]
10月25日 與吳玉章、林伯渠上午10時由西安飛抵成都。晚8時各報社、通訊社記者二十餘人同往拜謁，王明作了較「詳盡之談話」，各報同時發表。[307]
劉文輝在其《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中說：「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等由陝北去漢口[308]參加國民黨參政會會議，途經成都，與我會麵於我方正街住所。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誌第一次正式接觸。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逆流泛濫於國民黨的權貴之中，抗日形勢非常險惡，所以我們這次的話題也是以如何團結地方力量，堅持抗日戰爭，反對蔣介石投降妥協為中心。從他們三人的談話中，我已初步了解了黨的抗日救國方針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策；同時我也把自己反對蔣政權和擁護中共抗日方針的態度向他們作了明確的表示。經過這次會晤，我同黨相互間有了了解，為我進一步親共開闢了一條坦途。」[309]有的著作還說：「1938年夏以後，中共領導人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和周恩來先後會見劉文輝，致使劉文輝與共產黨的關係變得密切，中央在他的部隊設立電台，與延安直接通報。」[310]
王明等人在成都期間，還會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副主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311]
10月26日 與吳玉章、林伯渠從成都轉赴重慶。[312]
10月28日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在重慶召開。王明與博古、林伯渠、吳玉章參加了這次會議。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中說：「我在六中〈全會〉發過言，並根據政治局決定起草六中〈全會〉決議草案後，離開六中全會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313]
秋 於重慶與黃任之談八路軍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問題時，應黃之請賦《太行山抗日根據地》七絕一首。[314]
11月1日 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通過王明等73人提出的《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緊全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案》，有王明參加的胡景伊等44人提出的《擁護蔣委員長持久抗戰宣言案》，以及有王明參加的王造時等66人提出的《參政會應發表宣言，擁護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並號召全國同胞，一致奮起繼續抗戰，以爭取最後勝利案》，《新華日報》於第二天全部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