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回去後把這種情況告訴了毛澤東。所以毛澤東不準王稼祥先在中央政治局會上通知，而隻能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通知。王稼祥就這樣辦了。所以毛澤東在1949年春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稼祥有兩大功勞：一是遵義會議時助毛反博；二是六中全會時助毛反王。」
但是，1945年中共七大時，毛澤東還是把王稼祥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都取消了，隻給他留了一個候補中央委員。所以七大後（1945年秋）某日，我到王家坪（當時八路軍總政治部所在地）去討論憲法起草工作時，王稼祥就把上述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提出經過告訴了我。他說他回來後把這種情況告訴了毛澤東時，毛澤東說：「不必先在政治局會上通知，而你在六中全會上就說是季米特洛夫提的，其他一句多的話也不要說。」王稼祥就這樣辦了！而毛澤東事前知道重慶什麽時候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所以要我們將去初期開會的人先在六中全會上發言，等我們離開全會時才叫王稼祥通知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因此從1938年10月—11月初六屆六中全會到1941年9月開始「整風」前，毛澤東就實際上作了總書記了。[286]
但是，王明的這個回憶並不可信。第一，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前是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王稼祥作的《國際指示報告》也是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王明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第二，王明說曼努伊爾斯基「哭著」向季米特洛夫要求選毛澤東做總書記，這也不可能；第三，王明說曼努伊爾斯基找季米特洛夫的情況是另外一個人告訴他的，那個人怎麽會知道曼努伊爾斯基與季米特洛夫的談話，以及曼努伊爾斯基、季米特洛夫與王稼祥的談話呢？
9月17日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就關於國民黨對中共在淪陷區域內的活動對策致電王明、周恩來、博古。[287]
9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政治報告，一共講了五個問題：（一）一年來中日戰爭的基本總結；（二）目前抗戰形勢與保衛武漢問題；（三）怎樣持久抗戰與爭取最後勝利；（四）新工作條件下的中國共產黨；（五）抗戰前途與民主共和國問題。這個報告與他以前的報告、文章相比，內容上有不少改變，如開始改變速勝論的觀點，也主張持久戰，認為「非長期抗戰不能勝利，即是說非擊破日本速決戰的計劃，以長期持久戰去消耗敵人，逐漸地消滅敵人，不能達到最後反攻的勝利」；不再貶低遊擊戰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提出戰略上要「以運動戰遊擊戰為主，以陣地戰為輔的方針，來進行持久的戰鬥」；「應變敵人後方為前線，創造新的抗日根據地」；「敵人深入中國領土幾千裏，我們應在敵人後方要道保留必要數量的軍隊，組織發動廣大民眾，發動遊擊戰爭，給敵人以極大困難，調動更多的部隊，配合正麵作戰」；並說「建立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這一年得來的偉大成績，同時並證明平原遊擊戰也可存在和發展成為根據地」。報告還提出，國共合作的更大責任還在國民黨，現在許多壞現象應停止、糾正，在合作中應「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中共應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但是，王明在這個報告中繼續強調保衛大武漢的特殊意義，宣揚軍隊的「統一」等等。
9月24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長篇發言，著重論述了統一戰線中統一與鬥爭的辯證關係，他說：「統一戰線下，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鬥爭的原則，因為鬥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鬥爭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適合情況的鬥爭是需要的，對付頑固分子，推動他們進步是必要的。」[288]
9月26日 凱豐、董必武、葉劍英就關於撤離武漢之計劃致電王明、周恩來、秦邦憲並中央書記處。
9月27日 鑑於王明在1937年12月會議以來一係列嚴重違背組織原則的做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建議在六中全會上通過一個中央工作規則。[289]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明參加了會議，並被選為主席團委員。
9月至年底 為勤務員和劉少奇秘書打架事致信劉少奇，說要給其秘書「一個處分」。
中央黨校第一部王為群於1943年11月16日寫的《知道王明的幾件事》說：三八年時，少奇同誌的秘書到中央禮堂看戲，王明同誌的勤務員亦來看戲，兩人因座位問題吵鬧起來。王明同誌的勤務員拿著凳子要打少奇同誌的秘書，而為他一擋，撞了勤務員的頭了。王明聽說此事後大發雷霆，即寫了一封信給少奇同誌，說他的那個秘書如何不好，將他勤務員的頭打破，怎樣稱個共產黨員？要給一個處分等。少奇同誌即交由我們總支委處理。我們很感為難，認為王明同誌隻聽一麵之詞就說得如此嚴重，會使下級不好工作的。
10月2日[290] 與周恩來、秦邦憲、凱豐、葉劍英、董必武致電葉挺、項英暨全體指戰員，祝賀新四軍建軍一周年。[291]
10月4日 周恩來將毛澤東、王明信件送交蔣介石，然後詳細介紹了剛剛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堅持抗戰和發展統一戰線問題的看法。[292]
10月10日 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開幕，王明等出席了會議。[293]
但是，1945年中共七大時，毛澤東還是把王稼祥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都取消了，隻給他留了一個候補中央委員。所以七大後（1945年秋）某日，我到王家坪（當時八路軍總政治部所在地）去討論憲法起草工作時，王稼祥就把上述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提出經過告訴了我。他說他回來後把這種情況告訴了毛澤東時，毛澤東說：「不必先在政治局會上通知，而你在六中全會上就說是季米特洛夫提的，其他一句多的話也不要說。」王稼祥就這樣辦了！而毛澤東事前知道重慶什麽時候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所以要我們將去初期開會的人先在六中全會上發言，等我們離開全會時才叫王稼祥通知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因此從1938年10月—11月初六屆六中全會到1941年9月開始「整風」前，毛澤東就實際上作了總書記了。[286]
但是，王明的這個回憶並不可信。第一，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前是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王稼祥作的《國際指示報告》也是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王明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第二，王明說曼努伊爾斯基「哭著」向季米特洛夫要求選毛澤東做總書記，這也不可能；第三，王明說曼努伊爾斯基找季米特洛夫的情況是另外一個人告訴他的，那個人怎麽會知道曼努伊爾斯基與季米特洛夫的談話，以及曼努伊爾斯基、季米特洛夫與王稼祥的談話呢？
9月17日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就關於國民黨對中共在淪陷區域內的活動對策致電王明、周恩來、博古。[287]
9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政治報告，一共講了五個問題：（一）一年來中日戰爭的基本總結；（二）目前抗戰形勢與保衛武漢問題；（三）怎樣持久抗戰與爭取最後勝利；（四）新工作條件下的中國共產黨；（五）抗戰前途與民主共和國問題。這個報告與他以前的報告、文章相比，內容上有不少改變，如開始改變速勝論的觀點，也主張持久戰，認為「非長期抗戰不能勝利，即是說非擊破日本速決戰的計劃，以長期持久戰去消耗敵人，逐漸地消滅敵人，不能達到最後反攻的勝利」；不再貶低遊擊戰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提出戰略上要「以運動戰遊擊戰為主，以陣地戰為輔的方針，來進行持久的戰鬥」；「應變敵人後方為前線，創造新的抗日根據地」；「敵人深入中國領土幾千裏，我們應在敵人後方要道保留必要數量的軍隊，組織發動廣大民眾，發動遊擊戰爭，給敵人以極大困難，調動更多的部隊，配合正麵作戰」；並說「建立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這一年得來的偉大成績，同時並證明平原遊擊戰也可存在和發展成為根據地」。報告還提出，國共合作的更大責任還在國民黨，現在許多壞現象應停止、糾正，在合作中應「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中共應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但是，王明在這個報告中繼續強調保衛大武漢的特殊意義，宣揚軍隊的「統一」等等。
9月24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長篇發言，著重論述了統一戰線中統一與鬥爭的辯證關係，他說：「統一戰線下，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鬥爭的原則，因為鬥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鬥爭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適合情況的鬥爭是需要的，對付頑固分子，推動他們進步是必要的。」[288]
9月26日 凱豐、董必武、葉劍英就關於撤離武漢之計劃致電王明、周恩來、秦邦憲並中央書記處。
9月27日 鑑於王明在1937年12月會議以來一係列嚴重違背組織原則的做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建議在六中全會上通過一個中央工作規則。[289]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明參加了會議，並被選為主席團委員。
9月至年底 為勤務員和劉少奇秘書打架事致信劉少奇，說要給其秘書「一個處分」。
中央黨校第一部王為群於1943年11月16日寫的《知道王明的幾件事》說：三八年時，少奇同誌的秘書到中央禮堂看戲，王明同誌的勤務員亦來看戲，兩人因座位問題吵鬧起來。王明同誌的勤務員拿著凳子要打少奇同誌的秘書，而為他一擋，撞了勤務員的頭了。王明聽說此事後大發雷霆，即寫了一封信給少奇同誌，說他的那個秘書如何不好，將他勤務員的頭打破，怎樣稱個共產黨員？要給一個處分等。少奇同誌即交由我們總支委處理。我們很感為難，認為王明同誌隻聽一麵之詞就說得如此嚴重，會使下級不好工作的。
10月2日[290] 與周恩來、秦邦憲、凱豐、葉劍英、董必武致電葉挺、項英暨全體指戰員，祝賀新四軍建軍一周年。[291]
10月4日 周恩來將毛澤東、王明信件送交蔣介石，然後詳細介紹了剛剛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堅持抗戰和發展統一戰線問題的看法。[292]
10月10日 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開幕，王明等出席了會議。[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