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上旬 中共中央要長江局在《新華日報》上刊登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但王明等藉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後中共中央要他們分期登載，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於同樣的原因，《群眾》周刊也未刊載。以後，隻是在《新群叢書》中作為第15種出了個單行本。1941年10月初，毛澤東在與王明談話時對王明的這個做法提出批評。10月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中搪塞說：「我對這小冊子隻有兩點不同意見的，一點是認為西安蘭州會失守，另一點是國際援助問題」，根本不承認他不同意關於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結論。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當有的同誌再次批評他時，他在3月7日的發言中更把拒不刊登《論持久戰》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說什麽好像他是同意發表的，不同意的隻是別人，對《新華日報》不刊登《論持久戰》一事，他沒有任何責任！但很多材料說明，不同意《論持久戰》觀點的正是王明本人。晚年他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這篇文章在延安發表後，毛澤東曾把它送到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該報編輯部是由我領導的）。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誌一致不同意這篇論文的內容，因為它的主要方針是對日消極抗戰和坐待日本進攻蘇聯。這是既不合乎中國的民族利益，也不合乎中共的國際責任的……因而我們決定不把《論持久戰》一文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此外，我曾把我們對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的意見，請當時在武漢的一位蘇聯同誌轉告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季米特洛夫同誌下令不準該文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240]
有的學者認為，王明那時不在《新華日報》發表《論持久戰》，並不是對毛澤東的不尊重。文章說：「1938年7月，正是武漢會戰的關鍵時刻，我廣大愛國官兵正與敵人浴血奮戰，此時應該宣傳的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民族精神、奮鬥精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犧牲精神，來激發鬥誌，鼓舞士氣，而抗戰前期失敗不可避免的理性分析顯然不符合當時的氣氛。所以當時《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主要刊登的是鼓動軍民保衛大武漢的社論、文章和報導。當然到8月下旬，知道武漢失守已經不可避免的時候，就需要鎮定人民的情緒，不致因為一時的失敗而對前途悲觀絕望，此時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理性分析顯然就是鼓舞人民長期奮鬥的最好的精神食糧了。所以王明馬上就大張旗鼓地宣傳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專門出了單行本，並在8月的《新華日報》上刊登了37次gg，並將它譽為『劃時代的重要文獻』、『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指南』。」[241]
7月12日 在國民參政會上作《關於「擁護國民黨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提案」底說明》，第二天以陳紹禹的名字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提出此案的意義、基本內容、抗戰建國綱領與其他黨派綱領的關係等。此文又名《國共合作在發展和加強》，同時發表於《群眾》周刊第2卷第6、7期合刊，《解放》周刊第48期，《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0期，並曾收入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6冊。
7月中旬 據有的著作說：武漢黨組織召集部分工廠支部負責人開會，有人提出把工人組織到農村去打遊擊，王明卻說「軍隊幹部派不出來，打遊擊不行」。
長期以來，很多論著認為在王明的影響下，武漢黨組織對動員工人到農村打遊擊的工作，抓得不及時，不得力，使華中地區的敵後遊擊戰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但有的論著認為：「這種看法是對歷史的歪曲，不符合王明的實際」；王明到武漢雖然主要是為了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但對這方麵的工作也是重視的，「王明是擁護支持遊擊戰爭的，華中遊擊戰爭的開展是迅速的，華中遊擊戰爭的迅速開展與王明的支持是分不開的，這是王明對待遊擊戰爭的主流。當然也可以找到王明對開展遊擊戰爭一些缺點和錯誤，但是不是主流。因之過去對王明『反對遊擊戰爭』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以推翻，以恢復王明和華中遊擊戰爭的本來麵目」。[242]
7月13日 《新華日報》、《雪梨華人報》刊登王明的《國共合作的發展和鞏固》，此文還發表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0期。
7月30日 與周恩來、博古、凱豐致電毛澤東、洛甫、陳雲、康生、胡服[243]並林伯渠、任弼時轉馮文彬：「對於以西北青救代替民先、取消民先問題，我們有不同的意見，提議在政治局會議以前各地青年工作照舊進行，停止取消民先的言論和行動。」[244]
7月 撰寫《用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一文，希望文藝界同仁「抗敵不忘文藝，文藝為著抗敵，工作不忘創作」。此文以陳紹禹的名字收入1938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集》。
同月 漢口中國出版社出版《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集》一書。[245]
同月 繼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前去匯報工作的任弼時談話。
王稼祥在1968年寫的《我的履歷》中回憶說：「他（季米特洛夫）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246]
有的學者認為，王明那時不在《新華日報》發表《論持久戰》，並不是對毛澤東的不尊重。文章說：「1938年7月，正是武漢會戰的關鍵時刻，我廣大愛國官兵正與敵人浴血奮戰，此時應該宣傳的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民族精神、奮鬥精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犧牲精神，來激發鬥誌，鼓舞士氣，而抗戰前期失敗不可避免的理性分析顯然不符合當時的氣氛。所以當時《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主要刊登的是鼓動軍民保衛大武漢的社論、文章和報導。當然到8月下旬，知道武漢失守已經不可避免的時候，就需要鎮定人民的情緒，不致因為一時的失敗而對前途悲觀絕望，此時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理性分析顯然就是鼓舞人民長期奮鬥的最好的精神食糧了。所以王明馬上就大張旗鼓地宣傳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專門出了單行本，並在8月的《新華日報》上刊登了37次gg，並將它譽為『劃時代的重要文獻』、『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指南』。」[241]
7月12日 在國民參政會上作《關於「擁護國民黨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提案」底說明》，第二天以陳紹禹的名字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提出此案的意義、基本內容、抗戰建國綱領與其他黨派綱領的關係等。此文又名《國共合作在發展和加強》，同時發表於《群眾》周刊第2卷第6、7期合刊，《解放》周刊第48期，《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0期，並曾收入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6冊。
7月中旬 據有的著作說：武漢黨組織召集部分工廠支部負責人開會，有人提出把工人組織到農村去打遊擊，王明卻說「軍隊幹部派不出來，打遊擊不行」。
長期以來，很多論著認為在王明的影響下，武漢黨組織對動員工人到農村打遊擊的工作，抓得不及時，不得力，使華中地區的敵後遊擊戰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但有的論著認為：「這種看法是對歷史的歪曲，不符合王明的實際」；王明到武漢雖然主要是為了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但對這方麵的工作也是重視的，「王明是擁護支持遊擊戰爭的，華中遊擊戰爭的開展是迅速的，華中遊擊戰爭的迅速開展與王明的支持是分不開的，這是王明對待遊擊戰爭的主流。當然也可以找到王明對開展遊擊戰爭一些缺點和錯誤，但是不是主流。因之過去對王明『反對遊擊戰爭』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以推翻，以恢復王明和華中遊擊戰爭的本來麵目」。[242]
7月13日 《新華日報》、《雪梨華人報》刊登王明的《國共合作的發展和鞏固》，此文還發表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0期。
7月30日 與周恩來、博古、凱豐致電毛澤東、洛甫、陳雲、康生、胡服[243]並林伯渠、任弼時轉馮文彬：「對於以西北青救代替民先、取消民先問題，我們有不同的意見，提議在政治局會議以前各地青年工作照舊進行，停止取消民先的言論和行動。」[244]
7月 撰寫《用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一文，希望文藝界同仁「抗敵不忘文藝，文藝為著抗敵，工作不忘創作」。此文以陳紹禹的名字收入1938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集》。
同月 漢口中國出版社出版《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集》一書。[245]
同月 繼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前去匯報工作的任弼時談話。
王稼祥在1968年寫的《我的履歷》中回憶說：「他（季米特洛夫）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