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新華日報》刊登xx先生給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的一封信。信中揭露：「國共兩黨正親密合作共同抵禦民族公敵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際，此地襄陽中學裏麵，突然發現一種驚人傳單，標題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解放周刊〉看共產黨的真麵目》，後麵註明『歡迎傳閱』等字樣，但沒有下款。這種傳單究竟何人、何黨、何派、哪一機關印發的，完全沒有人負責。」「及細看傳單內容，完全是破壞統一，破壞抗日，破壞國共合作。」[205]
5月13日 毛澤東致電陳紹禹、周恩來、博古、凱豐，指出「《大公報》否認持久戰，提出『準決戰』的論調是不妥的。徐州決戰隻應該是某種程度的戰役決戰，而不是應該看作戰略決戰。必須準備在徐州決戰失敗後，仍有充分力量，為保衛武漢而戰」。[206]
5月14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長江局、東南局及項英，發出《關於新四軍行動方針的指示》，指出：「根據華北經驗，在目前形勢下，在敵人的廣大後方，即使是平原地區，極便利於我們的遊擊活動與根據地的創造。我們在那裏更能自由的發展與擴大自己的力量與影響。」因此，「新四軍正應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機，主動的、積極的深入到敵人後方去，以自己靈活堅決的行動，模範的紀律與群眾工作，大大的去發動與組織群眾，建立地方黨，組織與團結無數的遊擊隊在自己的周圍，擴大自己，堅強自己，解決自己的武裝與給養，在大江以南，創立一些模範的遊擊根據地，以建立新四軍的威信，擴大新四軍的影響」。[207]
同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陳紹禹、周恩來、博古、凱豐、林伯渠、伍雲甫，發出《中央關於防備國民黨用各種組織形式派人來破壞邊區的指示》，指出：近來彼方用經濟的文化的衛生的各種組織形式派多人來邊區，其總企圖是破壞邊區，因此請注意：（一）「介紹人進來須經過考查，別有用意者設法拒絕」；（二）「用各種形式來邊區工作者，告以必須得邊區政府或留守處同意，受邊區政府或留守處指揮，否則不負招待及保護之責」。
5月15日 與周恩來、博古電請蔣介石不惜任何犧牲堅決保衛武漢。電文中說：必要時，當以武裝工人，負防禦任務，俾不讓馬德裏工人防守西班牙城之事跡得專美於前。「對於能否保障武漢之問題，吾人可答之曰『當然能』。蓋以大軍數百萬，若幹武裝民眾，及素有革命歷史之武漢工人等力量，當可保衛武漢而無虞，何況該處地勢而極利於華軍耶！」[208]
5月17日 任弼時又對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作了說明和補充。其中肯定了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及發布的宣言，指出「這使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在基本上有了一些進步：如建立兩黨委員會，準許我黨公開在武漢辦日報，周恩來同誌被邀請為中央政治部副部長等」，肯定了王明起草的《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209]
5月18日 與周恩來、博古寫出《答覆xx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在21日的《新華日報》上登出。信中說：「關於『從共產黨機關報《解放周刊》看共產黨的真麵目』一傳單在今年1月間，已在西安散布，後來時有增補。最近在長沙、常德、廣州、武漢、重慶各地均發現此一傳單。正因為該傳單沒有署名何人、何黨、何派、哪一個機關印發的，所以未置答辯。」「從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中，也可看出散發這種傳單的陰謀何在。」「散發這種傳單的行動，無非企圖破壞抗戰，破壞統一戰線，挑撥國共的合作關係。不管印發人的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隻能有利於日寇。」「我們希望這些人能夠停止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動，有什麽問題盡可能公開討論共同商量。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不但不足以損害共產黨的威信，而且恰好激起人民對於他們自己的不良反感。」「我們希望政府對這些人深加勸責，同時希望全國人士當發現這些人的這種幼稚行動時，亦須當麵批評，善意規勸，使其深明大義，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210]此信後收入向愚編、戰時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抗戰文選》第7集。
5月20日 孟慶樹與鄧穎超參加宋美齡在廬山召開的婦女座談會，並作了《關於陝甘寧邊區婦女運動概況》的發言。會上決定把1936年2月10日在南京成立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擴大改組為全國婦女組織的總機構。
5月21日 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並告陳紹禹、周恩來、葉劍英，說徐州失守後，河南將迅入敵手，武漢危急，要準備向豫皖蘇魯敵後發展。[211]
5月22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給長江局的指示》，指出：徐州失守後，對長江以北的工作，我們有以下建議：（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領導津浦路以西、平漢路以東、浦信公路以南的廣大地區的工作；將現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幹部，大部派去，加強省委與各主要地區的工作。該省委的中心任務，是武裝民眾，準備與發動遊擊戰爭，有計劃地建立幾個基幹遊擊隊與遊擊區；用一切力量爭取高敬亭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使之成為這一區域的主力。（二）即指示河南省委，動員平漢、隴海兩鐵路線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學生、工人、革命分子到鄉村中去，組織與領導群眾，準備與發動遊擊戰爭，組織遊擊隊，建立遊擊區。（三）應大批動員住在武漢的鄂豫皖三省的學生、失業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鄉去，領導保衛家鄉與反抗暴日的遊擊戰爭；應鼓勵集中在武漢的人才大批地到長江以北的鄉村中去工作。長江局應有計劃地分配黨員到這些地方，建立各地黨的領導機關，大大發展黨的工作與黨的組織。為此目的，武漢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損失是不應顧惜的。（四）漢水流域黨的工作，應有必要的布置。（五）在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內，即應建立一個能獨立領導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務，為發展遊擊戰爭。江蘇省委即應派一些得力幹部去，並應從上海有係統的動員學生、工人、積極分子、革命分子、黨員，到那裏去工作。[212]
5月13日 毛澤東致電陳紹禹、周恩來、博古、凱豐，指出「《大公報》否認持久戰，提出『準決戰』的論調是不妥的。徐州決戰隻應該是某種程度的戰役決戰，而不是應該看作戰略決戰。必須準備在徐州決戰失敗後，仍有充分力量，為保衛武漢而戰」。[206]
5月14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長江局、東南局及項英，發出《關於新四軍行動方針的指示》，指出：「根據華北經驗，在目前形勢下，在敵人的廣大後方，即使是平原地區，極便利於我們的遊擊活動與根據地的創造。我們在那裏更能自由的發展與擴大自己的力量與影響。」因此，「新四軍正應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機，主動的、積極的深入到敵人後方去，以自己靈活堅決的行動，模範的紀律與群眾工作，大大的去發動與組織群眾，建立地方黨，組織與團結無數的遊擊隊在自己的周圍，擴大自己，堅強自己，解決自己的武裝與給養，在大江以南，創立一些模範的遊擊根據地，以建立新四軍的威信，擴大新四軍的影響」。[207]
同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陳紹禹、周恩來、博古、凱豐、林伯渠、伍雲甫，發出《中央關於防備國民黨用各種組織形式派人來破壞邊區的指示》，指出：近來彼方用經濟的文化的衛生的各種組織形式派多人來邊區，其總企圖是破壞邊區，因此請注意：（一）「介紹人進來須經過考查，別有用意者設法拒絕」；（二）「用各種形式來邊區工作者，告以必須得邊區政府或留守處同意，受邊區政府或留守處指揮，否則不負招待及保護之責」。
5月15日 與周恩來、博古電請蔣介石不惜任何犧牲堅決保衛武漢。電文中說：必要時，當以武裝工人，負防禦任務，俾不讓馬德裏工人防守西班牙城之事跡得專美於前。「對於能否保障武漢之問題，吾人可答之曰『當然能』。蓋以大軍數百萬，若幹武裝民眾，及素有革命歷史之武漢工人等力量，當可保衛武漢而無虞，何況該處地勢而極利於華軍耶！」[208]
5月17日 任弼時又對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作了說明和補充。其中肯定了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及發布的宣言，指出「這使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在基本上有了一些進步：如建立兩黨委員會，準許我黨公開在武漢辦日報，周恩來同誌被邀請為中央政治部副部長等」，肯定了王明起草的《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209]
5月18日 與周恩來、博古寫出《答覆xx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在21日的《新華日報》上登出。信中說：「關於『從共產黨機關報《解放周刊》看共產黨的真麵目』一傳單在今年1月間，已在西安散布，後來時有增補。最近在長沙、常德、廣州、武漢、重慶各地均發現此一傳單。正因為該傳單沒有署名何人、何黨、何派、哪一個機關印發的，所以未置答辯。」「從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中，也可看出散發這種傳單的陰謀何在。」「散發這種傳單的行動，無非企圖破壞抗戰，破壞統一戰線，挑撥國共的合作關係。不管印發人的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隻能有利於日寇。」「我們希望這些人能夠停止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動，有什麽問題盡可能公開討論共同商量。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不但不足以損害共產黨的威信，而且恰好激起人民對於他們自己的不良反感。」「我們希望政府對這些人深加勸責，同時希望全國人士當發現這些人的這種幼稚行動時，亦須當麵批評，善意規勸，使其深明大義，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210]此信後收入向愚編、戰時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抗戰文選》第7集。
5月20日 孟慶樹與鄧穎超參加宋美齡在廬山召開的婦女座談會，並作了《關於陝甘寧邊區婦女運動概況》的發言。會上決定把1936年2月10日在南京成立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擴大改組為全國婦女組織的總機構。
5月21日 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並告陳紹禹、周恩來、葉劍英，說徐州失守後，河南將迅入敵手，武漢危急，要準備向豫皖蘇魯敵後發展。[211]
5月22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給長江局的指示》，指出：徐州失守後，對長江以北的工作，我們有以下建議：（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領導津浦路以西、平漢路以東、浦信公路以南的廣大地區的工作；將現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幹部，大部派去，加強省委與各主要地區的工作。該省委的中心任務，是武裝民眾，準備與發動遊擊戰爭，有計劃地建立幾個基幹遊擊隊與遊擊區；用一切力量爭取高敬亭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使之成為這一區域的主力。（二）即指示河南省委，動員平漢、隴海兩鐵路線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學生、工人、革命分子到鄉村中去，組織與領導群眾，準備與發動遊擊戰爭，組織遊擊隊，建立遊擊區。（三）應大批動員住在武漢的鄂豫皖三省的學生、失業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鄉去，領導保衛家鄉與反抗暴日的遊擊戰爭；應鼓勵集中在武漢的人才大批地到長江以北的鄉村中去工作。長江局應有計劃地分配黨員到這些地方，建立各地黨的領導機關，大大發展黨的工作與黨的組織。為此目的，武漢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損失是不應顧惜的。（四）漢水流域黨的工作，應有必要的布置。（五）在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內，即應建立一個能獨立領導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務，為發展遊擊戰爭。江蘇省委即應派一些得力幹部去，並應從上海有係統的動員學生、工人、積極分子、革命分子、黨員，到那裏去工作。[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