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 師哲：《我所知道的康生》，第246～247頁。
[453] 《季米特洛夫日記》，又見《資料叢書》第17冊，第534頁。
[454] 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4期；參見徐則浩《王稼祥傳》，第182頁。
[455] 徐則浩：《王稼祥傳》，第181頁；朱仲麗：《王稼祥同誌傳達共產國際一次重要指示的前前後後》，《革命史資料》第7輯，第29頁。
[456] 即凱撒諾娃，下同。
[457] 1992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紅旗飄飄》第18輯，第57頁。
[458] 《曼努伊爾斯基、王明與毛澤東》（未刊稿）。
[459] 《季米特洛夫日記》，又見《資料叢書》第17冊，第537頁。
[460] 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4期；徐則浩：《王稼祥傳》，第183頁。
[461] 《我們黨的管家人——回憶任弼時同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圖書資料室編《中共六十年紀念文選》，第368頁。
五 回國參加抗日戰爭
1937年11月 33歲
11月14日 與康生等乘蘇聯飛機離莫斯科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1]並在迪化誣陷俞秀鬆等人，致使俞秀鬆等人被捕。
王明在1969年冬和1970年6月22日關於《王明應該怎樣回國法？》的談話中說：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後，曼努伊爾斯基提出過三次要我回去，他的辦法是：把所有在莫斯科的60來名學生和幹部都武裝起來沖回去。1936年他又提過兩次。前兩次季米特洛夫和我都沒有理他，以為他開玩笑。最後一次他又正式地提出，認為照他的辦法一定可以衝到瓦窯堡去，並且說他可以向軍事機關要槍，訓練一個月再走。我說：我不能同意犧牲60來個幹部保護我，而且如果他們都戰死了，我一個人能到嗎？季米特洛夫也認為「這樣不行，太冒險了！」從當時1936年春的情況看，王明回國的辦法有三種：一是照曼努伊爾斯基提的辦法：冒險沖回去；二是等紅軍長征的西路軍到達新疆附近；三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公開地回去。由於西路軍沒有到達新疆附近，隻好等到1937年冬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利用合法路線回去了。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這次回國是由於蔣介石的邀請。回憶中說：「從1932年到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離開蘇區前，王明曾幾次地要從蘇聯回中國去，都因交通聯繫被破壞而未回成。1936年也曾幾次地作過回去的打算，沒有成功。而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成了。蔣介石派其代表張衝到莫斯科來『請王明先生回國去共商國事』。於是我們於1937年11月14日晚離開了莫斯科。」「我們乘火車到阿爾馬阿塔，又乘飛機（重轟炸機t.Б.3）到新疆的迪化。蔣介石的代表和我們同機到達。當時新疆的督辦盛世才和蘇聯和中共的關係都很好，所以招待得很周到。」
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另一個回憶錄還說：王明以前曾多次想回國，都沒有成功，「直到1937年11月14日始利用合法路線回去——即利用蔣介石派來莫斯科與蘇聯政府談判的代表張沖曾口頭轉告說：蔣介石有電話給張，要他『代表蔣請紹禹先生回國參加抗戰領導工作』，並由張『陪同專機返國』。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決定：王明利用蔣介石這種禮節上的邀請合法回去。（因為蔣介石知道，在國共已經合作和抗戰已經爆發的條件下，王明會很快回國的，不管他邀請與否。）於是我們跟隨張沖同機飛到新疆迪化。然後由蘇聯派飛機（t.Б.3）送回延安。」[2]
在迪化期間，王明借軍閥盛世才之手繼續迫害俞秀鬆。盛世才為了與蘇聯拉關係，曾向蘇聯要幹部。聯共（布）中央就從在蘇聯工作的中國同誌中，選調俞秀鬆等25名幹部派到新疆。王明到新疆後，要盛世才「必須肅清此間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世才不知誰是托派分子，就把25名幹部的照片拿給王明、康生識別。結果，25名幹部除一人外全部被捕。1938年6月，俞秀鬆被押送蘇聯受盡酷刑，1939年2月21日被殺害。[3]
江澤民[4]回憶說：「一九三七年冬王明和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中途在新疆停下，見到盛世才。會見時，盛世才把我們的相片拿出來。盛世才問王明這些人怎麽樣。王明說：這些人都不是好人。王明還答應說，回延安後，我們把這些人的材料，給你送來。這樣，盛世才才敢把我們逮捕。以前礙於這些人是蘇聯派來的，不敢動手。」結果江澤民和俞秀鬆等人都被捕了。後來江澤民被放出，俞秀鬆和萬獻廷被送回蘇聯。[5]
吳亮平說王明陷害俞秀鬆等人，是因為俞秀鬆等人對他上台不滿意。他說：「王明十分仇恨俞秀鬆等人。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米夫讓王明上台，俞秀鬆不滿意，王明更恨他。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等在學生中不討論四中全會的決議，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這就是王明要把俞秀鬆打成托派的原因。」[6]
嵇直也回憶說：「一九三七年我回到莫斯科，被安排在內務部邊防總局工作。這期間，我聽從新疆來的人說，王明、康生由莫斯科去延安，路經迪化時，利用盛世才向共產黨投機的意圖，拋出他們可以介紹盛世才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可以從延安派人來新疆幫助盛工作為誘餌，向盛提出，必須肅清此間的反革命托派分子方可。假使這樣，還可以保證得到蘇方更多的支持。由於盛不知誰是托派，乃收集了有關照片，請王、康識別。王、康當即指出：新疆反帝總會秘書長王壽成、保安總局長張義吾、副局長任嶽夫婦、汽車局副局長江澤民、外交辦事處長（後任喀什區行政長）萬獻廷、和田區行政長鄭一俊夫婦等都是托派。並指示：上述這些人，應當即關押，就地處理。」盛世才將這些情況報告了蘇聯總領事，蘇聯總領事報告了莫斯科，莫斯科便派工作組去幫助審訊，結果將其他人釋放了，「由於共產國際中國部得到王、康的來信，致使俞秀鬆和萬獻廷被送回蘇聯嚴肅處理」，後來得知「俞秀鬆已犧牲在蘇聯」。[7]
[453] 《季米特洛夫日記》，又見《資料叢書》第17冊，第534頁。
[454] 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4期；參見徐則浩《王稼祥傳》，第182頁。
[455] 徐則浩：《王稼祥傳》，第181頁；朱仲麗：《王稼祥同誌傳達共產國際一次重要指示的前前後後》，《革命史資料》第7輯，第29頁。
[456] 即凱撒諾娃，下同。
[457] 1992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紅旗飄飄》第18輯，第57頁。
[458] 《曼努伊爾斯基、王明與毛澤東》（未刊稿）。
[459] 《季米特洛夫日記》，又見《資料叢書》第17冊，第537頁。
[460] 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4期；徐則浩：《王稼祥傳》，第183頁。
[461] 《我們黨的管家人——回憶任弼時同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圖書資料室編《中共六十年紀念文選》，第368頁。
五 回國參加抗日戰爭
1937年11月 33歲
11月14日 與康生等乘蘇聯飛機離莫斯科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1]並在迪化誣陷俞秀鬆等人，致使俞秀鬆等人被捕。
王明在1969年冬和1970年6月22日關於《王明應該怎樣回國法？》的談話中說：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後，曼努伊爾斯基提出過三次要我回去，他的辦法是：把所有在莫斯科的60來名學生和幹部都武裝起來沖回去。1936年他又提過兩次。前兩次季米特洛夫和我都沒有理他，以為他開玩笑。最後一次他又正式地提出，認為照他的辦法一定可以衝到瓦窯堡去，並且說他可以向軍事機關要槍，訓練一個月再走。我說：我不能同意犧牲60來個幹部保護我，而且如果他們都戰死了，我一個人能到嗎？季米特洛夫也認為「這樣不行，太冒險了！」從當時1936年春的情況看，王明回國的辦法有三種：一是照曼努伊爾斯基提的辦法：冒險沖回去；二是等紅軍長征的西路軍到達新疆附近；三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公開地回去。由於西路軍沒有到達新疆附近，隻好等到1937年冬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利用合法路線回去了。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這次回國是由於蔣介石的邀請。回憶中說：「從1932年到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離開蘇區前，王明曾幾次地要從蘇聯回中國去，都因交通聯繫被破壞而未回成。1936年也曾幾次地作過回去的打算，沒有成功。而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成了。蔣介石派其代表張衝到莫斯科來『請王明先生回國去共商國事』。於是我們於1937年11月14日晚離開了莫斯科。」「我們乘火車到阿爾馬阿塔，又乘飛機（重轟炸機t.Б.3）到新疆的迪化。蔣介石的代表和我們同機到達。當時新疆的督辦盛世才和蘇聯和中共的關係都很好，所以招待得很周到。」
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另一個回憶錄還說：王明以前曾多次想回國，都沒有成功，「直到1937年11月14日始利用合法路線回去——即利用蔣介石派來莫斯科與蘇聯政府談判的代表張沖曾口頭轉告說：蔣介石有電話給張，要他『代表蔣請紹禹先生回國參加抗戰領導工作』，並由張『陪同專機返國』。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同誌決定：王明利用蔣介石這種禮節上的邀請合法回去。（因為蔣介石知道，在國共已經合作和抗戰已經爆發的條件下，王明會很快回國的，不管他邀請與否。）於是我們跟隨張沖同機飛到新疆迪化。然後由蘇聯派飛機（t.Б.3）送回延安。」[2]
在迪化期間，王明借軍閥盛世才之手繼續迫害俞秀鬆。盛世才為了與蘇聯拉關係，曾向蘇聯要幹部。聯共（布）中央就從在蘇聯工作的中國同誌中，選調俞秀鬆等25名幹部派到新疆。王明到新疆後，要盛世才「必須肅清此間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世才不知誰是托派分子，就把25名幹部的照片拿給王明、康生識別。結果，25名幹部除一人外全部被捕。1938年6月，俞秀鬆被押送蘇聯受盡酷刑，1939年2月21日被殺害。[3]
江澤民[4]回憶說：「一九三七年冬王明和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中途在新疆停下，見到盛世才。會見時，盛世才把我們的相片拿出來。盛世才問王明這些人怎麽樣。王明說：這些人都不是好人。王明還答應說，回延安後，我們把這些人的材料，給你送來。這樣，盛世才才敢把我們逮捕。以前礙於這些人是蘇聯派來的，不敢動手。」結果江澤民和俞秀鬆等人都被捕了。後來江澤民被放出，俞秀鬆和萬獻廷被送回蘇聯。[5]
吳亮平說王明陷害俞秀鬆等人，是因為俞秀鬆等人對他上台不滿意。他說：「王明十分仇恨俞秀鬆等人。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米夫讓王明上台，俞秀鬆不滿意，王明更恨他。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等在學生中不討論四中全會的決議，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這就是王明要把俞秀鬆打成托派的原因。」[6]
嵇直也回憶說：「一九三七年我回到莫斯科，被安排在內務部邊防總局工作。這期間，我聽從新疆來的人說，王明、康生由莫斯科去延安，路經迪化時，利用盛世才向共產黨投機的意圖，拋出他們可以介紹盛世才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可以從延安派人來新疆幫助盛工作為誘餌，向盛提出，必須肅清此間的反革命托派分子方可。假使這樣，還可以保證得到蘇方更多的支持。由於盛不知誰是托派，乃收集了有關照片，請王、康識別。王、康當即指出：新疆反帝總會秘書長王壽成、保安總局長張義吾、副局長任嶽夫婦、汽車局副局長江澤民、外交辦事處長（後任喀什區行政長）萬獻廷、和田區行政長鄭一俊夫婦等都是托派。並指示：上述這些人，應當即關押，就地處理。」盛世才將這些情況報告了蘇聯總領事，蘇聯總領事報告了莫斯科，莫斯科便派工作組去幫助審訊，結果將其他人釋放了，「由於共產國際中國部得到王、康的來信，致使俞秀鬆和萬獻廷被送回蘇聯嚴肅處理」，後來得知「俞秀鬆已犧牲在蘇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