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為了共同建立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公開聲明：在中國人民鬥爭底現在階段，取消『中國蘇維埃化』底口號」，但「中國共產黨員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鍾也不會成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一分鍾也不會停止其為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的信徒」。同時強調：我們主張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可是，「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鍾也不允許喪失自己的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一分鍾也不允許掩藏自己共產主義的麵目和旗幟」。
9月30日 致莫斯科林信。[444]
同日 作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告。[445]
10月2日 主持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會議議程有兩項，其中一項是張烈[446]做關於中國現狀和黨的工作的報告。[447]
10月21日 與康生聯名致斯塔索娃信。[448]
10月 作七絕《平型關告捷》，詩曰：
遭逢部分板垣師，八路鋒芒初試時，
一戰平關傳大捷，共優國劣盡人知。[449]
11月7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132～133期、《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紀念十月革命20周年的文章《偉大的十月革命20周年紀念時之中國》（又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20周年與中國人民的對日抗戰》）。文章宣傳和解釋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但對國共合作的成果和進展作了過高的估計，例如文章說「已開始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已開始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政治製度民主化的過程已經開始，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日益發展」。此文發表於巴黎《救國時報》第132～133期、《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群眾》第1卷第7期，並收入1938年2月出版的葉晴編《陳紹禹（王明）抗戰言論集》、同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3冊等。[450]
11月上半月 突然宣布不準李立三回國。本來商定李立三與王明、康生等人同機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在啟程前，他不說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留下。兩個多月後，即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蘇聯內務部逮捕，坐了一年○九個月的牢。
唐純良著《李立三傳》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康生回國了。原先本來已經談定讓李立三同機回國參加抗日戰爭。李立三懷著參加偉大民族解放戰爭的強烈熱望，等待這一天的到來。但是就在啟程的前夜，王明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必須留下，使李立三回國的願望完全落空了。但是更大的災難已經臨近了。王明走後兩個月，即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蘇聯內務部突然在逮捕曾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米夫和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同時，也逮捕了李立三。從此他在蘇聯過了一年○九個月的鐵窗生活。」[451]
李思慎、劉之昆在《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一書中說：王明、康生在11月動身回國前夕，一方麵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須繼續留在莫斯科，同時又通知蘇聯保安機關：「李立三是個托派，這是一個危險人物。」他們還向共產國際誣告李立三在上海時「貪汙三萬美元」。從此，李立三的行動開始受到蘇聯內務部人員的監視。就在王明、康生離開莫斯科後兩個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獄。
師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寫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產國際活動後被逮捕下獄的，幸而未被處決。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時同誌先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時，才逐漸審查了倖存而在押的中國同誌，使他們重見天日，得以繼續為革命貢獻力量。對李立三的證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於1939年獲釋出獄。」[452]
11月11日 史達林會見王明、康生、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在座。[453]
關於這次會見的情況，王稼祥1941年10月8日下午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中說：「當王明問中國革命戰略階段時，斯答覆現在主要的是打日本，過去這些東西現在不要談。當談到軍事工業問題時，斯說沒有大炮是很困難的，蘇聯願給以幫助。談到政權問題時，斯說將來你們軍隊到了那裏，政權也會是你們的。談到戰略問題時，斯說打日本不要先打頭，這實際便是要打遊擊戰爭。」[454]
王稼祥於1968年5月寫的《我的履歷》中，也談到這次會見的情況：「當我進入史達林辦公室時，我被介紹說，這是不久才從陝北來到莫斯科的。史達林就問紅軍有多少人？我說，在陝北約3萬人。王明就插上來說是30萬。因為俄文中沒有『萬』字，而是說30千或300千。史達林就說，重要的是紅軍每個戰士都是真正的戰鬥員，而不是吃糧的。後來談話就涉及到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史達林曾說，不要害怕共產黨會淹沒在民族解放鬥爭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455]
王稼祥在《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一文中還說：「這一次王明又居心不良，他利用會見史達林同誌的機會來報私仇，說周達文、俞秀鬆二人是壞人，並在史達林麵前指責馬列學院的凱撒諾瓦[456]包庇他二位。這以前，王明苦於無機會整垮周、俞二人；不久周、俞二人被捕，凱撒諾瓦也被撤了職，王明的醜惡靈魂隨時隨地都在害人。」[457]
9月30日 致莫斯科林信。[444]
同日 作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告。[445]
10月2日 主持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會議議程有兩項，其中一項是張烈[446]做關於中國現狀和黨的工作的報告。[447]
10月21日 與康生聯名致斯塔索娃信。[448]
10月 作七絕《平型關告捷》，詩曰：
遭逢部分板垣師，八路鋒芒初試時，
一戰平關傳大捷，共優國劣盡人知。[449]
11月7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132～133期、《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紀念十月革命20周年的文章《偉大的十月革命20周年紀念時之中國》（又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20周年與中國人民的對日抗戰》）。文章宣傳和解釋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但對國共合作的成果和進展作了過高的估計，例如文章說「已開始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已開始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政治製度民主化的過程已經開始，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日益發展」。此文發表於巴黎《救國時報》第132～133期、《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群眾》第1卷第7期，並收入1938年2月出版的葉晴編《陳紹禹（王明）抗戰言論集》、同年7月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3冊等。[450]
11月上半月 突然宣布不準李立三回國。本來商定李立三與王明、康生等人同機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在啟程前，他不說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留下。兩個多月後，即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蘇聯內務部逮捕，坐了一年○九個月的牢。
唐純良著《李立三傳》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康生回國了。原先本來已經談定讓李立三同機回國參加抗日戰爭。李立三懷著參加偉大民族解放戰爭的強烈熱望，等待這一天的到來。但是就在啟程的前夜，王明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必須留下，使李立三回國的願望完全落空了。但是更大的災難已經臨近了。王明走後兩個月，即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蘇聯內務部突然在逮捕曾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米夫和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同時，也逮捕了李立三。從此他在蘇聯過了一年○九個月的鐵窗生活。」[451]
李思慎、劉之昆在《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一書中說：王明、康生在11月動身回國前夕，一方麵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須繼續留在莫斯科，同時又通知蘇聯保安機關：「李立三是個托派，這是一個危險人物。」他們還向共產國際誣告李立三在上海時「貪汙三萬美元」。從此，李立三的行動開始受到蘇聯內務部人員的監視。就在王明、康生離開莫斯科後兩個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獄。
師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寫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產國際活動後被逮捕下獄的，幸而未被處決。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時同誌先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時，才逐漸審查了倖存而在押的中國同誌，使他們重見天日，得以繼續為革命貢獻力量。對李立三的證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於1939年獲釋出獄。」[452]
11月11日 史達林會見王明、康生、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在座。[453]
關於這次會見的情況，王稼祥1941年10月8日下午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中說：「當王明問中國革命戰略階段時，斯答覆現在主要的是打日本，過去這些東西現在不要談。當談到軍事工業問題時，斯說沒有大炮是很困難的，蘇聯願給以幫助。談到政權問題時，斯說將來你們軍隊到了那裏，政權也會是你們的。談到戰略問題時，斯說打日本不要先打頭，這實際便是要打遊擊戰爭。」[454]
王稼祥於1968年5月寫的《我的履歷》中，也談到這次會見的情況：「當我進入史達林辦公室時，我被介紹說，這是不久才從陝北來到莫斯科的。史達林就問紅軍有多少人？我說，在陝北約3萬人。王明就插上來說是30萬。因為俄文中沒有『萬』字，而是說30千或300千。史達林就說，重要的是紅軍每個戰士都是真正的戰鬥員，而不是吃糧的。後來談話就涉及到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史達林曾說，不要害怕共產黨會淹沒在民族解放鬥爭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455]
王稼祥在《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一文中還說：「這一次王明又居心不良，他利用會見史達林同誌的機會來報私仇，說周達文、俞秀鬆二人是壞人，並在史達林麵前指責馬列學院的凱撒諾瓦[456]包庇他二位。這以前，王明苦於無機會整垮周、俞二人；不久周、俞二人被捕，凱撒諾瓦也被撤了職，王明的醜惡靈魂隨時隨地都在害人。」[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