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 與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首席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團駐地進行第三次會談。當鄧文儀說兩黨之間的協議是一定要達成的時，王明說：「我已經對您說過，無論如何，協定隻能在蘇區簽署，因為我們不知道紅軍目前的具體要求，所以不能代替毛澤東和朱德來簽署這份協議。關於原則問題，我們當然可以在這裏談。這不僅取決於我們，而首先取決於你們。如果你們繼續提出這三個對我們不利的條件，那麽我們很難和你們進行具體的談判。如果你或者其他來這裏的人，確實提出所有具體的不利或有益的條件，而且蔣介石也提出這些與我們談判的條件，我們才能對你們的條件發表若幹意見。但現在還難說，因為你方仍然沒有〈提出〉對我們有益的具體條件。此外，你們還缺乏誠意。」[314]
王明在《曼努伊爾斯基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態度和意見》中說：「在第三次談判中，鄧文儀提出要潘漢年同他一起回國，首先到南京，再一同到陝北去時，曼努伊爾斯基堅決地主張要鄧文儀代表蔣介石寫一份保障潘漢年安全的聲明書，並且給中共代表團30萬美元作保證金！結果便談判破裂，推遲了一年多，直到西安事變時，才又恢復國共談判。」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在莫斯科旅館內，和鄧文儀舉行談判。一共舉行了四次。在頭兩次談判中，達到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則協議。對一般條件，如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給人民民主自由和抗日自由，停止壓迫共產黨和釋放一切政治犯等，也達到了雙方原則上的同意。但是關於何時國民黨實行抗日戰爭，紅軍駐防地區和擔任抗日作戰防線地帶，給紅軍發餉和武裝等具體問題，未能達成協議，以及其他某些問題未能談妥，而暫時告以終結。一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變時，才恢復國共談判」。
同日 王明就鄧文儀談判之事，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寫信，向陝北中共中央作了書麵匯報，信中說：「南京軍事委員會介石先生於本年1月曾派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為代表親與弟及漢年麵談數次，表示同意我們所提出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原則，惟對於抗日救國之具體合作辦法有待於蔣與諸同誌直接商洽，故決定由鄧君與漢年同誌親赴南京與蔣麵商，並言定再由南京去蘇區與諸同誌協商抗日救國的合作具體辦法。」[315]
1月25日 在《國際新聞通訊》第16卷第6期發表《論蘇維埃政府與國防政府之間、紅軍與抗日聯軍之間的相互關係》，後收入《新形勢與新政策》。[316]
1月27日[317] 與康生聯名給春山[318]寫信，要他「用一切力量來建立起和恢復起交通關係」，因為「這項工作是目前有決定意義的工作」。如果這項工作不做好，200名學生則不能來莫斯科學習，「吾黨之新政策之執行人，執行吾黨之新政策之堅決優秀幹部之訓練成為大問題」。這封信還說：「最近將派楊鬆到你處作一短時期之工作」，他「除幫助你建立交通工作外，並幫助你在遠東中國同誌中招收學生」。
1月29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2期、巴黎《救國時報》第9、10期合刊上發表《方誌敏同誌等被俘一周年紀念》一文，[319]後將此文與其他文章合成《民族英雄方誌敏》的小冊子，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局出版。同時還在《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期發表《勇敢的布爾什維克——中國的民族英雄方誌敏》。
同日 在同一期《救國時報》上發表《論上海反日戰爭底教訓》。文章說：「當上海實行英勇的抗日防禦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曾經應用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共產黨員與十九路軍戰士及上海居民手攜手地在前線上作戰」。「但是，因為我們黨的個別領導同誌認為『工、農、兵、學、商聯合』的口號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採取了不正確的立場，以致真正廣大的反日統一戰線沒有建立起來。」同時，「當時中國共產黨本應當建立一切工會（赤色工會、黃色工會等）和一切工人（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反日統一戰線，以便組織全上海反日總罷工並達到武裝工人抗日的目的。但因為我們的工會工作人員，實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怠工，並犯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以致總同盟罷工的口號沒有實行，武裝工人上前線去參戰，執行得異常不充分」。
同日 致電羅曼·羅蘭，向他祝賀70壽辰：「當您七十生辰大慶的今天，我敬向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摯友，世界反帝、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英雄，國際文學界、藝術界的泰鬥，致熱烈的誠摯的敬禮！」[320]此電發表在4月10日巴黎《救國時報》第23期上，同時還刊登了羅曼·羅蘭復王明的親筆信。
同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說他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同鄧文儀的談話記錄已印好，每個文件印兩份，一份給你等；並說：「我剛剛收到鄧〈文儀〉的來信，他在信中說，他將於1月27日從這裏動身，根據蔣介石新的電報，李榮清[321]是同我們談判的南京全權代表。他請求我和博林[322]同誌等他和李榮清最近來這裏進行新的會晤。」[323]
同日 在《救國時報》發表《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人民外交委員王稼穡的最近談話》。[324]
1月 將去年11月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和《中國共產黨新政策的基礎》兩篇文章合編成《新形勢與新政策》，並撰寫題為《論兩種統一戰線》的小引，發表於1月9日～3月10日的巴黎《救國時報》第6～17期，《共產國際》中文版第7卷第1～2期、俄文版第2期，並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其中說：「兩月來的中國事變，完全證明了我們黨對時局估計的正確。」「時至今日，中華民族必需為抗日救國而統一……在今天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我們必須做到各界同胞的抗日救國的統一組織，我們必需達到全國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的統一行動，我們必需做到使全國各種軍隊達到抗日救國的戰鬥統一。我們要組織各界的統一救國會，我們要召集全中國各界同胞的統一的救國大會。我們要達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的目的！」[325]
王明在《曼努伊爾斯基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態度和意見》中說：「在第三次談判中，鄧文儀提出要潘漢年同他一起回國，首先到南京，再一同到陝北去時，曼努伊爾斯基堅決地主張要鄧文儀代表蔣介石寫一份保障潘漢年安全的聲明書，並且給中共代表團30萬美元作保證金！結果便談判破裂，推遲了一年多，直到西安事變時，才又恢復國共談判。」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在莫斯科旅館內，和鄧文儀舉行談判。一共舉行了四次。在頭兩次談判中，達到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則協議。對一般條件，如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給人民民主自由和抗日自由，停止壓迫共產黨和釋放一切政治犯等，也達到了雙方原則上的同意。但是關於何時國民黨實行抗日戰爭，紅軍駐防地區和擔任抗日作戰防線地帶，給紅軍發餉和武裝等具體問題，未能達成協議，以及其他某些問題未能談妥，而暫時告以終結。一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變時，才恢復國共談判」。
同日 王明就鄧文儀談判之事，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寫信，向陝北中共中央作了書麵匯報，信中說：「南京軍事委員會介石先生於本年1月曾派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為代表親與弟及漢年麵談數次，表示同意我們所提出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原則，惟對於抗日救國之具體合作辦法有待於蔣與諸同誌直接商洽，故決定由鄧君與漢年同誌親赴南京與蔣麵商，並言定再由南京去蘇區與諸同誌協商抗日救國的合作具體辦法。」[315]
1月25日 在《國際新聞通訊》第16卷第6期發表《論蘇維埃政府與國防政府之間、紅軍與抗日聯軍之間的相互關係》，後收入《新形勢與新政策》。[316]
1月27日[317] 與康生聯名給春山[318]寫信，要他「用一切力量來建立起和恢復起交通關係」，因為「這項工作是目前有決定意義的工作」。如果這項工作不做好，200名學生則不能來莫斯科學習，「吾黨之新政策之執行人，執行吾黨之新政策之堅決優秀幹部之訓練成為大問題」。這封信還說：「最近將派楊鬆到你處作一短時期之工作」，他「除幫助你建立交通工作外，並幫助你在遠東中國同誌中招收學生」。
1月29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2期、巴黎《救國時報》第9、10期合刊上發表《方誌敏同誌等被俘一周年紀念》一文，[319]後將此文與其他文章合成《民族英雄方誌敏》的小冊子，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局出版。同時還在《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期發表《勇敢的布爾什維克——中國的民族英雄方誌敏》。
同日 在同一期《救國時報》上發表《論上海反日戰爭底教訓》。文章說：「當上海實行英勇的抗日防禦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曾經應用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共產黨員與十九路軍戰士及上海居民手攜手地在前線上作戰」。「但是，因為我們黨的個別領導同誌認為『工、農、兵、學、商聯合』的口號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採取了不正確的立場，以致真正廣大的反日統一戰線沒有建立起來。」同時，「當時中國共產黨本應當建立一切工會（赤色工會、黃色工會等）和一切工人（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反日統一戰線，以便組織全上海反日總罷工並達到武裝工人抗日的目的。但因為我們的工會工作人員，實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怠工，並犯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以致總同盟罷工的口號沒有實行，武裝工人上前線去參戰，執行得異常不充分」。
同日 致電羅曼·羅蘭，向他祝賀70壽辰：「當您七十生辰大慶的今天，我敬向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摯友，世界反帝、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英雄，國際文學界、藝術界的泰鬥，致熱烈的誠摯的敬禮！」[320]此電發表在4月10日巴黎《救國時報》第23期上，同時還刊登了羅曼·羅蘭復王明的親筆信。
同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說他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同鄧文儀的談話記錄已印好，每個文件印兩份，一份給你等；並說：「我剛剛收到鄧〈文儀〉的來信，他在信中說，他將於1月27日從這裏動身，根據蔣介石新的電報，李榮清[321]是同我們談判的南京全權代表。他請求我和博林[322]同誌等他和李榮清最近來這裏進行新的會晤。」[323]
同日 在《救國時報》發表《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人民外交委員王稼穡的最近談話》。[324]
1月 將去年11月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和《中國共產黨新政策的基礎》兩篇文章合編成《新形勢與新政策》，並撰寫題為《論兩種統一戰線》的小引，發表於1月9日～3月10日的巴黎《救國時報》第6～17期，《共產國際》中文版第7卷第1～2期、俄文版第2期，並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其中說：「兩月來的中國事變，完全證明了我們黨對時局估計的正確。」「時至今日，中華民族必需為抗日救國而統一……在今天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我們必須做到各界同胞的抗日救國的統一組織，我們必需達到全國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的統一行動，我們必需做到使全國各種軍隊達到抗日救國的戰鬥統一。我們要組織各界的統一救國會，我們要召集全中國各界同胞的統一的救國大會。我們要達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的目的！」[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