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與回憶》說:「由於八月一日是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節和國際反戰日,所以中共出席國際七大的代表團同意把這個文件發表日期簽為八月一日,所以後來在中國這個文件就成為『八一宣言』。」


    8月7日 在共產國際七大第二十三次會議上討論季米特洛夫報告時作長達數小時的發言,對季米特洛夫報告中的政治路線和策略路線表示無保留的贊成,說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已「成為首要的問題了」。「由於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一係列空前的背叛行為(甚至低劣到按照日本的命令解散它自己的許多組織),中國的民族危機已經使挽救祖國危亡的鬥爭成為每個中華民族的兒女最神聖的職責。除了動員全中國人民,在反帝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策略的基礎上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鬥爭之外,沒有別的出路。」[238]


    王明在1967年冬談的《關於共產國際七大後書記處名單問題和其他》的回憶中說:當天他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上發言至一半時,史達林打電話給蘇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黨組書記,叫他把王明帶去一同見史達林。到後,史達林談了他對共產國際執委會名單的意見,其中有王明,並說:「王明同誌!你在主席團時和我談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我已向你說過:我同意你的意見。要考慮一下實現這一統一戰線的具體條件。我同意你關於幫助中國紅軍的要求,以後要商量一下具體辦法。暫時就這些。」但蘇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黨組書記通知史達林提出的名單後,曼努伊爾斯基提出讓另外一個人代王明作正式書記,王明作候補書記。後來曼努伊爾斯基得知蘇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黨組書記的通知全為史達林的意見,所以在七大後書記處照相時(即在季米特洛夫家裏那次),他故意叫王明坐在前排,而自己站在王明的後麵。


    8月7日晚 在共產國際七大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討論季米特洛夫報告時繼續作長篇發言,其中說:「在民族危機日甚一日的條件之下,除了我們的偉大民族全體總動員去進行堅決的、無情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而外,別無其他的救國方法;同時在共產黨方麵,除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策略而外,沒有其他的辦法能動員全體中國人民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神聖的民族革命鬥爭。」「要真正組織和順利進行抗日救國的民族革命戰爭,那麽不僅要有工農紅軍參加,不僅要有一切革命的覺悟的勞動者參加,而且要有各種政治力量和各種軍事力量的參加——哪怕參加這個戰爭的有一部分力量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和動搖的同盟者也不要緊;廣大的和各種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參加民族革命戰爭這件事實,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和必需的。我認為:在目前的時候,考慮到我們過去好和壞兩方麵的經驗,考慮到目前中國的形勢,考慮到我國人民的民族生存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我們的黨應當繼續發展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應當把這個政策極徹底地、極大膽地、極廣泛地和極堅決地運用起來,以便把全中國人民在極短期間內真正聯合起來,去進行抗日救國的共同戰鬥。」那麽應當怎樣向前發展這個政策呢?他說:「我們現在實行抗日救國政策的具體步驟應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共同向全國人民,向一切政黨、派別、軍隊、群眾團體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們提議,與我們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在非蘇維埃區的黨組織,要轉變關門主義傾向和傳統,在蘇區應當重新審查經濟政策方麵的許多問題。這個發言還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說:「共產黨員應當進行有係統的、不顧犧牲的實際鬥爭,去奪取這種領導權。」報告還說:「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中,鍛鍊出了成千上萬忠於革命事業的戰士,培植出了許多英勇善戰和智勇雙全的幹部,這些幹部不僅不怕困難,而且善於克服困難。在這些戰士當中,有出色的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才,如毛澤東、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張聞天、博古等同誌。」[239]值得注意的是,王明把毛澤東遠遠地排在曾經擁有黨內實際地位的博古之前,而且排在了第一位。


    王明的這個長篇發言,從總的看是符合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的,是正確的。但是,其中也有錯誤,如在談到國內革命力量時有所誇大,說「在一切蘇維埃區域裏,在近年來艱難困苦的戰鬥中,紅軍底實力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擴大了許多。根據敵人的中外報紙的消息,現時全國紅軍底人數已將近50萬人」,並說「還有一個事實,也可以證明紅軍在最近時期內獲得了新的大勝利,這就是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口號:擴大正式紅軍到100萬人,擴大蘇區到1萬萬人口,在最近的將來已經可以成為實際行動的口號」。[240]當時中央紅軍因為執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第五次反「圍剿」已經失敗,並且在長征初期遭到慘重的損失,可是王明還吹噓為「新的大勝利」。


    這個發言最早刊載於1935年8月9日蘇聯《真理報》,題為《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還發表於《共產國際》中文版第8、9、10期合刊,俄文版第25期,《革命的東方》俄文版第4期。同年10月,改名為《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由莫斯科聯共(布)出版社、巴黎亞洲出版社出版中文單行本。次年3月,國內出版單行本,題為《論反帝統一戰線》。抗日戰爭初期經作者修改後,收入《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等文集。[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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